赵明远
张謇的慈善思想是在近代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其源于传统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并向以促进社会改良和社会发展为目的近代理念转型，力图构建以慈善为表征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张謇借助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并以“仁爱”情怀和“牛马”精神践行其慈善主张。慈善事业与实业、教育等各项事业同步发展，共同构成南通“地方自治”的社会建设体系，成为南通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一、源泉和动力：生民之德、仁爱之情和兴亡之责
在张謇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危机和动荡之中，主权逐步丧失，利源遭掠夺，民生日益窘迫。出身于社会下层“寒籍”的张謇，自幼随父兄从事生产劳动，对民间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同时因长期的传统教育，儒家匡世济民思想在其心中也根深蒂固。张謇慈善思想来源和动力即在于此。
1894年他大魁天下之时，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随之而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张謇不仅深深忧患于国家危亡，也忧患于家乡困苦，他说：“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州，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民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当时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状况下，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权利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民本”思想始终是张謇一生事业的基本动因。张謇思想行为首先着眼于保障民生。
出于“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之目的，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厂名“大生”即意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以后兴办的企业仍多以“生”命名，如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泽生水利公司、阜生蚕桑公司、颐生酒厂、懋生房产公司等等，无不体现“民生”的重要。张謇曾对好友刘厚生说：“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这一段朴素的表白，其实阐述的是张謇一生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
传统“民本”思想的道德根基是儒家的“仁”学，即以人的内在良善情感为根基，以亲亲之情为出发点，进而推己及人，扩充为社会伦理和道德情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中国社会普遍推崇的道德风尚，是“仁”的具体表现。“仁”既是一切德性的根源和发端，又是德性的最高境界。张謇认为“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人之心，仁是也。原一己之仁，而施及人人，是之谓人之仁。”“乌乎！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凡人之欲为仁者言之也。”因此，从事社会慈善救助活动、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是人人所应奉行的基本道德行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仁”学是张謇从事社会保障事业的道德本源和内在动力。
张謇屡次反复引用“仁”的学说来说明他从事济贫救困事业是人之本性，并启发他人慈善行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此儒者之训也。诸君其有动于中乎？一钱匪少，一万匪多，各尽其力，以行其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张謇曾这样教育其子张孝若：“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记之。”为了谋求更多社会成员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张謇进一步运用了传统伦理中各种学派的人道理论来鼓动宣传：“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賙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波罗蜜。其言孔多，无事灌灌。”“墨家者流，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积善”、佛教的“布施”之说，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道德理论均成为张謇进行社会救助与慈善活动的理论依据。
张謇自幼饱受传统文化和儒家经世哲学的浸润熏陶，明末清初民族存亡、王朝更替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先哲思想更是张謇孜孜汲取的源泉，“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黎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故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袚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张謇深怀民族大义，抱定济世决心，以儒者溥泽天下、救民水火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国富民道路上。
作为状元名流的张謇曾以极大的热情介入政坛，并屡屡走上政治前台，从参谋东南互保、领导立宪运动到调停南北议和、出任农商总长等等，对于淮河治理、盐政改革、东北开发、铁路规划、运河整治等提出过计划和主张。但他的救国主张却不被当局者采纳，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吾欲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皇皇而不获效，亦犹孔子也”。虽然历经政坛的失落，但张謇仍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实现他的强国理想。他说：“余素不愿仕，而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惟志在求一县之自治，使外人见之，亦知中国尚有人在！”“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謇把儒家政治理想和绅士乡土责任结合起来，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去实践他的理想。
二、理想和规划：践行“王政”与借鉴列强
儒家传统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是张謇社会思想的源泉，他心中理想世界是儒家经典中描绘的“大同”世界、“三代”盛世。他曾作《尧舜论》，钦羡远古圣王时代升平之世：“《尧典》之亲九族，平白型，协万邦，雍黎民，定历授时，厘工熙绩，咨岳登庸，不私其子。《舜典》之察天齐政，同度量衡，命农工虞，明刑罚，敷教化，作礼乐，重纳言，慎考绩，六府三事，粲然备举。”儒家追求的就是这种“王政”——远古社会政治理想状态。其中完善的社会保障是人们追求和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主要内容，如《周礼》中就已记录了远古理想国度中“养万民”的六种保障政策，“一曰慈功，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儒家经典将这种政治理想与国家保障制度概括为“王政”，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评判标准。
“王政”是张謇的政治理想。张謇把这样的社会图景作为当代南通的发展蓝图，希望南通向这样的理想社会回归，而他本人则努力效法尧舜式“圣王”的领导风范和治国之道，“循其设施之迹，通其意而践之”。张謇曾作《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表达了自己向往远古贤君发展实业、经营地方，希望领导南通实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宏伟志向和理想。儒家的价值取向化为经营乡里理想目标，引导着张謇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
张謇曾以养老为例来说明“王政”出现的标志：“盖人必有老，使天下之人，皆得自养其老，是则养老之大者，王政是也。”他还多次引用《孟子》中“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礼记》中“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等儒家言论来阐述济贫、赈灾、养老、抚幼的社会保障措施是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王政”所不可或缺的。在张謇时代，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社会保障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凡以济政之穷，与政所不能及，通于政焉而已。”张謇基于对这个“王政不得行”时代的认识，指出“慈善”应成为“济政之穷”、补充“政所不能及”的重要手段，否则，“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得不到救助，“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因此，张謇的“王政”理想目标是力图构建以慈善为表征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延绵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迁来临之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救亡图存、革新自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维护礼教、保持安定、保持自给自足为目标的稳定而封闭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是变革，而最迫切的任务是建设和发展。西方列强军事和经济侵略同时带入的现代科学文化包括社会管理经验，给张謇这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参照和学习的范本。张謇甚至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也是因为他们的体制符合中国远古的“王政”：“朝夕环伺之强邻其所以驯致富强者，转有合于我二千年以前之政治”。
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一直在探寻一条适合南通实际的建设和发展路径。在这方面，张謇积极吸取着外来的经验。1903年，张謇对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其间参观了神户、东京、大阪、横滨等20个城市，日本社会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东游日记》中写道：日本“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事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初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孟子以晋国为仕国，余为日本真学国也”；“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义矣。”虽然，张謇在日本的治国经验中寻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但是他更多地看到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日本奋起直追、锐意进取的决心，“与世界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通过对日本及西方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借鉴，张謇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发展理念。
张謇认为：“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惟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亦多属公立。”张謇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既是传统“王政”标准，又是近世欧美通例，是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标志。因此，张謇也十分注意吸收西方的经验。在日本考察期间，张謇曾至京都盲哑院参观，对“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有用”的做法深有感触。以后他还先后考察过上海徐家汇外国教会所办的育婴堂、安老院，参观过烟台的盲哑学校。1907年他曾以美国人设立斯坦佛大学的事例来劝导江苏按察使朱某兴办盲哑学校。1912年，张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次谈话使他对南通社会保障的实施更有了具体启发。在谈话中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李提摩太的谈话使张謇深受触动，次日张謇就写了《感言之设计》一文，对李提摩太提出的四件事进行了规划，对李提摩太提出的四个方面的事项进行了规划，在已有的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实业投资350万两、卫生教育慈善40万余两的建设思路和具体项目，包括建立养老院、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等，这些计划在以后的数年中逐步得到了实现。
三、方案和成效：实施地方自治、构建保障体系
“地方自治”原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地方自治”思想得以在国内传播。“地方自治”是作为解决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基层社会的贫困落后、动荡危机的方案而提出的，其中国的实践已失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而和绅士经营乡里和建设地方的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晚期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跌落，为地方官绅经营和建设地方留下了空间，因此“地方自治”成为当时变革中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建设代名词。张謇也成为“地方自治”的代表人物，从1905年起，张謇开始高频度使用“地方自治”一词。
张謇说：“目睹世事纷纭，以为乡里士夫，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当以地方自治为务。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张謇把士大夫的乡土责任和“图存救亡”国家使命相结合，认为发展实业教育慈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才是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路径。张謇领导的南通早期近代化运动就是这种“地方自治”的典范，“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
张謇把“地方自治”概括为实业、教育、慈善三个方面，他这样阐述三者的关系：“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查地方自治，以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增进，慈善周遍，憾于以弥补。”张謇明确指出：慈善、公益是进行“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慈善”的目的是“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这是区别于传统的“善举”、“义行”等施舍、赈济活动的。通过“慈善周遍”，张謇力图在南通构建起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根植于传统的儒家“王政”政治伦理，吸收了现代西方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具体的做法，这使张謇区别于一般慈善家，而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慈善公益事业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具有明确的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近代观念，是其救国理想的重要内容和进行中国近代化开拓实践的重要组成。
南通近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在1906至1922年这十多年时间中构建出来的，与南通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社会保障的主体应是国家和政府，并借助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国家立法强制，从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和制度。张謇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呼吁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持，1912年张謇就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提出意见，希望政府增加“善举费”建造7-10处贫民工厂。在创建新育婴堂时，张謇争取的官方拨款占建造费的1/4，并有常年6000元的官款资助；三所贫民工厂是张謇利用其两淮盐政总理的职权拨盐运司6万余元建立；1914年张謇向袁世凯政府申请开发泰县境内荡地15万亩作为“南通教育慈善基本产”，很快获得了批准。但从总体而言，在当时中国政府已不能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张謇所领导的大生企业集团成为南通社会保障事业投资兴办的主体。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等企业的历年帐略中均有“善举”一项固定支出，有估计这种慈善性支出在这些企业的年度支出总额中平均占有近1%。仅大生一厂1900年—1922年的“善举酬应”支出达354710.6规元两，另还有对育婴堂的资助13901.6规元两。
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南通的社会保障体系学习了西方社会保障的形式和内容，设立了一大批社会救助、优待和抚恤的机构，门类齐全，涉及面广，对因年老、失怙、伤残、失业、疾病、死亡等无助人群实施了较大范围的救助举措，无论在规模上或形式上都与南通原有慈善设施不可同日而语。南通的社会保障事业是张謇带动下的南通社会的自觉追求，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并以促进社会改良和社会发展为目的，这与施舍式的慈善活动有着本质区别。
由于南通的慈善公益事业的门类较为齐全，特别是最需救助的社会成员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南通社会一度出现了国内罕见的安定祥和局面，给中外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的流浪汉、欧洲的醉鬼、中国的乞丐，这些街头熟悉的身影和其它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南通州是没有的。这里的工厂、农垦工程、公路建设项目有效的吸引了所有的劳动力，而余下的老弱病残则被张謇帮助设立的慈善机构很好地照顾起来了。”张謇也曾多次自豪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余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之士，目为模范县。”张謇领导初步构建的南通近代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体现了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成为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县城转变为外国友人目中“中国的人间天堂”的重要标志。
四、情怀和风范：一生奉献，“牛马”精神
张謇晚年曾这样概括其投身实业、教育、慈善三方面事业时间序列：“謇自乙未（1895年）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7年）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年）以后，乃措意于慈善。”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在长期的幕僚军旅、科举书院生涯中，张謇就有诸多慈行义举。1884年他离开庆军军幕回乡，途经山东闻逢黄河决口，沿途所见“饥寒载途、惨目伤心”，即发动亲友筹集捐助棉衣一千件发往灾区。1886年在家乡海门与父兄邀集乡人办公司兴蚕桑，买回几千棵桑苗赊于乡人种植，并送《蚕桑辑要》。1887年张謇随开封知府孙云锦治河救灾，在此期间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赈灾主张。1895年，在金榜题名后张謇回乡丁忧，仍不忘慈善活动，他在海门“举债营先君遗言欲举之家庙、义庄、社仓、石路、石桥”，次年又出资建儒寡会，优恤士族寡妇。
南通的“地方自治”全面铺开后，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劝导公众关注并加入慈善活动之时，张謇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张謇将个人的金钱收入大量资助到公益事业中去，总体出资情况难有确切的统计。张謇在去世前一年谈到他对教育、慈善等事业的资助时说：除纺织专门学校和通州师范外，他和叔兄每年承担的费用为：教育事项58440元，慈善事项22560元，公益事项4080元，总计达85080元。二十余年来，“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余元。”资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1922年，日本人驹井德三考察南通后曾这样评论张謇：“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慈善事业之振兴。”张謇慈善公益方面做付出的努力是绝不亚于实业、教育等其它方面的。
面对南通的慈善事业经费的短缺，张謇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书法来谋取善款，其中体现的高尚情怀感人至深。从1906年开始，张謇以鬻字为育婴堂筹资，当时曾计划每季以卖足五百元为止，一年得二千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然而育婴堂因所收婴儿不断增加，负债累累，张謇乃于1909年刊登启事，公开鬻字。1916年后，随着南通残废院、盲哑学校的建成，张謇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增加，他又发布了《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继续鬻字启》，在百忙中不辞辛劳，不顾年事已高，继续卖字以获得更多的经费。他说：“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济缓急，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诸君虽略损费，然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胜处，不复有沿途群丐之恼人。”1922年，大生企业集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更为困难。年逾古稀的张謇为南通的各项地方事业殚精竭虑、苦苦支撑，并再次在报纸登出《为慈善公益鬻字启》。张謇说：我“所负地方慈善公益之责，年费累百万，无可解除，亦无旁贷也。求助于人必无济，无已，惟求诸己。”这次鬻字张謇原定期为一月，每日写两小时。而事实上，张謇的这次鬻字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1924年九月初一，七十二岁高龄的张謇才最终放下了鬻字的墨笔。为此他作了一首题为《鬻字告终以诗记之》的短诗：“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径寸蛟龙泽，满眼良苗济得无。”
张謇不把书法看成怡情遣性的艺术，而是当作一种普通的劳动技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说：“人世取与之道最明白正当者，无过以劳力为金钱之交易……今仆鬻字，自犹劳力博钱也，买字者犹以钱酬劳力值也。”“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并说“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庆幸自己的书艺也能为社会公益多作一份贡献。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型”，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成就了丰功伟业。而他为构建南通社会保障体系的种种努力体现着一位伟人高尚的人生境界。早在1904年张詧、张謇兄弟分家，在他们的《析产书》中曾以这样的言辞表明二人共同的志愿：“要之此后之皮肉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1922年5月，第三养老院开幕，这是张謇用其70岁寿辰所得亲戚朋友的贺礼馈赠创办的。他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中说到：“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对于长寿的真谛、生命的价值，张謇在此有不同寻常的解读，他希望通过他的亲身劝导和示范，来帮助更多的人在慈善活动中体会人生的意义。张謇还说过：“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这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的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宗旨。正是有这样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动力，张謇成就了常人所难以匹及的事业。
（作者单位：民盟南通市委）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