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彩萍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是商品经济社会中连接生产、交换、分配等众多环节不可缺少的“纽带”，它联系千家万户，服务各行各业，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号称“百业之首”。近代中国的金融业羸弱、混乱，极不利于工商业的成长和发展，作为实业经营者的张謇饱受资金短绌之苦，痛感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强有力扶持。认为“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二十余年中，吾花纱布同业所感受之痛苦、之艰难，而徒唤奈何者一言以蔽之曰，金融关系而己。”“欲求实业之发达，民生之利赖，地方之进化，端自银行始。”
1911年张謇在大生一厂设立大生储蓄账房，当时储蓄账房主要职能是办理职工存款业务，发行“支单”“钱票”，这是张氏家族金融机构的雏型。张謇及其家族从事金融活动以此为始正式运作起来，并逐步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这套金融体系，既有一般商业银行性质的储蓄所、钱庄；也有相应的专业银行，如投资银行、外汇银行；还有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如起风险调控作用的南通联合交易所；更有地方自治性质的“中央银行”，即淮海实业银行。
可以说，张謇多元的实业活动，前瞻的战略眼光，促使他成了一名中国近代金融体制的积极倡导者、探索者和实践者，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金融思想。
一、张謇金融思想的发轫缘由
（一）实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张謇生活的时代，旧式金融机构长期充斥中国金融市场，直到1897年才成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当时的金融市场中，钱业即钱庄，以其市场份额大，服务覆盖面广而地位突出。张謇在创办和经营大生纱厂的过程中，痛感传统钱业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银行是国民经济的资金枢纽，产业发展的资本推进器，“银行者，农工商实业生计之母，而国民进化之阶梯也。”认为中国要实现国富民强、民族复兴，只有学习西方大力发展经济，尤其要致力金融事业的现代化。
（二）确立信用的现实诉求
商品经济下，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信用关系形式：赊销、预付、货币出借等，都属于一种借贷行为；信用“好”与“差”直接取决于借贷者能否及时和足额的偿还本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需要传统商业信用，更呼唤着各种新式信用工具的出现。近代中国旧习沿袭，不但信用思想十分淡薄，而且信用工具也极其匮乏，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事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不敢或出。”张謇在招股融资、生产经营中，充分感受信用制度和信用工具的巨大功效，“信用云者，不恃势力，其比例为同等享受”，张謇倡导在全社会树立起信用至上、守信如节的良好风尚。
（三）强国兴国的爱国情怀
19世纪初外资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在中国发行巨额纸币，并大量吸纳华人资本，外资银行的金融扩张，不但扰乱了中国金融业的正常发展，而且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经济权利。张謇积极倡导近代银行，期望以此来阻止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挽回国家经济权益，彰显了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爱国主义情怀。
张謇强调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划一银元，推广铜元，两者亦国权之所寄也”；1910年，张謇筹划中美联合银行。赞同借取外资，建立中外合资、合作银行，但始终坚持以不损害国家权益为前提。他曾明确提出：“借外债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在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民族资本弱小的背景下，张謇仍主张外资在中外合资银行中一般不得超过50%，以防止外方凭借资本的优势控股合资银行。以避免银行的经营、人事等项大权旁落，从而维护中方股东的利益，预防外资垄断中国的金融命脉，威胁民族金融业的生存和发展。
为保护民族企业主权不受外国公司控制，防止外国人经济掠夺购买企业股权、控制民族企业。张謇在其创办的大生集团公司章程中明文规定，禁止向外国人出售股票。例如，大佑盐垦公司和淮海实业银行股票的背面所印《附则》第一条规定：此项股票不得售与抵押非中国人，如有此事，作为无效。
二、张謇金融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创新开放的金融理念
十年寒窗人不识，一朝成名天下知。国人有着最深的状元情结，从唐朝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始至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1905年）止，共出了594名状元，而在历史上能名留青史的，却只10个人！张謇就是其中之一，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张謇的成功就源于他勇于接受新事物，开放包容的办事理念。
1. 构建自成体系、相互配套的金融体制
在金融领域，张謇在综合考察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制后，提出在近代中国建立起中央银行与地方银行相互配套，行政银行与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并存的金融体制的设想。
针对近代中国金融停滞、银根奇紧、利率飞涨、企业融资困难重重的现状，他提出由中央银行执行金融管理和调控功能，掌握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由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在国家金融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具体金融业务，“窃以为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励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之可言。”他建议清政府先在京城、江宁、湖北、广东、四川等地，试办国家银行，统一发行银元、钞票，代行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从金融体制、职能方面，弥补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局限和缺漏，张謇还建议清政府加大对地方银行的投入，各府州县分别设立金融分支机构，“各省布政司宜各设一官立之银行。”地方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授权下，执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地方银行“均设储藏”，从事储蓄和汇兑等金融业务，以聚合社会闲散资金，为实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或融资服务。地方银行还可开办金融汇兑业务，代理国家财税的征缴，“凡赋税所入，悉汇凑焉”，从而改变中央财税入库难的状况。
张謇实业救国，以大生纺织起步，涉及纺织、盐业、农垦、金融等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对生产、运销中因资金拮据而告贷无门，有着切肤之痛，故力主建立完备的金融体系，以缓解产业资本的短绌。张謇强调只有建立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等现代金融组织，才能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振兴实业之要件，必有种种辅助之机关。中央银行之外，必有赖于国民银行；银行之外，必有赖与股份懋迁公司。”他认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必须有明确的分工。中央银行执行金融调控和行业监管职能，但不涉及具体的金融经营活动。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监督和指导下，规范地执行货币经营职能，经营各种具体金融业务。
张謇所设想构建的金融体制是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商业银行为主体，专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是顺应近代产业的实际需求，符合时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具有浓厚的金融现代化特征。
2. 实施社会集资、谋求外资的融资渠道
资金能否到位以及运营资本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银行功能及业务的开展。而近代中国“母财滞涩，卒至持笥而号寒，倚困而啼饥。”当时，无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民间，财力都相当拮据，任何一方独资兴办银行都力不从心。在中央政府完全丧失民心的背景下，由国家全额出资包办银行，不仅难以取信于民，反而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如果借助民力，招集商股，银行的资金业务、股权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基于上述原因，张謇提出银行资本应当多元化、社会化，由政府、社会、个人通力合作、共同出资，举办近代股份制银行。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注入现金的方式，地方政府通过认缴股款的方法，参股民办银行，提供资金赞助。在国家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他提出由政府为民办银行垫付部分股本，“而为商民力量上所不能经营者，则政府必须以实利补助之。”早在1898年，张謇建议清政府从“昭信股票”中拨出部分款项，设立商务局，投资参股民办实业，以缓解“商力不足”，“凡绅民筹有可兴之农工商务，其人可信，其事可行，而一时集款不足者，量其利益之大小，为拨数之多寡，作为公股，与民股均计息。”1911年，为了创设中美联合银行，“謇曾亲至北京，言于载泽，请由政府暗为补助，而以国民名义承办与该团定议”并得到清政府予以300万两赞助的许诺。张謇倡导建立江苏银行时，呼吁地方政府、社会各界共同筹措资金，除地方绅商承担筹资重任之外，各级地方政府要根据地方财力，按比例认缴股份，“各州县每邑多者出公款三四万金，少者一万金，入江苏银行股。”
在当时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张謇并不是将融资范围局限于国内，而是跨出国门，放眼世界，提出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寻求外资，设立合资、合作银行。张謇亲自参与了中法劝业银行、中美联合银行、中美治淮农业银行的谈判工作，“上述银行的主要目标是把外国资本引进中国，以帮助中国的工商企业。”张謇谋求引进外资，中外合力创办银行或公司，由于国内外客观原因，计划大多流产。但张謇借鸡生蛋的现代筹资理念展现了其高远开放的国际视野。
（二）求真务实的金融举措
1. 股份制筹资、企业化管理
20世纪初期，中国金融市场已基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华外资银行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票号则掌握了官款的存放和汇兑业务，钱庄则控制了国内工商业的信贷业务。
民族银行业出现最晚、实力最弱。当时清政府准备仿效美国的金融体制，设立户部银行，执行金融宏观监控职能，对国内银行“皆有统辖考察之权，且各设例以监督之”，规定各家银行必须将集股数目、营业宗旨、营业状况等事宜及时上报。张謇认为“银行为各实业之母，天下方待实业而兴，而户部先以银行为梏，其失不止北行南辕而己。”为此，他提醒清政府，美国的金融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英、法、德等国的金融体制才是理想之选，因为这些国家“银行之性质，纯然一私家公司，所以坚商民之信，而利商业之用也。”张謇建议清政府应当参照西欧诸国金融体制，采用注入现金的方式，以大股东的身份参股民营银行，建立公私合营或民办公助的现代股份制银行。清政府还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扶持民营银行的发展，政府可以“赐以官银号之名”，允许民营银行以国有银行的名义，享受发行钞票、存储公款、有限债务等三大特权。除政府参股外，银行资本多由民间自筹，建立股份制银行。张謇在筹备通州储蓄兼商业银行时，准备由南通地方人士“先合资本十万元，凡一万股，每股十元。”张謇在《劝业银行条例》中还明确表达了“劝业银行为股分（份）有限公司”的理念。
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近代中国，如果没有官方的参与和保护，民间银行的创办和经营必然是举步维艰，但如果官方涉足其中，银行的经营活动势必受到干扰而出现种种弊端，银行的自身权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必将受到侵害。由于官商之间长期隔阂，积不相能，民间资本对政府充满了疑惧与期望，既幻想得到其保护，又想摆脱其干涉。张謇对此感触很深，呼吁政府将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治理权操于政府之手，而其所有权，则属私人。”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约束和调控下，银行可交给民间自主经营，由银行董事会按照现代经营原则，经营和管理银行，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和查账员的监督和制约。“民立银行，定政府入股之制，用人办事之权，由股东选举报部立案。政府对于银行，只可如英如德如法，自居于大股东之地位”，不得参与和干涉银行日常事务。张謇的主张可谓一举两得，既解除了民间资本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银行资本短缺问题，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2. 欲大须积小，欲厚须积薄
金融体制的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资本、人才、社会承受能力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现状，急于求成或拔苗助长。张謇本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强调银行“欲大须积小，欲厚须积薄”，“国家及各省县市镇之银行，决非平地一旦所能成立”。
张謇在专业银行建设中，一直倡导劝业银行为先的理念，兴办银行“大概以劝业为中心，以普通汇兑为手足，以储蓄为口鼻。”他在农商总长任上，“金融则思立一劝业银行”，因为劝业银行“设或有所成就，则人民生产力必可增加数倍，而商业中之贸易额亦可增加数倍。”他在农业、盐业、水利等各项建设事业中，都积极倡导“设劝业银行者上也”的理念，并为之倾注大量心血。
张謇认为可以先办普通储蓄银行，吸收民间资本，“积微成巨”等各项业务走上正轨后，再逐步设立商业、实业等各种专业银行。1902年，张謇准备仿效周舜卿的信成银行，建立通州储蓄兼商业银行，为此，他专门指出：“中国民智尚塞，商学未兴，安得各种之银行同时并建。是今日为实业计，必先银行；为银行计，必先营储蓄而兼普通商业，以储蓄资普通商业之本，以普通商业资储蓄之息，一行兼之，尤为灵通而稳固。”但如果银行发展势头良好，可以随时举办新银行，“即名为银行第一第二。”1913年，张謇告诫国人，创设农业银行不能一哄而起、全面铺开，应当统筹规划、稳步推行，“惟条例宜先确立，应请饬下财政、农商两部，会同拟定《农业银行条例》，呈候公布；并颁命令，期以若干年，全国皆应设立农业银行”。张謇筹办商业银行，就是为日后设立中央银行奠定基础，“筹集官款，并招集商款，为商业模范银行，作中央银行之预备”。
张謇稳步推行近代金融体制的做法，既符合当时中国国民的认知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助于减少传统金融势力的阻碍。如果近代银行体制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行，资金、市场、人才、习惯等制约金融发展的消极因素，将会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对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可能更为有利。
（三）诚实信用的金融准则
1. 抱诚守真的道德规范
张謇极为重视商业道德，以真诚取信社会，提高了实业信誉。张謇认为，诚信、勤奋和节俭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是事业成功的法门。他表示：“今日所愿为诸君言者，不外极平常之勤俭二字。而俭之一字，在目前尤为重要。余办大生纱厂时，不自取薪俸，事事均从节俭。盖当时资本甚微，基础未建，非此不能立足，遑论后来之发展。诸君若知此意，本余创办大生纱厂之精神，以从事银行事业，将来自能发达。言勤则办事必依定时，言俭则一切开支，务从节省，勿惮刻苦，勿自矜满，则非特本行之幸福，亦诸君将来立身之幸福矣。”他认为只有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才能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益，从而适应外国商品咄咄逼人的竞争形势。他还认为节俭可以使人们不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而把精力集中到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业之中。张謇崇尚勤俭、主张节流与开源并重、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反对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等无疑也是值得当代企业家们学习的。
张謇极为重视人格信用，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示人以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他，就不会跟随他，事业就不会成功。即使一个绝无资本的人，只要“示人以信用”，也能够“吸取人之资本”。他针对当时商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不讲信用的问题，指出“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为坚守诚信的美德，在他亲手订的《大生纱厂厂约》中明确规范了纱厂的生产流程和质量要求，以期“货必尽美”。张謇开办的企业为销售商和消费者所信任，从而使他所办的实业拥有很高的声誉。
张謇极为重视诚实守信的金融准则，时刻不忘为社会分忧。如为抑制南通联合交易所少数人操纵股市和棉纱交易上的严重超买现象，及时关闭南通联合交易所；为防范金融风险，淮海实业银行印制好的钞票库存不发。1922年，全国工商业转入全面萧条，淮海实业银行当机立断取消了发行钞票与公债的既定计划，维护了当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2. 专业规范的法规条例
随着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国内资本融通和流动日益频繁，由于缺少金融部门的监督和调控，企业的融资活动和过程基本处于无序状态，需要金融部门加强金融监管。张謇强调：“夫既商办实业矣，则其所储积和称贷之款，必得银行为之约束。”实业的兴旺发达必须以金融机关的日益完备为前提，而金融事业的全面发展更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张謇主张像银行业、保险业“此等机关，非借法律不能发生，非有法律之保障，即发生亦不能巩固。”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倒闭率较高，债务纠纷不断上升，债权关系日趋复杂，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张謇强调实业活动，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故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私计实业之事万端，故拟首订法律，……次设劝业银行。”1913年10月至1915年4月，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他全力支持熊希龄总理制定各项金融法律、法规，以期保障民族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为此，张謇恳请国会审议时能够提供方便，“謇必与全院合理谋之。遇有关于此项法案，亦望两院予以助力及早施行。”张謇推动北洋政府制定和颁布了《国币条例》《劝业银行条例》《典当业条例》《证券交易所法》《交通银行则例》《农工银行条例》等一系列金融法规、条例。
这些法规、条例反映出张謇试图以法律手段，推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解决民族资本主义的融资问题，对近代金融事业的全面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这些法规、条例虽未完备，也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但在近代中国确立起比较完整、系统的金融法规和制度，使经济纠纷有法可依，使企业的合法权益有了法律保障，推进了金融业务的开展和拓宽，促使企业融资渠道日益社会化，金融市场也益趋活跃，直接推动了中国银行业发展高潮。
三、张謇金融思想的时代价值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金融搞得愈活，财和物的流转就愈快，经济效益就愈高，经济就愈是兴旺繁荣。现代金融发展飞速，无论是其活动内容、活动对象、活动形式，还是活动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多样化、自由化、全球化的趋势；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也愈发凸显，现代金融是资金运动的“信用中介”，是提高生产力的“黏合剂”和“催化剂”，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杠杆。张謇的时代已然过去，然张謇作为我国近代卓有成就的实业家、现代金融先行者，张謇的金融探索实践及金融经营理念，时过百年，仍熠熠生辉，给人以启迪。
（一）兼收并蓄的国际视野
现代金融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化，表现在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机构全球化、金融协调和监管的国际化。
在当今世界上，每天都有大量资本在跨国界流动，上千亿资金瞬间就可转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要让现代金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服务，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出力，就要像张謇那样，站位要高，视域要广，要有“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还要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勇气与魄力，张謇在当时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将融资范围扩至国外，提出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寻求外资，设立合资、合作银行。故“不执迷于一时之得失，不计一念之取舍”，着眼于大局，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这是张謇金融思想留给我们做人做事的一大启示。
（二）信用为王的经营理念
诚实守信是张謇的为人之核，立业之本。张謇在其金融实践中，始终坚持信用为上，在《拟组织江苏银行说》中告诫言：“银行者，世界最占优胜之营业也。中国母财缺乏，市息较重。上海资本家挟母财以营汇兑存放之钱庄，基本不出十万金，获利或称是，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彼其操术，率皆信用借兑，非若银行之以货作抵，凭人作保，稳固不败也。一遇恐慌，倒闭四出，钱业首当其冲。”现代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特别是伴随着网络货币以及电子货币的产生，网络金融时代已然到来，信用已成为维系信用货币的根本保证，现代金融越来越依靠信用来营造，信用是现代金融之根本。一个人的信用亦是如此，个人信用记录如同一个人的无形资产，被人形象地称为“经济身份证”，申请房贷、车贷、就业、求职、出国留学几乎都与之相关。
在新时代的当下，务必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才能成人成才成事，这是张謇金融思想留给后人的又一启示。
（三）国家为上的责任担当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在其金融业的探索实践中，亦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面对鸦片战争后大量外资银行在华严重侵犯中国经济权利，影响中国金融业正常发展的局面，张謇忧心如焚，多次呈请政府早日确定货币本位制度，强调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在筹划中美联合银行、盐业银行、农业银行时亦旨在打破外资银行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垄断、把持，改变“悉仰给于外人”的窘境。张謇在我国早期金融业中源于“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实践探索，是其百年后仍被铭记的关键，也是我国当下企业界和金融界的宝贵财富。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