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年后查阅资料，先后在旧报刊中发现《张謇复顾实书》《中央教育会全体会员答词》。浏览内容，疑为佚文。经查对，果为《张謇全集》所未收。因两文均涉及张謇在中央教育会开幕日的讲话，兹结合有关史料，一并略作介绍。

一、关于教育会会员答词

欲说张謇的《中央教育会全体会员答词》，须先对他与中央教育会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

1.张謇与中央教育会

1910年在南京开劝业会时，张謇邀请美商组织团体来华参观。美商达赉及华尔特夫妇等四十余人应邀前来。会后，张謇与熊希龄、达赉、华尔特等人“在沪谈中美商会共营银行、航业、商品陈列所、设商品调查员四事”。次年农历四月，受沪、汉、粤、津各商会之托，张謇就中美银行、航运等事进京陈请组团访美，绕行汉口、彰德后于6月8日抵京。在京期间，适遇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奏陈有关普及教育的宪政，请准立中央教育会以利推行，并拟具《中央教育会章程》十四条，将中央教育会作为议事机关，辅助学部征集事关全国教育的意见。学部遂寻访社会名流担任会长之职，此时在京的张謇成为最佳人选。

离京返乡创业有成、十三年后再度入京的张謇，不但受到各界欢迎，更是被多位重量级人物邀请“出山”。这从当年的一篇报道中不难看出他的“抢手”程度：

张殿撰入京前后纪闻

张季直到京后，各界皆欢迎，各大老均力劝其出山，张力陈其不可就。中以端方、那桐、唐景崇、肃王、泽公为尤力：唐力保其任中央教育会会长；端方、赵尔巽力保其为东省垦务大臣；盛宣怀保其为导淮大臣。张皆力辞。闻一俟中美银行之策行，当即赴东三省调查垦务情形。

农工商大臣伦贝子于张尤异常器重，闻贝子于二十三、四等日（按：此系农历五月，即公历6月19、20日）与殿撰会商扩充实业一切问题，并拟于监国前面保，除办理东三省实业外，更请派另兼充蒙古大臣，以期切实筹维，赞襄擘画。

其实，张謇于抵京后即言明“此行以公推而来，必不可得官而去，召见后求勿涉及官禄，请先上达。”故对各方邀请均表“不就”。但他毕竟仍存有“虽不做官，未尝不做事”的心境。在此背景下，张謇对教育会长一职因“学部唐尚书敦属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再辞不获，许任半月。”

于是，经学务大臣唐景崇（字春卿，系唐景崧之弟）力邀、推荐，朝廷于6月20日下旨：“派张謇充该会会长”。同意暂任会长后，张謇于6月29日前往东北，考察垦务、学校达半月之久。回京后连续活动20多天，忙于中央教育会开会等事。

中央教育会于7月15日开幕，张謇致开会辞。在说明设中央教育会之目的后，张謇继而阐发教育之重要，并倡导救亡图强之教育：“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今日最亟须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对于如何通过教育来救亡图存，除了筹措经费、养成人才外，张謇更提倡国家主义和军国民教育。他还分析了当时的教育情形，认为心理上的“私心”、生理上的“惰力”二病阻碍着教育的发展，从而主张“救私心，当竭力提倡国家主义；救惰力，当竭力提倡军国民教育。”

2.开幕日张謇答词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央教育会于7月15日上午八时行开幕礼，除各参会会员外，学部三堂及教育会正、副会长三人出席，并有外宾数人参观。学务大臣唐景崇首先登台演说，“随由会长张季直君致答辞，毕复致演说辞。”经查，开幕日张謇演说词（按：即《中央教育会开会词》）在《张謇全集》中有收录，唯同时所作《中央教育会全体会员答词》失收。现抄录全文于此：

今日为中央教育会第一次开会之期，学部大臣莅会演说，其宗旨在集思广益、开诚布公，所以属望于全国教育及本会全体会员者用意至深、至诚、至切。全体会员等，学识经验，虽极浅陋，敢不各竭平素一得之愚，以副学部大臣殷殷之望。会员等窃念学术为世界公物，欧美各国，凡一学术，皆有万国研究会，以征集意见，开广智识，况一国之中命脉所寄之教育？学部大臣，又为主持全国教育之一人，全体会员，又各为与教育利害相关之一分子，其彼此竭忠毕虑，推诚相与之意，当不待言。惟是言必期其可行，此全体会员所当共勉，以答学部大臣之殷望者也。言之可行者，必求其见诸施行，此又全体会员所希望于学部大臣者也。顷者新内阁成立，各部行政统一，凡一部行政与他部关连者，自今以往，必有切实相维、提挈进行之效。学部大臣为内阁国务大臣之一，将来议决之案，一一见诸施行，以造教育无穷之福，而为他日进言之劝，此尤全体会员所切望于此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者也。张謇等谨代全体会员，抒忱奉答，伏惟学部大臣有以教之。

答词，亦作答辞，是表示感谢或回答在场人的致辞。由上可见，张謇是以会长身份，一方面是代表教育会全体会员答谢莅会并演说的学部大臣等，另一方面又代表会员表态：“各竭平素一得之愚，以副学部大臣殷殷之望”。张謇在答词中更期盼上下一心：“言必期其可行，此全体会员所当共勉，以答学部大臣之殷望者也。言之可行者，必求其见诸施行，此又全体会员所希望于学部大臣者也。”同时，对新内阁成立后通过各部门协作促进教育发展，张謇也有着美好的展望。

二、关于张謇复顾实书

1.顾实致张謇书

《张謇复顾实书》源于顾实的《致中央教育会长张季直书》，而顾实此书又源于张謇的《中央教育会开会词》。

顾实（1877？—1956），字惕生，又字惕森、铁生、铁僧，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光绪末年，有感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先后失败，顾实积极致力于兴教救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争存女子学堂，后被“武阳公立小学堂”聘为总教席。又因“学淹博，有文誉于时”，受聘于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学校。当年曾有评价：“顾实氏于教育一门，颇有经验，教育杂志屡载其论说。”

顾实是一个颇有个性的学者。徐珂《清稗类钞》除记其“足微跛，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四时不易也”外，还录有顾实早年乡居生活与“怪僻”个性。顾实还有“怪杰”之称，即便在他被东南大学解聘、由无锡国专唐文治聘为教授后，与唐文治学术意见不同的顾实，仍常在课上大骂唐所崇尚的宋明理学，颇为率性。

“列强竞争，尽注我国，我国存亡，全在教育。”对于张謇的中央教育会开幕日演说，顾实也认为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一定要重视教育。因其与张謇都是“教育救国”论者，故对张謇出任会长曾感“私心窃幸，为中国前途贺”。但对张謇在演讲中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教育”和“军国民教育”等教育改革主张则不予认同，于是公开发文批驳。

顾实该文于辛亥年闰六月初六日（即1911年7月31日）在《民立报》发表，当时的他任教于龙门师范学校（按：由原上海龙门书院改设，后改称江苏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停办）。因全文篇幅较长，故择其要点略作介绍：

顾文在篇首便指责张謇“为一会之表率，所言大谬于事实”，随后几乎又逐条批驳，且通篇语言辛辣，其为人、为文个性尽显笔端。顾实在文中就“吾中国救亡图强之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大力主张“社会教育主义”，因为近代交通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孤立生活为之破灭”，“单纯之国家主义不能使其国家营生活于今后之世界”，“必须与世界诸国之国家生活，为协同之生活”。进而批评张謇“提倡单纯之国家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为救亡图强之国策，必益陷国家于孤立之生活而危亡随之”。并对张謇演说中所提“有观察世界之眼光与旗鼓相当之手段”等予以嘲讽。同时，在批判张謇关于教育发展的两大阻力——心理上的“私心”、生理上的“惰力”要分别依靠“国家主义”“军国民教育”来解决后，认为“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二者互为极端，不免冲突，适应于时势而得社会教育主义调和之，使教育遂立于稳健之地步”，继而强调“惟社会教育主义为最良之教育方策。”文末更是以“为四百兆同胞请命”为名，喊话张謇“易其所提倡者而提倡社会教育主义。”

2.张謇复顾实书

《张謇复顾实书》刊于1911年9月6日《时报》第6版“来函”专栏。因篇幅颇短，兹录全文如下：

顾先生足下：

惠言承教甚至。教育主义，因时而异，方今之世，国不尽同，见智见仁，各自有说，下走不欲强人从同，即亦不敢随人作计。如先生之说，数十年、百年后，当有此大同之一日，宁以下走之喻否为重轻，无敢多言，不复有辩，先生或可以度外处之。即候道祉。张謇顿首。

细读张謇复函，他并未直接否定顾氏的主张，仅以“教育主义，因时而异，方今之世，国不尽同”等因，委婉说明自己的说法是关于当时国家、社会情况的一种主张，并以“见智见仁，各自有说，下走不欲强人从同，即亦不敢随人作计”等语，表达“搁置争议”之态度。以此亦可见，张謇复信体现了他一贯务实的处世态度与工作作风。

张謇复函还体现了其为人之谦卑，修养之高深。回头再读顾实的公开信，除前文已述指责与嘲讽，公开信里更不乏“自诩”“小题大做”“一言丧邦”“淫色厉声”“误人自误”等词及“五十步笑百步之伎俩”“于教育学术太欠讲究，做此一篇大错文章”等句。顾实在文中虽以“仆”谦称，但也盖不住弥漫于通篇的浓烈火药味。

就社会地位与影响而言，民国前夕的张謇，社会声望日隆，远非顾实可比。就年龄差距而言，张謇乃顾氏父辈之人。但从复信中可见，面对基层一线教师的公开“叫阵”，身为中央教育会会长的张謇不仅亲自回应，而且同样采取报纸发文的方式。他在复函中也没有居高临下，在这篇仅有几句话的短文中就有两处以“下走”谦称，除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张謇人格之高尚亦由此可见。

尽管本文对张謇在中央教育会演说中的主张不作考评，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所提、尤其是“军国民教育”主张，的确曾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如有以笔名“宣”连续发文《论中央教育会应提之议案》，提出质疑。也有笔名“孤愤”者发表《论中央教育会提倡军国民教育与内阁政纲之关系》，对军国民教育表示赞成。

而会场内因各自期望不一、观念不同，会议过程中更是冲突激烈：

7月21日，会议主重点讨论军国民教育案，结果是“缓付审查，于是振铃散会”。

7月24日，“讨论军国民教育咨询案，邵恒濬等演台演说，力言军国民主义非教育之根本一小时之久。陆尔奎谓军国民教育不能定名”，又有多人发言后，终表决成案并付审查。

8月1日，“中央教育会会议军国民教育，部员极力反对，会员大哗，未能决议。”

8月3日，中央教育会“再会，议军国民教育案，除打靶外一律通过。”

8月4日，即“初十日……读军国民教育案第六条，有李会员修正案。”随后辩论时，会员牟琳以此案难以实施提议取消；陆光熙则认为“断不能取消”；罗振玉则谓“教育当养成与世界共同之人格，不能以现时之情势危急而施此特别之教育。”

翻阅当年有关该会报道，“秩序大乱”“秩序又乱”等词常有出现，每次会议几乎都是争吵不断。有资料记载：在此情况下，正副会长最终通过利用主持会议之便，尽量使会议安排有利于己方。“如军国民教育议案指定审查员，学部特派员竟未得一人参与，而学部人员之不平意气，竟发见于会场中，益惹起会长之反动力，卒致此案完全通过。是皆学部之所极端反对而各行省会员所极端主张者也。此议案表决之结果，学部人员无不大失所望，而对于会长遂起非常之恶感。”

而对于这次会议，张謇也有满腹的委屈甚至不满。8月10日，《申报》刊出张謇离京前之愤言：“学部诸公既不知世界之大势，对于教育国民又无一定方针，此次所派该部会员虽不乏一二有卓识之士，然于教育原理、现今时局茫然不解者实繁有徒。”矛头直指学部官员，并对会议过程中“彼此因无谓之驳击，费时至数小时，且会场秩序之纷乱，语言之庞杂，几与剧场无异，甚者彼此谩骂”而感“气闷欲死”。他同时表明“吾事甚忙，现在惟有速求脱身之一法，早离此间一日，吾心早清净一日。至某此来对于政府诸公应尽之责已尽，应言之事亦已详言无余，将来能否见采，则非吾所敢与闻。”

查张謇年谱，他在践诺“与会适满半月”后，便于8月4日离开北京。当天的《时报》亦有张謇发起的“通国师范联合会”于2日成立，及其于4日“回南，会事由副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代理”的报道。据《新闻报》报道，会议于8月14日结束。

可以想见，张謇从最初接任会长及致词时尚抱有期盼，到面对会议过程中的各种争执等乱象，再到回复顾实公开信时的无奈，读者对其在此间两个月的心路历程当不难体会。当然，撇开当年的各种是非纷争，重读两篇佚文，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清末教育界在新旧过渡时期不同的主张与实践，以及客观评价时人在处理有关教育问题或矛盾时的态度与方法，或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