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敏
钱基博曾提出，南通文人的古文自成一派，有别于桐城派，而名之曰“南通派”。但当时南通文人抱残守缺，拒绝了钱基博的好意，还因此引发了一场论战。南通文坛虽然赢了论战，却也失了交情，最后与“南通派”失之交臂。留下一段公案，任由后人评说。
钱基博与南通文人的交集，应该始于状元实业家张謇。据杨绛回忆，张謇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结婚后钱钟书将张謇致父亲钱基博的信给杨绛看，信中张謇也称钱基博是“江南才子”。于是，杨绛用几分调侃、几分得意的笔调说：“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
钱基博与南通文人深入接触，应该始于与费师洪、蔡观明的交往，他们是同时代人，辈分也相当。钱基博偶然在该报看见了他的一篇演讲稿《诗之研究》，认为很有见地，就写信给费师洪，询问作者的经历，双方因此结识。其后，费的同窗好友蔡观明将自著讲义《文学通义》寄给钱基博请教，并赠以诗作，这是他俩订交之始。
钱基博与蔡观明书信往来不亦乐乎，其后却因学术之争不慎引发了蔡观明的不快。钱基博论及范当世之文，认为范文虽学于桐城而蹊径不同，足以与桐城派“抗颜争列”，可名之曰“南通派”。蔡观明不以为然，当即复函曰：“顷见大著，论弟与范九之文，近于范伯子，而戏目之曰南通派。此弟所不敢受，亦不欲受也。”洋洋洒洒，辩之甚切，强烈要求钱基博给予“平反”，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论战，而这场论战的核心就是范当世，张謇还不过是陪绑。
范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因排行居一，号伯子，原名铸，字铜士，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清末文学家、诗文名家、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光绪时入李鸿章幕府，常相与谈论政事，自负甚高，而终身坎坷。诗多沉郁苍凉之作，著有《范伯子诗文集》。
在初版和再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对范伯子的论述赞语居多：“（陈）三立之诗，早从通州范当世游，极推其诗；以当世亦学黄庭坚也……当世少出语惊长老；壮而益奇……当世偕同县张謇朱铭盘谒之。裕钊则大喜，自诧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其后当世弟锺、鎧相继起，世又称‘三范’。桐城吴汝纶方知冀州，当世与謇、铭盘唱和诗。当世亦乐得以为依归，遂之冀……既更世难，忧郁牢愁，一发以诗，有《范伯子诗集》，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
钱基博盛赞范当世、张謇、朱铭盘为南通文坛的三大宗师，其中除朱铭盘为泰兴人外，范当世、张謇都是南通文人的楷模。范当世是范仲淹后裔，张謇是清末状元，两个人合作办教育，共同培养了很多才俊，其中即包括上文提及费师洪、蔡观明等。张謇对钱基博有赏识之恩，范当世是钱基博推崇的古文家，费师洪、蔡观明等又是钱基博的文友，综合以上因素，钱基博投桃报李，希望勾勒出一个“南通古文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当时桐城派虽强弩之末，但南通文人的情怀却深，他们宁愿做“桐城派”的子孙，却不想当“南通派”的宗祖，这是钱基博始料未及的。钱基博提出张謇、范当世，及其后学费师洪、蔡观明等，别于桐城派而为南通派，可以理解为一次好意的试探，但南通文人断然决然地拒绝了。钱基博很可能因此大受打击，以至于迁怒范当世。
钱基博在1933年初的《青鹤》杂志第4期上发表《后东塾读书杂志》，先说范文“议论未能茂畅，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高天厚地，拘局不舒，胡为者耶？吾欲谥以文囚”；后评范诗“齐名散原，然散原诗境，晚年变化，辛亥以后，由精能而臻化机；范氏只此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矫平熟以此，而廑能矫平熟亦以此。”
钱基博对范当世先扬后抑，引发了南通文坛的不满。范当世的再传弟子冯超首先致信钱基博，与之论辩。此后，《国风》杂志在1933年5月1日，第二卷第九期刊出冯超《与钱子泉书》，第十期刊出冯超《再与钱子泉论文书》、钱基博《复冯静伯书》、冯超《复钱子泉书》，同年第三卷第二期又收录冯超《与陈灨一论文书》、徐昂《与曹君觉书》、冯超《再与陈灨一书》和钱基博《复陈灨一书》。
由原南通世界书局老板陈小如担任经理并主编的《大江北商报》也顺势及时跟进，刊登了冯超与钱基博往来书信。虽该报本身订户不多，影响有限，但由于该报发行区域以泰兴、南通、如皋为主，此次论辩牵涉的人物亦集中在该地域，因此在读者群中反响颇大，读者亦纷纷来信论及此事。报纸编辑部迎合舆论，把握商机，又结集出版了《论范伯子先生文与桐城学驳钱基博》一书。
该单行本的编辑并非完全的旁观者，而是范当世弟子徐昂的侄子徐一瓢。其后，徐昂曾在1944年《古今》半月刊杂志第五十五至五十七期上连载《记通州范伯子先生》一文，提及此中原委：“此事辩讼，首尾数月，报章亦竞相转载，余时主《大江北商报》笔政，乃汇而印为单行本，子泉闻之，亦颇减其锐兴，而后东塾所谓读书杂记，遂亦中止，不复见诸《青鹤》。”
《大江北商报》编辑部结集出版的《论范伯子先生文与桐城学驳钱基博》一书所收集和呈现的资料较之《国风》《青鹤》更为完整和丰富，且其援引了不少论战双方提到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厘清事件始末、发展脉络。在原始材料方面，该书提供了钱基博《后东塾读书杂志》评论范氏文集的原文，间附冯超按语，附录陈三立所作《范当世文集序》、徐昂作《范当世文集后序》；在书信方面，该书收录了冯超《与钱子泉书》，附录范当世与蔡燕生论文第一书、钱基博《费太公家传》、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也收录了钱基博《复冯静伯书》、冯超《再与钱子泉书》、曹君觉《与冯静伯书》、冯超《复曹君觉先生书》、徐昂《复曹君觉书》、钱基博《与陈灨一书》、冯超《与陈灨一书》、冯超《再与陈灨一书》、冯超《答陈灨一书》等，共计十通书信。
钱基博在回信中曾提到，冯超的书信是通过国专转来，“博不能强人以从同，然亦不欲苟徇风气以张门户，俟五百年后论定之可耳”。而冯超写给钱基博的第二信中则表示：“足下谓将俟五百年后论定此间，则已与来书同载敝邑各报，即听并世之君子论之，不及俟矣。”则此时两人书信或已刊布于《大江北商报》。此外，南通文人曹君觉曾中作解人，其时任通州师范学校教师，而钱基博本人也时在无锡国专任教，据冯超复曹君觉书：“顷者两校生徒无不措意此事，并闻夫子所掌教之各校学子，亦颇汲汲冀是非之判。”由此可见，此事在当地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这些都标志着这则由私人读书札记引发的争议逐渐演变成了一桩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公众事件。
“南通派”论争的焦点看起来只是对范当世个人的诗文评论，却牵涉此一时期桐城后学对桐城派文风的历史定位和认知，以及桐城派后学的身份归属问题。这一事件中，南通文人空前团结，利用了一切有利资源；钱基博寡不敌众，算是败下阵来，但口服心不服。1936年《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版印行，书中添加了不少名人，有关范伯子的内容却不增反少，被删除了近一半。其子钱锺书在《管锥编》未曾提及范当世的诗，《谈艺录》摘引了两首但评价极简，《石语》引述了他人讥嘲范当世的诗句，也算是在行动上支持了一回钱基博。
钱基博提出“南通派”，将张謇、范当世列为宗师，将费师洪、蔡观明等列为代表，应该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不熟悉南通文人的师承也是实情，在意志不申时迁怒于范当世以至于抑扬无据也绝非明智之举；南通文人维护范当世，维护桐城文脉之心拳拳，但聚众反驳也未免胜之不武。
试想当年，若非南通文人抱残守缺，而是欣然接受钱基博的好意，协助钱基博厘清南通文脉，则“桐城派”式微之后，“南通派”继之崛起，名正而言顺，岂非文坛之盛事乎？
（作者单位：扬中市太平书院）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