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郑勇

以实业家著称于世的张謇一直以务实的态度处世，在教育上也不例外，他在创办一系列学校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商人身份及商业思维在其中起着巨大作用。本文拟重新审视一下这种商业文化思维背景下的教育实践所具有的利与弊，探讨其对今天教育实践的意义。

一、务实的商业思维：张謇教育实践的第一推动力

有关商人的性格特征，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内涵，然不管其如何定义概括，总不外乎这两点，理性务实与市场意识。在张謇的教育实践中，这两种思想也同样存在并发挥着指导性作用；同时，张謇成功的企业经营又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

首先，张謇成功的事业为南通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在传统的科举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新式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办学资金的不足，但张謇企业家的身份使其能够成功克服这些其他地方束手无策的办学困难。以通州民立师范（又称通州师范、南通师范）为例，它的早期办学经费中，有来自张謇的大生纱厂每年1/14的红利，张謇能够成功说服大生其他股东的理由是，“至于师范学校，为下走以实业与教育相为灌输之原因，而通州纱厂获利所以较优于他厂者，地利实占优胜。地则通州之地也。……绅董则通州人也。以此两种原因，则通州师范学校有应享纱厂酬报之理。”（《通州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议事录》，1907）师范学校筹建的1902年即获得大生纱厂“规银一万一千二百十四两四钱五分七厘”的资金资助（《通州大生纱厂第四届帐略》，1902）；有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150顷（9900亩）垦田的收入，当时张謇提议，“通州师范学校为通海小学之母，惟有拟一变通办法，以一百五十顷之地核计四百五十股由股东拨助，即以股票照数填给通州师范及附设初、中两等农校，每年由师范视收到股息若干酌减通海及他府省就学师范及农学生学费，以广教育。”（《南通师范学校校史（第一卷）》）显然，当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尤其是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等实用技术型的学生能够胜任地方事务时，张謇说服其他股东的理由更为充足。根据《通州师范学校十年度支略》（1912）记载，从1902年5月（光绪二十八年）学校开工至1911年12月底（宣统三年），通州师范学校十年中共计收入银元四十五万一千七百十元零七角九分五厘，其中，大生纱厂所提供的红利总计银元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七元九角四分一厘；通海垦牧公司的股东捐助银元六万元；张謇本人捐助银元七万五千七百六十八元九角四分一厘。——这两个公司的资金资助占到师范办学十年总收入的41.1%，张謇本人捐助资金占16.8%。张謇能够慷慨捐资的背后显然得益于其成功的事业；不仅如此，张謇在生意场上所结交的商业合作伙伴显然也有助于学校的发展，像其兄张詧捐资银元四万三千一百六十八元三角九分六厘、沈敬夫捐资银元四千元，其余从数十至数千不等。凭借大生纱厂等企业的巨额资金资助，张謇能够在短短二十余年中在南通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相对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这显然是其他地方兴办现代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

其次，理性务实是张謇成功办学的根本原因。1902年，在张謇创办第一所学校通州民立师范时，科举制度还依然存在，新式学校对于广大的读书人而言，还不具备十分的吸引力。张謇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曷言乎必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也。”（《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张謇在洞察世人热衷科举的本质后，直白地道出入学师范从事教育的实惠性，他说，“若是则虽除官以后，终身于教育一事，而仍得与他科进取之人，同享人间之福利矣。”（《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总之，入学师范获得的实际利益并不逊于科举。在经济上，张謇参考发达国家的教师待遇标准后提出，教师待遇：任教普通小学校每月二十至三十圆、高等小学校每月三十至四十圆、中等学校每月四十至五十圆，其他专科教师每月七、八十至一百圆。（《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这个经济待遇是极为丰厚的，因为同期张謇的大生纱厂，“学徒之长二圆，历一年者一圆。”（《厂约》，1899）；张謇的同仁泰盐业公司，“上手每人每月五元……下手每月三元”（《同仁泰盐业公司整顿通章》，1903）。在科举功名上，张謇为社会上观望入学的读书人算了一笔账，从六七岁至考上进士，这十七八年中所花费每年约六十圆计总费用就已过千，还不算另外的舟车之费，“而鱼鱼而就试，得者仅数千百之一；而不得者屡丧其资斧，至于皓首黄馘而不悛悔。”（《变法平议》，1901）反不如入学师范获取功名易，只要认真学习四年即可得科举头衔，“视科举时之皓首黄馘而不能博一第者，难易悬绝矣。”（《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张謇明白，许多人从事教师这个行业并不一定出于情怀，而是只是一份谋生的差使，所以就直接点破这一层。

张謇并不是停留于理论的层面，在现实中还亲自实践着这一高薪聘师的目标：在通州师范学校里，日籍教师的月薪达80—100圆、王国维等本国教师月薪为70圆（《教育手牒》）；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外籍教师月薪为美金二百圆且提供往返川资各一次等。（《拟聘织工教员约稿》，1915）……这种理性务实的办学思路既能在科举尚存的年代里招收到相当数量的学生，更能聘来王国维、陈师曾、朱东润等名师，将以通州师范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校创办了起来。

第三，为市场社会服务、节约成本是张謇的办学思路。张謇说，“例如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女师范校友会演说》，1924）而当时张謇在其实业的运作过程中，最缺乏的是实用型技术人才，所以，他在南通本地创办的一系列学校皆以实用性为主，而且都围绕其大生集团、通海垦牧公司及地方的市政建设等展开。张謇说，“教育能随时适应，才能保吾民。南通教育向据此旨进行。所设各校，均切地方需要：为纺织业而设纺织专门学校，为垦牧而经营农校，以实业发达而创办师范。”（《暑期讲习会演说》，1925）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他的一些在今人看起来很奇怪的专业设置行为，譬如通州师范学校，竟然在现代教师最紧缺的年代里也并不全力以赴进行师资培养，而是先后附设了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等专科。（《南通师范学校校史（第一卷）》）这很明显是在为他的企业培养相关的技术人员。于当时的张謇而言，这些实用性人才的缺乏比中小学教师的缺乏更具紧迫性；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把师范学校称之为“军事之大本营”（《训勉各校员生》，1926）。

实用主义并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的办学方向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日常办学细节中。张謇说，“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能在本地采取人才，是最好的事情。”（《女师范校友会演说》，1924）所以，在张謇看来，只要能胜任日常教学，名师与本校毕业生无异，因此在通州师范学校早期的教师中，名师除了短暂任教的王国维、陈师曾（——皆不足一年）外，只有朱东润任教的时间长一点，其他基本上就没有。张謇挑选优秀学生自行培养逐步替代外籍和其他外来教师，1911年上学期，通州师范教职员连校长张謇本人在内共32人，其中本校毕业生17人；教员共18人，本校毕业生13人。（《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而且，即便那几个少数非本校毕业的教职员中，也与张謇关系密切，如江谦即是张謇在南京文正书院当山长时的门生。（《江苏教育史》）这批中国教师的薪水按张謇的标准，“愚意凡一校教习之中人之俸，必须当外人之半”（《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亦即与曾经的外教同工而半酬，这其实也是变相减薪降低办学成本的实用主义表现。

二、校企同理：张謇办学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名成功的本土传统商人，张謇未必懂得西方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理论，但是凭借多年在商场与官场之间游刃有余的经历，他洞察人性，所以他能够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作出务实的调整。

首先，张謇承认人性中对于物质追求的合理性。他说，“使人人知教员无厚利可图，而国家又无虚名维絷，试问世界真肯身殉教育者几人?其弊必致英异之上材视师范为绝路。否则，必至一为教员便索厚俸。”（《上学部条陈》，1908），无需抽象的理论，张謇凭人性和常识就可判断出，如果一味地对教师进行道德的高要求，那么这种抽象的高道德与现实生活中的低待遇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必然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国家里，“何况中国沿科举之颓波，学子歆利禄之余热！”（《上学部条陈》，1908）因此，张謇甚至主张以传统的科举功名来激励师范生，师范毕业生最优等准作贡生、优等准作廪生，“以次积资，可至尚、侍。”（《上学部条陈》，1908）在张謇看来，教师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是人性的正常流露，没有必要将教师单独送上道德的祭坛，否则只能导致英才们视其为“绝路”的灾难性后果。1906年师范学校初步渡过生存危机后，张謇就道出了曾经高薪的原因，“初因科举未停，士多观望。故豫定本校本科生毕业就聘月俸三十元，平等二十四元；简易科月俸优等二十元，平等十六元；讲习科优等十二元，平等十元。……意在鼓舞诸生就学，彼时观念则然。”（《正告通五属各小学校教员文》，1906）科举制彻底废除后，此前新式学堂与科举之间所存在的生源争夺战随之也就自然消失了，而且随着社会上师范毕业生的陆续出现，新式教师极端稀缺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此时，张謇就顺理成章地提出给教师减薪的要求，“教习月俸过重，岂非窒碍兴学之一端乎?既非鄙人创办师范之初心，当亦非诸生担任教育热心求学之素志”，所以他提出教师待遇尤其是在乡僻之区，为六至十元。（《正告通五属各小学校教员文》，1906）教师的高薪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给教师适当降薪也同样是市场供需关系得到缓解后的自然回落，这些都是张謇作为一名商人的务实选择。——当然，即便是减薪后的教师收入依然还是胜于社会上相当一部分阶层，而非后来的“脑体倒挂”。

其次，实用主义是张謇的办学理念。在张謇创办实业与教育的过程中，他深感因技术人员缺乏而带来的烦恼，“执笔论事而悔读书之少，临事需人而悔储才之迟，举世所同，余尤引疚。”（《柳西草堂日记》，1903）所以，他说，“魏武求才不必廉士有行，为其需济用也。……今通州学校亦所谓求贤之急时也，但使所请人来，能供吾用，而有益于目下之学程。即无行，吾亦用之。宁不优于徒索重资委蛇无用之外人乎？”（《教育手牒》）对于那些良莠不齐的外教，张謇内心也很清楚，他直白地说，“外人远涉重洋，其市于我者，又我所亟需之事，其有挟而贵固宜。”（《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师范学校早期的学生管劲丞回忆那些外教，“木造（高俊）性格暴躁，对学生动辄谩骂；西谷虎二考试时荒唐异常，出题不知所云，也不认真阅卷，随手在卷面上批分数。”（《通州师范的创办与发展》）而且这个日籍教师木造高俊来校仅三个月就因精神病发作而在校自杀。（《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学校赔了“殡殓抚恤费近千元”（《致内藤湖南西村天囚函》，1903）作为一名商界精英，张謇对这些教师的素质有所察觉，但当时新式学校尚在萌芽期间，能够胜任新式课程教学的教师实在缺乏，物以稀为贵，在“又不得不延欧人以司其命”（《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1914）的时刻，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但在给王国维的私人书信中依然表达了他的不满，抱怨“吉泽（师范日籍教师，笔者注）久不来，甚不合信义”（《教育手牒》，1903）。

第三，在张謇看来，学校本质上也是企业的一种，投资教育就是投资实业。他说，“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柳西草堂日记》，1903）所以，他的口号是：“父教育而母实业”（《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1907）、“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学校开学演说》，1907）、“实业为教育之母”（《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1921）……在张謇的理念中，教育与实业是一体两面，教育即实业，“以实业来补助教育，又以教育来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就是教育所至；教出人来，就是办事的人才。”（《暑期讲习会演说》，1925）“世须学为用，学随世而异……苟无济于世则无为贵儒。”（《孙征君墓表》，1920）当学生尤其是纺织科、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等实用技术型的学生能够胜任地方事务时，更是强化了他的这种教育观。当时大生纱厂的外国工程师汤姆斯一个月只到厂三四天且往返通沪的费用另付的条件下，日工资依然达规元14.7两、年薪高达5292两；机匠忒纳年薪1000两，且只要机器能转动就可数月不来而薪水照支，来厂时往返费用及饮食费厂里也另付。为了这几个外国工程师，厂里还专门建造小洋房、聘请西餐厨师。在大生纱厂1900年的档案中，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与大生毫无关系的外国人，他们的费用账单计288英镑2先令11便士，尽管张謇在上批了“不知何人所用”流露出不满，但依然还是支付了这笔费用。（《大生系统企业史》）1920年，大生三厂建设时，因洋房未竣工，尽管张詧将外国工程师留在家中招待，但外国工程师依然苛责招待不周，态度倨傲，只住两天便扬长而去。后大生三厂的机器由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学生自行组装完成，张詧很满意这批学生既省了钱又争了气。（《大生系统企业史》）教育开始反哺于实业，教育投资也开始获得了回报。

三、商业思维的过度：张謇教育实践的不足

张謇的企业家背景及思维固然能够确保他的教育实践良性运行，但过于强调实用的办学观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的弊端，尤其是过于强调实用主义的办学理念又与现代意义上的促进个体的自我觉醒、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去甚远，为更长远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首先，过于强调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必然带来教育的短视。张謇对于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并未深入地研究，他的教育理论资源由传说中的上古三代与短暂的日本之行所获得的经验两部分组成。在教育理论上，他认为周代的学制已经完备了，“其理论合于师范养成教员之用。”（《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1909）他理想的教育目标则是倒过来用欧美各国教育家理论“合我三代学制之旧”（《通师开学致教习监理辞》，1903），普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初等小学教育必须改良之缘起》，1908）在他所创办的通州女师，张謇定下的教育目标更是与现代教育风马牛不相及，“女知向学明义礼，相夫教子，可与古之贤母令妻比”（《女师范学校歌》）、“葛覃为先王风化之大原，躬俭尊师，合周礼九嫔所职；范书传列女才行为世典，教书至学，录班昭七篇亦云。”（《题女师范学校》）——总之，在张謇的心目中，普及教育的目的无非就是便于男子的“纳税征兵”与女子的“相夫教子”。1903年，张謇在参观日本学校时，日本学校严明的纪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其影响，张謇崇尚纪律而非自由，“诸生知教育何义乎?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若为一时自便，而执流俗相传自由之说相抵制，是以自甘放任之人而处愿受干涉之地，非独人与地悖，亦行与愿乖。”“即日本各学校公德增进分数之多无过军人，其公德之最易见者在服从”（《师范学校年假演说》，1904）日后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军队无共和，学校无共和”。（《论严格教育旨趣书》，1912）事实上，军队强调纪律强调整体有助于其在非常时期的高效率运作，但教育与之不同，对个体的忽视易导致学生视野的不开阔、个性被压抑甚至理性思维判断力的缺乏，最终影响公民社会的养成。

可以这样说，张謇的教育实践中，有现代校舍却没有现代教育，因为现代教育目标强调的是“人”的自我觉醒、强调的是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于缺乏“人”的现代化观念，所以张謇的目光就始终局限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上，陷入了功利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的陷阱之中；而实用主义也必然会对教育中所谓的“无用”部分进行舍弃，最终也舍弃了那些“无用”的仰望星空者。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缺乏现代思想的启蒙，学生只是获得教学形式及内容上的部分改良，没有达到思维本质改变的目的，这种教育也谈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张謇终其一生都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强大首先依赖的是个体的现代化，而非单纯的器物层面。

其次，大批毕业生留校工作固然有助于缓解师资短缺、节约办学成本，同时也有助于实现本国教育独立等优点，但其后遗症也颇多。以通州师范学校为例，于学校而言，大量熟人关系的存在必然增加人事关系上的复杂性，朱东润后来回忆通州师范学校实际负责人于敬之和顾怡生都是南通师范第一期毕业生，“但是由于情绪上有抵触，两人互相牵掣。”（《朱东润自传》）于个体而言，同质化的教育生长环境必然产生学术的近亲繁殖，管劲丞回忆，“通州师范历来的教师，都不曾有人向学生谈论过学术思想，教师们本身也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即使有人多读些书，无非为教课和作文而已。”《通州师范的创办与发展》）这种弊端在办学早期或许还不明显，甚至还可以认为是学术的薪火相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越积越深。据1950年8月的统计，当时全校教职员42人，其中24人是通师毕业生。（《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同期进入南通师范学校工作的王亦群就觉察出本校优秀毕业生在小学工作若干年后回校任教的弊端，一是容易造成水平逐代递减，二是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调入，使学校不能增加新鲜血液。（《杏坛行知录》）所以，早期的南通师范学校里，名师除了短暂任教的王国维、陈师曾外，只有朱东润略长些，其他基本上就没有；学生中也鲜有专业上的领军人物，与其历史地位极不相称，朱东润不无遗憾地感慨道，“这个学校尽管是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却始终停滞不前，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朱东润自传》）不仅张謇创办的师范学校是这样的经历，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也同样的命运，在1922年中国的主要大学与学院名单中，南通大学已经是当时中国的主要37所大学之一（《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表），然而后来的发展却一直止步不前。——这些结果是非常可惜的，但追根溯源，恐怕也是源于早期张謇的实用主义办学观播下的种子。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张謇的商人身份与商业思维成为其教育实践的第一推动力，但是过于功利主义的商业思想成为其更为长远教育发展的障碍。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