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师范学院  李巨澜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学界对张謇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涉及思想、政治、实业、教育、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而其中着力最多者则为张謇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关于张謇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先后有“杰出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先行者之一”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长江中下游近代经济文化的开拓者”等宏观认识，同时亦有许多学者从微观角度对张謇与通海地区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研究。这些评价都实事求是地反映出了张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但笔者注意到目前尚无专文对张謇与苏北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苏北，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上之相对性。它与“苏南”相对，指江苏省境内长江以北地区。“苏北”这一概念产生较晚，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是为取代“江北”概念而创造产生的。清代，江苏被划分为江北和江南两大区域，分属不同的官员管辖，江南包括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直隶州，为鱼米之乡、天下财赋重地，主要由驻扎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管辖；江北则有徐淮扬三府、通州、海州二直隶州和海门直隶厅，由驻扎在江宁的两江总督直辖。江北除沿江地区外，其余皆地瘠民贫，但因黄、淮、运交汇，地位亦十分重要，运河一线城镇尚属繁盛。及至清末民初，江北日渐衰败，社会动荡，大量乡村人口迁徙江南，江北人因之遭受歧视。“江北”一词从而成为带有落后、贫穷、愚昧等特定含义的贬称。到20世纪30年代时，陈果夫出任江苏省主席，提倡去除地域成见，将之改称苏南、苏北。虽然此前亦有苏南、苏北的提法，但大量运用则是在此后。后来江苏又有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的划分方式，“苏中”概念出现于抗战时期，当初是为了对日伪势力的强弱加以区分而进行的划分，苏中主要包括沿江的南通、扬州、泰州等地。后来以其划分恰与江苏全省自南而北呈梯度降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切合，遂被社会所广泛接受。

就地理位置言，苏北属于沿海地区，且与西方影响在中国的辐射源——上海为一江之隔，相对较易感受外界之变化；但其社会发展却十分落后，因运河淤塞，津浦铁路绕道皖北，其交通闭塞、经济凋敝、社会文化落后，有如内陆。“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近代以来，苏北一直是中国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区域”。而张謇经营之下的南通，作为“中国近代化第一城”，却成为苏北一颗耀眼的明珠，与苏北绝大部分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张謇除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南通现代化建设外，还十分关注苏北其他地区的发展。其与苏北区域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关注，而且制订全面规划，投入资本，参与经营，可谓是苏北现代化的规划者和身体力行者。

一、张謇对苏北现代化的全局规划

在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中，张謇具有独特的全局发展思想：以“父教育而母实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强调了发展实业和教育对救国图强的重要性；以“村落主义”为代表的地方自治理念，强调了由点到面，循序渐进推进现代化建设。张謇的全局发展思想不仅体现在南通现代化进程中，而且也在整个苏北区域发展方面有充分表现。

张謇关于苏北现代化的全局发展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04年的《徐州应建行省议》中。当时“英之兵舰梭织于长江，德之铁路午贯于山东”，“駸駸焉英将由长江而北规，德将由济南而南越，各逞其强，各均其势，得寸进尺”，他感于时势之忧，因而提出以徐州为中心，将苏鲁豫皖四省各析出部分州县，成立新行省之建议，提出徐州建省有“二便”和“四要”，并委托江苏巡抚端方代为奏请朝廷。其中“四要”就是张謇有关苏北社会发展的完整规划。

所谓“四要”，概言之就是“训农”、“勤工”、“通商”和“兴学”。

张謇认为“训农”是苏北发展的第一要义。苏北地方“河滩海壖，荒地辽阔”，但因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旱灾害频发，“山童野濯，河废湖淤”，“蒿莱满目，弃货益多”，致使“广种薄收”，应该用办“农场”的办法促进耕作技术的改进，兴修水利，“远寻楚汉陂屯之遗，近采靳辅沟田之议，大开农场，示以试验，人歆于利，效法必多”。

张謇从其创办大生纱厂的亲身经历中知晓工业发展对一个地区的重要意义，他针对苏北物产丰饶，但工业发展却相对落后的特点，提出“勤工”为苏北发展之二要。“农既生物，待工而成。徒恃旧工，不可以尽物利；徒适陋俗，不可以塞漏巵。”并且以徐州蕴藏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例，加以具体规划设计，“利国矿产，载在方志，石煤之富，近益彰明。就产设厂，可造枪炮，可造农工一切应用机械”。然后以苏北的农产品为原料，“因麦以磨面，因豆以榨油，因粱粟以酿酒，因油蜡以制烛皂，因牛羊皮以练革，因蚕以良绸帛，因砂以为玻璃”，“或自无而有，或自粗而精，俱可相度土宜，生财利用，原料成熟，人渐于勤”。

第三是“通商”。他深知现代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故提出“无运道无以利工商，则铁路宜筑，轮船宜行”，“无电报无以利工商，则支线宜次第连属”，“无赀本无以利工商，亦无以利农，则银行宜大小贯输”等具体主张，以利经济发展。

第四是“兴学”，主张政府开办新式学校，“宜省先立一师范学校，县各立一高初等小学校，是二校者，皆宜官赀”。强制民众接受教育，“官既倡之，政用强迫”。然后再次第开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人才，“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手工徒弟，学亦宜先”。这样才能“肇国民”，兴旺国家，“庶几标本兼图，缓急不匮。民智苟启，民生自昌。国不患贫，何至患弱”。并且强调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为要中之尤要”！

从“四要”来看，涵盖了农工商学，包括农业、垦牧、采掘、加工、交通运输、水利、金融、教育等各领域，张謇此前提出了各种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思想创见已基本纳入其中，举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棉铁主义”等。而且张謇设计的这个发展规划也是针对苏北实际情况制订出来的，诸如垦荒、兴修水利、开采徐州煤矿、制造玻璃和举办各种食品加工等，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见地的、周密的，且具备可行性的发展规划。

张謇之所以能够制订这样的一个全面发展规划，主要归结于他在经营实业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全局发展思路。“张謇当时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从经营事业的开始便有一个全局观念。从经济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工厂，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企业体系；从教育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学校，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文教体系。同时，他的事业又并非局限于实业和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要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从1896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01年成立通海垦牧公司，张謇对南通地方现代化建设已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思路，1903年游历日本过程中又大受启发，深感整体规划、循序渐进的重要，“凡事入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自从日本归国后，他认为，任何发展都要涉及到政治、教育、实业，就三者关系而言，“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学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作为一个兴办实业、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士大夫”，应当融通其中，“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同时，张謇对苏北的了解也有助于他制订出一个切合苏北地方发展的整体规划。早在青年时期，张謇就利用游幕之机遍历苏北各地，对于各地之物产、道路、民情等有所了解。后来创办实业，更是希望能以南通为样板，“次第经营实业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然后由近及远，向周边地区辐射，进而影响全国，构建一个“新新世界”。事实亦正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謇的事业也逐渐从南通一隅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推进。日本人驹井德三即将“东北滨黄海，南临扬子江，西接安徽”的整个苏北大平原视为张謇的事业地。

二、张謇与苏北现代化建设

张謇不仅创见性地提出了苏北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规划，而且付诸以行动，亲身参与苏北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促进苏北地方发展，改变其落后面貌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凭借着对苏北历史、地理的了解和掌握，他认为苏北的发展应以治理淮河和开垦荒滩最为重要，故论及张謇与苏北现代化之关系，亦主要集中在水利、垦荒等方面。

1.张謇与淮河治理

“以名进士才猷，为幕为官为农为工，实事求是，虽及暮年，犹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具大丈夫魄力，治江治淮治湖治河，厥功未成，遽登觉岸，怅狂澜汲汲，谁与挽回。”这是张謇去世后，时人所赠之一幅挽联。它非常精准地刻画出了张謇一生孜孜于水利治理的生动形象，尽管“厥功未成”，“狂澜汲汲”，但其“大丈夫魄力”永远铭记在世人心中。而在张謇一生的水利事业中，以治淮用力最巨，成就亦最彰。

早在张謇年轻时，他目睹苏北地方因水利失修，淮河尾闾不畅，水旱灾害连年，人民颠沛流离，社会凋敝破败。“怦怦心动，以为淮不治，江北无宁日。”此后遂以治淮为终身之志。据统计，自张謇1887年第一次发表有关淮河问题的文献，到1924年为导淮测量处成绩目录撰写的序言，共计约有70余份。这些文献反映出张謇对淮河危害的分析、治淮方略及其治淮感言等等。

张謇认为淮河泛滥是苏北等地的灾害根源，“所谓受灾之源者，淮水也。淮所以为灾者，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他设想经过治理，“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国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机无逾于此”。

为了治理淮河，他曾经多次亲身沿淮勘查，又仔细研究了历代治水名家的著作和方案，主张“良以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应及千里之外；治目前之河者，推算应在百年之后。使非统筹远虑，将来流弊丛生”。最后总结出了“统筹全局，蓄泄兼施”的治淮方略。1913年任导淮督办时，发表了《导淮计划宣言书》和《治淮规划概要》，提出了“三分入江，七分入海”的“江海分疏”设想，后来又在实践中吸收了专家的意见，修改为“七分入江，三分入海”，比较科学地解决了淮水出路问题。他还主张将淮河下游的治理与中游相结合，进行总体整治，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淮河的危害，“非大治淮水，上自颖凤，中贯泗徐，下澈淮海，穿辟大河，使水有顺轨安流之势不可”。

1919年至1925年间，张謇又任江北运河督办。张謇在任时，一面组织人员继续测量淮河下游各河水位流量，一面举办江北运河修堤工程，疏浚其淤垫，巩固其堤防，修复其闸洞，以保持江北运河畅通和洪水宣泄。

张謇还非常注重水利人才的培养。他认为现代工程人才的匮乏是制约淮河治理的重要因素，“若举其重要之工程，不得富于学术、习于经验之人分任其事，窃恐费时而无功，糜款而无效”。故他先于1906年在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1908年又设土木工科，最早培养出了一批水利人才。1915年，以培养导淮人才为宗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水利人才的培养对于近代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张謇领导的江淮水利测量局、导淮测量处，先后用了12年时间，共测量“淮全部首尾，沂沭运全部肢体，与淮、运、沂、沭有关之大小支河脉络”，并且绘制出了所有河流的平面图、断面图及湖泊的平剖面图，还有流量、气候、雨量、含沙量各种数据。这些水文测量记录及淮扬徐海平剖面测量等图籍资料，后经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汇编成书。今在《张季子九录》中尚附有《江皖北实测水道摘要图》、《沭泗沂水道图》、《淮水入海施工计划图》、《淮水入江施工计划图》、《沂水入海施工计划图》、《淮沭沂归海水道图》、《中运河施工计划图》、《里运河施工计划图》等22幅以及《江淮水利计划施工以后各处洪水位及河底高度表》，为后来导淮计划的制订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科学依据。

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张謇的努力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支持和采纳，他虽然为之奔走呼号，却始终难以有所作为。但是，没有能够付诸实施的方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张謇的导淮计划方案，对以后各个时期的淮河治理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此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导淮和新中国的治淮都是以张謇方案为基础制定的。

2.张謇与苏北沿海垦荒

治淮是为了解决苏北的民生问题，但受资金、技术和政局等因素影响，难以举办，遑论收效。更为现实可行的则是在苏北沿海推行开垦荒滩，发展垦殖事业。张謇自1901年组织成立通海垦牧公司后，在他的带动与影响下，几十年间在苏北沿海出现了一个垦荒热潮，对于促进苏北农业和社会发展贡献极大。

1901年，张謇在大生纱厂根基渐固后，开始将精力转向农垦事业。他招集股东，“仿泰西公司集资”，购进黄海之滨南通吕四草荡、荒滩12.3万亩，建立起通海垦牧公司。他在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办垦牧的宗旨：“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为国家增岁赀，收本富之利。”经过统一规划开发，十年之后，原本“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焕然一新，“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

此后，在苏北沿海，南起南通，北抵赣榆，在绵延近千里的滨海平原上，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海州、赣榆等地，70多家盐垦和垦殖公司接踵而起，将大片滩涂经开垦变成了粮棉基地，昔日的草荡荒地成为“阡陌交通、田庐相望”的棉垦区，比附近大部分农村都要更加富庶。在这些公司中，除张謇创办外，其他也大多与张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支持或影响带动。位于今天连云港的海赣垦牧公司就是一例。1905年，沈云沛和许鼎霖二人仿效张謇的垦荒之举，筹集资金42万元设立海赣垦牧公司，在海州和赣榆附近的荒滩上从事屯垦。海赣垦牧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得到张謇的鼎力相助，后来曾一度和大生公司合作，其成案和组建都是仿照通海垦牧公司。为保证垦事顺利进行，张謇不仅提供借款，还亲自为沈、许修订“海赣垦牧公司呈稿”，又专门派人进行协助，帮助办理日常事务。经过张謇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公司在围田垦荒、开发荒滩涂、耕种养殖等方面取得了大面积的收获，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张謇的垦殖，并非是在沿海荒滩上复制了传统小农经济，而是尝试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公司形式引进沿海滩涂开发，用资本主义集资方式改造落后的农业部门，建立资本主义商品农业。这也是他推进苏北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垦荒，苏北沿海荒滩变成了膏腴良田，沟河纵横有序，道路交错井然，棉田阡陌相望，工厂、集镇、学校星罗棋布，“俨辟桃源”。这不仅促进了农田技术的传播和垦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近百年来苏北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张謇对苏北工业、交通的推进

张謇还积极参与苏北地方的工业与交通运输事业，对其发展亦具有相当的推进作用。

（1）工业方面。张謇主要从1904年开始参与苏北的工业。而此前的苏北工业仅有寥寥数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是徐州煤矿，先由胡恩燮于1882年创办，后由吴味熊在1898年接办，总共投资近百万元，但因为运输、设备和市场等方面问题，经济效益不佳，一直处于惨淡经营状态。另外还有1898年沈云沛创办于海州的临洪油饼厂和1901年陈琴堂在淮安创办的源丰实业公司。

1904年6月，张謇与许鼎霖等商议合作创办宿迁耀徐玻璃公司，拟“就徐州府宿迁县境设厂制炼，先集股本银五十万两”，并将集股章程二十条呈送商部，不久即获批准，且取得“在徐州境内专办十年”的垄断经营权。1905年春又亲赴宿迁勘察厂址，督促筹建，还从国外引进“工速费省，巧妙绝伦……实为各国所无有”的“新发明专利玻璃机器”。同时，张謇亦有利用徐州丰富的煤铁资源发展实业的计划，他曾于1905年春天专赴徐州，拜访徐州道袁大化，与其共同察看徐州的白土山煤矿、贾家汪煤矿和利国驿煤矿等，“铁石则触处皆是，若就近得佳煤以为用，大利可兴矣”。

当然，因财力、精力所限，张謇主要以合股经营形式参与苏北工业，规模和投入的资金都不算大，但他有关苏北工业发展的思路是正确的。张謇认为苏北除利用各种矿产资源，发展采矿业外，还应该利用好丰富的农业资源，积极发展各种农产品加工业，“因麦以磨面，因豆以榨油，因粱粟以酿酒，因油蜡以制烛皂，因牛羊皮以练革，因蚕以良绸帛”。

（2）交通运输业。在张謇的认识中，交通处于事业成败的枢纽地位，他认为“地方之实业教育，官厅之民政军政，枢纽全在交通。交通以道路河流为两大端，河流汇贯，则士农工商知识易于灌输；道路整齐，则军警政治效力易于贯彻”。故张謇在大力发展南通地方交通运输事业的同时，也比较注重苏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其贡献主要表现在内河航运和苏北铁路规划两个方面。

张謇一直非常重视现代轮船业的发展，他先后创办有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达轮步公司和达通航业转运公司等现代运输企业，其中1903年设立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主要从事南通至苏北各地的航运，其航线“东迄吕四，西经如皋、泰县、江都而达清江浦，旁达下河东台、兴化、盐城各县”。到1918年，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已拥有各式小轮船20艘、拖船15艘，经营内河航线10条。公司轮船均以“达淮”、“达浦”、“达扬”、“达泰”、“达邮”、“淮宁”等来命名，此亦反映出轮船的航运线路。1904年设立于上海的大达轮步公司主要经营长江航运，其中上海至口岸航线在1911年后延伸至扬州，将苏北腹地与上海等地沟通了起来。大达内河航运公司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加速了南通地方实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苏北各地区乃至苏皖等省的贸易往来。

铁路方面则主要是对于苏北铁路的规划。当时中国的铁路建设多在江南展开，如1903年兴建的沪宁铁路。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兴起后，各省均拟自办铁路，张謇等受此鼓舞，亦于1906年5月成立苏省铁路公司，以商部右丞王清穆为总理，张謇、许鼎霖等担任协理。6月，召开会议，修订路股章程，规定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信成银行等为公司储股银行。江苏铁路公司筹设南北两线，南线拟自沪宁线接通苏州至嘉兴段，北线拟自清江接通沪宁、津浦两线。张謇十分重视北线建设，多次奔波于大江南北，以促成北线铁路。如1907年1月，他赴清江浦先拜访清政府驻江北的最高官员——陆军部右侍郎兼江北提督荫昌，向其商借铜元局为江苏铁路北线驻浦事务所；后拜访淮扬道杨文鼎，提出“以工代赈”建议，一方面解决滞留在淮的大批水灾难民问题，另一方面又给铁路建设提供了劳动力。1909年3月，与许鼎霖等共同查勘北线工程的车站、道路等建设情况。但不久即因为政局动荡，北线工程中途夭折，只在清江浦留下十多公里的断头路。尽管苏北铁路没有建成，但张謇关于苏北铁路的规划以及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

张謇与苏北现代化的关系突出反映出张謇的区域发展思想和自治理念。他认为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逐步向外推广，进而实现更大区域的现代化，他并不以南通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模范县”为满足。章开沅先生即指出：“张謇的地方自治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通海地区的狭小范围，不仅着眼于江苏全省的规划，而且还想把这种地方自治的模式推广扩大到全国。”张謇首先制定了有关苏北现代化的全局规划，其后在淮河治理、垦荒、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等方面次第推进。可以想见，倘假以时日，第三步着手的必定是现代社会的构建，包括各种社团组织的设立、新式教育的创办、蛮风陋习的改造等等。然而由于苏北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同时受各方面条件局限，张謇无法将南通的经验模式在苏北进行复制；在制定了苏北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规划后，亦无力全面铺开推行。但我们不能也不应低估张謇的贡献，特别是他为苏北现代化制订的全面发展规划，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