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广丰

周家禄与张謇、顾锡爵、朱铭盘、范当世并称为江苏五才子。他们在青年时代意气相投，关心国事，躬行变革，研讨学问，因此有人称他们是江淮文人集团的领军人物。在江苏五才子中，顾锡爵说周家禄“生平见知者多以文事”，而周家禄自己“亦毅然以文事自任而不疑”。张謇说“（周）彦升博达，善属文”，“刻意好文，又好为考据雠校之学”。周家禄用毕生精力将横溢的才华形诸笔端，特别在考据雠校之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30种共102卷著作传世，被公认为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

张謇一生与周家禄交往密切，视周家禄为“文字学问之友”。周家禄逝世后，张謇感叹“又失一老友”，撰挽联说，“君负文誉，校《晋书》尤勤，故属联引晋人况之”，在挽联中将周家禄比作《晋书·文苑传》中的曹毗和袁宏，袁曾为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曹则因仕途不得意而致力文学，从而表达了对这位老友高度的评价和无限痛惜之情。

周家禄（1846——1910），字彦升，一字蕙修，晚年自号奥簃老人。其先人于元末自湖南常宁迁崇明，清初由崇明迁通州之西川港沙，应当属于长江北岸复涨新沙的最初移民。光绪三十三年（1768）海门建厅后，周氏占籍海门。据周家禄自己说，其可考先祖直到他本人“十四世皆种田食力，间读书应科举”，家境很坏，从师时甚至“贫不能具脩脯”。

周家禄从小勤奋好学，“自为儿时不好嬉戏，诣戚友必挟书自随”，很早便显示出卓越的才华。最早赏识周家禄的是曾任大理寺卿和福建、江苏学政的国学大师李联琇。“咸丰十年（1860），李联琇因病告假归江西故乡，行至常熟时，正逢太平天国进军苏杭，无法前进。（海门）茅炳文知道后，立即派子铁卿（即茅铮——笔者注）赶往常熟，把李联琇全家迎到海门，安置在本宅附近住下”。茅炳文的“本宅”即在周家禄所住的川港。“（李联琇）先生无事，尝散步乡间，入一村塾，见塾案有学生所作之《牵牛花赋》，先生大称异之。识其人，叩其他所业。其人则周家禄也，年裁十六七。（实为14岁——笔者注）……周、茅故有连，茅以先生器重家禄，则引与其诸弟读。家禄因大得茅氏藏书读之，业顿进”，“李联琇在海门住了四年，曾任师山书院院长两年”，周家禄受其亲灸自然是情理中事，不久便“以文采声名踔越州乡”。李联琇在周家禄的一生中是个很关键的人物，所以周家禄“终其身，感李先生知遇不绝”。同治三年（1864），18岁的周家禄考补为厅学生(秀才)，三年后补为廪膳生，又三年经科调考获优行贡太学，次年25岁时经朝考授予教职。然而，命运之神从此不再眷顾这位少年才子。此后周家禄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乡试，都是名落孙山。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51岁的周家禄仍然坚持参加了乡试，而且仍然不第。病弱的周家禄有一次参加乡试，竟至于因病未能终卷。而他25岁时得到的空头教职，也直到九年以后即光绪五年（1879）才终于被选授江浦县训导，却又因父丧丁忧，不能赴任。后来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陆宝忠以经济特科疏荐周家禄，晚年的周家禄看淡了功名，辞不就试。

周家禄“亲炙戴揖苏、叶涵溪、李小湖（李联琇）诸老先生，文有师法，其无韵之文隽永如魏晋人，其有韵之文上通于骚人之清深”，他又恪守自己的“众誉勿喜，众毁勿惧，相观而善，与古为徒，克念厥艰，惟求斯获”的“为学之方”，所以周家禄一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但是，周家禄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的道路却是极其艰辛的。他说，“行年四十，进趣之心渐衰，惟考勘古书，间有所获”，然而“藏书寡少，假读艰难，兼依人作计，不获壹意治经，每申卷发函，慨然有日暮途长之虑”。而且，学术研究和写作亦不能养家糊口，他曾经哀叹自己“不能赡一身一家”， 而面对凝聚自己心血的著作，又很难刊印，他的《晋书校勘记》经张之洞刊入广雅书局丛书后，他不能不多次谋求再印其他著作。他哀叹“垂老欲刊集，苦贫不能偿其愿”，他自己选定的诗文合集《寿恺堂集》，直到他逝世后十三年才由他的儿子周坦付梓。

像很多科场失意而又家庭拮据的文人一样，周家禄一辈子为谋求生计而东奔西走。

周家禄谋求生计的手段，一是教书或兼以修志。他自己说，“同治壬申（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笔者注）授徒二甲陈氏”，当然或许还有他更早的任教记录为我们所不知。张謇说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起“教授里閈”，大概是他主师山书院讲席的开始。此后，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及其后二、三年间在做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时，也兼任过武昌武备学堂的教职。晚年，他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总教席。周家禄在教育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他与他的学生刘桂馨于光绪十八年（1892）开始在家乡川港镇创办白华书塾。对于周家禄来说，创办白华书塾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白华书塾依官学堂制，国文、外国文并授，兼教历史、地理、算学、图画、体操。后来针对甲午战败后“倭约既成，欧美各国皆有觊觎中国之心”的现实，又决定改为“通今学塾”，“专课西学，为江北各郡邑倡”。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方才正式开办，但它毕竟开创了通州小学的历史。

周家禄对于海门史志的贡献很大。早在同、光之间，海门同知俞麟年就曾邀周家禄等人编纂《海门厅图志》，因参与者“会议不合”未成。以后周家禄又应海门同知刘文澈之邀从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用三年多时间编纂成光绪《海门厅图志》，“论其体例，颇异时贤”。此书后由继任同知王宾作序刊行，是海门厅144年历史上唯一的一部志书，特别是考虑到“海门画沙建治，壤畔纠纷，不有地图，奚资考证”，又“病旧图简陋，乃属厅司马刘君文澈延闽县王兆基、长宁曾兆瀛用西法逐沙测量，绘为每方五里之总图，拟就总图析为各沙分图”，但一年后周家禄发现王、曾二人“意存苟简，但取总图纵横剖裂之为三十余幅，名为各沙分图，其实未绘一图”，于是请新任海门同知王宾令人通过测量重绘，终于“使阅者一览暸然”，“循方证形，不差累黍，方志地图之精美，无过是矣”。这些地图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

周家禄谋求生计的另一手段是做幕僚，这也是当时许多文人，包括早年的张謇在内的谋生之道。据顾锡爵在《墓志铭》中说，周家禄曾先后担任夏同善（学政）、吴长庆（提督）、张绍臣（学政）、陆宝忠（学政）、卞宝第（总督）、张曾敭（巡抚）、张之洞（总督）、袁世凯（总督）的幕僚。其实，有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每次改换幕主的间隙，周家禄都返归故里，其中光绪十七年（1891）以后，曾有较长时间“奉母闲居，躬耕海滨”，但这样做终究不能赖以为生，于是又赴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处。不管怎样，周家禄毕竟凭着自己的才华，能够不断地辗转于高官幕中，但他“生平虽奔走衣食于大人，然风裁峻逸，绝不干预世俗，专心一致于文字”，“未尝以荣利自为，然亦不斥讦责人以为名高”。

值得一说的是周家禄入吴长庆、张之洞和袁世凯幕。其中入吴长庆幕且留待后述。

周家禄与张之洞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当年周家禄在吴长庆麾下时，当时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广揽人才，向张謇、周家禄等人同时发出了邀约，然而他们都没有应邀。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周家禄在做过多人的幕僚之后，经人介绍准备入张之洞幕时，虽然他也曾就张之洞的为人请教过张謇，但回想当年，不免遗憾，他说，“南皮尚书前抚山西见延，不果往；嗣开府粤鄂，中间移节南洋，不复理前说，家禄亦不欲无因至前，迄未往见。此次承润生廉访介绍，俾复践十年前旧约，何幸如之”，“俾家禄垂暮之年复得睹当代伟人，何幸如之”。正是在张之洞处，周家禄写了大量反映自己先进的社会变革思想的文章。

周家禄与袁世凯相识于吴长庆军中，袁世凯小周家禄十三岁。袁世凯初到营中，吴长庆令袁世凯问业于张謇、周家禄。光绪二十六年（1900）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国内一片混乱。其时已是封疆大吏的袁世凯邀请周家禄入幕，闲居在家的周家禄慨然应邀，并对袁世凯推崇备至，认为“识见之卓，策划之周，实超东南之疆臣之上，将来肃清宫禁，迎还两宫”，非袁莫属；但一方面却又推三阻四，迟迟不肯北行。直到辛丑条约签订，洋兵撤退，袁世凯升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才终于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风解冻”后，“挈两儿北行”。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周家禄滞留家中迟迟不行的客观原因，但他在此时给张方伯的信中，似乎透露了另外一种耐人寻味的信息。他说：“西迁（指当时传言的迁都西安）若果，畿辅一带，兵火惊心，盗贼蜂起，就目前而论，珂乡未为乐土。公每怀止足，万一引退，不可不审择所处。家禄见奥捻之乱，士大夫流寓里下河者，皆获安全。敝邑僻左，同于里下河，而距上海仅一衣带水，消息灵通，兼以民俗驯良，食物价贱，故近来江左诸公挈家避地者，时有所闻定庐，亦有买田阳羡之约。公倘有意乎？”周家禄之一再入幕，无非谋生而已，既然袁世凯所在的畿辅一带兵火惊心，他是犯不着冒此风险的。这可能正是他迟迟不去的主要原因。

周家禄“为人渊懿简默，往往畴人广座中意有所不然，辄倚坐不语”，“恂恂似不能言者”，“貌为城府之人”，但他又“善饮，数十觥后，则清谈滔滔，锋不可当，豪荡感激之气流露于不自知，足见其性情直率”。他是一个非常传统而恪守儒家忠孝节义的文人。戊戌变法期间，他认为“自横议繁兴，主张民权，昌言自主，然后臣叛其君，子怼其父，妻背其夫，皆视为无足重轻之事，不足怪异之端，毒中人心，祸延家国”。有一次，当他听到朝廷将要“立储”的传言，认为“本朝未有预建储贰之成案”，因而绝不能违了祖制，他希望“大臣能争则争，不能争则去”，并且指名道姓地说，“抱冰（张之洞）既义不可去，则当合天下诸侯共论之”。顾锡爵说周家禄“笃于内行，事亲孝谨，伯叔兄弟，敬爱有加，戚族贫者，岁有赡济，常自困窘而无吝悔”。张謇游幕于外时，周家禄不赞成他“谋一日之奉于千里之外而不能以赡”父母，对张謇“辄风（讽）勿久客”。光绪二十年，他在贫困中发起集资在家乡川港捐建费孝子祠，以倡孝道之行。

虽然周家禄终生以文事自任，但他决不是一个只钻古纸堆的冬烘先生；虽然周家禄大半辈子旅食于方面大员幕中，但他也决不是一个仰承鼻息的刀笔小吏。他是在封建帝制末期、受尽列强蹂躏的中国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他的许多著作中闪耀着先进思想的光辉。特别是他于戊戌变法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写成的《家塾答问》和若干“条议”，全方位地阐述了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铁路、矿务、邮政、纺织、蚕桑、商务、税收、公法、新闻、海军、军械、学校、科举、艺学等等。其见闻之广、识见之深，今天读来，仍不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一、介绍国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当时，国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周家禄却无不了如指掌。例如，他介绍铁路的演变历史与当时状况说：“罗马时，德国用木道凹辙以运煤炭；一千六、七百年间，英人用木作轨为车路；一千七百六十七年，英营造师耳洛德弃木用铁造一路于高布娄克铁厂，始以马驾，继用汽机；一千八百二年，英提威细克创造火车，载重十吨，每一小时行八启罗迈达；一千八百三十年，英斯提弗森制车头，载重十七吨，每点钟行二十二启罗迈达；至气筩车头，则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法人萨干所创，即今火车之式也。六七十年来，火车通行于五大洲。崇山际天，穴而洞之；巨浸中阻，隧而通之。欧美名都伦敦、纽约，铁轨纵横于重檐之上，如棋罫，如蛛网。”

二、分析中国接受世界文明成果的迫切性

仍以铁路为例。周家禄认为，“中国若能闭关谢客，则人巧我拙，人逸我劳，人利便我迟钝，听之可也”，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中国的国门已被打破，中国人不能再关起门来过自己虽然落后但却安稳的日子。于是周家禄向国人敲响警钟：“近年英复由印度造铁路一逾克什米尔之仰江，由阿瓦直抵滇边；法由越南造铁路以达云南、广西；俄造西伯利亚铁路包中国西、北、东三面，南达盛京海口；四面驰突，数道并进，皆迫我于不能不筑之势。”周家禄提醒国人，稍有懈怠，中国只能任人宰割，断无还手之力。

三、剖析中国存在的诸多弊病

周家禄在谈到任何一个话题时，都深切剖析中国存在的弊病。例如，他讲到中国开矿之弊，竟有十项之多：“士大夫鉴于有明矿税，因噎废食，一也；愚民狃于风水，遇事阻挠，二也；刁商侵吞股银，矿股为世诟病，三也；商办固虑侵吞，官督益滋糜费，四也；矿无专学，听命矿师，辨苗不真，五也；不谙格化，熔炼失度，六也；不明机括，以重价购窳器，七也；重视金银，贱视煤铁，八也；地无定价，公司倚势强占，民情不顺，九也；税则不定，人怀观望，十也。”十项弊病中有官的问题，有商的问题，也有民的问题；有政策问题，也有技术问题。这就为发展中国的矿务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

四、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周家禄不仅剖析需要破除的弊病，还以敏锐的眼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关于商务，他阐明了两个“提倡之事”、两个“推广之事”和两个“抵拒之事”。“提倡之事”之一，是向外国学习，设立商部，“由商贾出身而又精知制造、明于税则”的人担任商务大臣。这样，可以“随时考验”“本国及属地制造之土货”，以便“适用而畅销”；又能“力为维持”其他国家进口中国货物时的“税则”，“务令赢此而缩彼”，即在与外国进行贸易时不致吃亏。“提倡之事”之二，是各省设立商务局，“以商力富厚者主之”，统筹产品的改造和加工、物价的增减、税则的损益、条约的变更，做到“有益于商，无损于国”。两个“推广之事”，即是推广轮船和铁路，发展交通，因为“商以通为主，通商以水陆营运无阻滞为主”。 “抵拒之事”是指抵拒外国货物的侵入，一是通过“设法仿造”，“务使彼国之来货不如本国之精良，本国之货物不若彼国之昂贵”；二是“税则为本国自主之权，外国入口之货则重其税，使之无利可图；本国出口之货则轻其税，使之销流愈畅”。所有这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无疑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五、呼唤民族工业的诞生

周家禄举纺织为例，大力呼唤中国民族工业的诞生。他痛切地叙述了“洋纱洋布通行五大洲后”，虽然“中国通商口岸始亦用机器纺织”，但或“毁于一炬”，或“连年折阅巨本”，或“亦未获利”，民族工业的诞生举步维艰。他分析了当时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国局厂官办居多”，而官僚办厂官员名目繁多，“浮支冒领，半入私囊”，因而成本很高，制造不精；二是税收的不合理，即“重征华商以增土货之价值而阻其销路，轻征洋商以减洋货之成本而厚其利”。两者使民族工业失掉了竞争力。周家禄指出的道路是像“通州绅商创办纺纱厂”和国家减轻税则。

六、指出中国只有自强一条出路

 当时的中国，先是盲目地以世界唯一大国自居，鄙视一切外邦；而在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以后，又天真地对所谓公法心存幻想。周家禄警告说，“公法者凭权势而立，强者可执以绳人，弱者必隐忍受屈”，“势均力敌，则公法为和约之准绳”，反之，“法无如何也”，“公法亦可恃而不可恃”。他在打破了当时国人的种种幻想后，指出了中国唯一的出路——“中国其亟图自强庶有济乎？”然而当时的“当国者”仍以“今中国并自有之权，而不能有徒低首下心，求之于人”的空话自欺欺人，周家禄反问道：“人其许我乎？”，所以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有国者亦亟图自强！”

 七、强调在自强中人和人才的特殊地位

周家禄多次将物与人的作用作过比较，一再地强调中国要与西方列强较量，关键在于人，在于人才。他分析了甲午海战，就战舰而言，当时在世界上“中国第八，日本则列第十六”，然而“铁甲战舰，苟不得人，适以资敌”，“统将不得人，有舰如无舰”。同样地，周家禄在讲到军械时说，“枪炮不能自发其机以击人，是故有人以用之，则枪炮可以击敌；无人以用之，则枪炮适足以资敌而击我”，“故练枪炮不如练人心”，“军事利钝，全凭士气”。

八、提出了改革教育的见解

周家禄基于富国强兵需要人才的认识，提出了关于教育的许多精辟见解。其一，周家禄说，“欲兴学校，造人才，非变科举不可”，“非广开学堂不足造人才，非大变科举不足得人才”。他以培养能“济当今之世变”的人才为目的，设计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自京师至县，各级分设大学、中学、小学，并选其尤异者出洋留学；中策是将考试科目按人才的特点，分为明经科、明算科、明法科、使才科、译才科、将才科、艺学科、医学科，彻底改变过去只考八股的单一模式；下策是：“仍今日取士之制而变通之”，分级加考中西历史、天算、地理、路矿、农商、兵法、格致、工艺等实用科目。其二，周家禄提出“今之民五：士农工商兵”，“莫不当学”。他将中国与列强在农工商兵各方面的情况作了比较，中国的差距均在“不学故也”。所以他主张对于“英美法德俄诸学校规制”“参互考订，博采兼收”，“博考西书，择善而从”。其三，周家禄提倡“重艺学”。他说，中国“士大夫薄工匠为小技，不知欧美各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所以虽然“颇言西学”，却仍“卒致有轮船而不能驶，有机器而不能用”。因此，周家禄认为，“习西学者，必举水、火、光、气、声、电、重化、矿务、铁路、军械诸艺各专一门，而先引其端于算数”。

 九、希望重农务本

 中国历来视农业为本业，但是一讲西学，许多人就盲目地认为“今各国为通商之天下，非务农之天下”，于是大有轻视农业的趋势。周家禄认为“商由人通，物从地产，农学不讲，商务奚兴”？他随时关心当时西方各国的报纸上关于农业的报道，发现“各国之于农业考之精而又治之精”，慨叹世界各国于农业“标新立异，层出不穷，吾中国独未有行之者”。早在这以前，周家禄曾因洋纱布的倾销导致全靠植棉织布的乡人“生计将绝”，亲自做了许多工作，在家乡推广蚕桑。这正是他自己提出的“标新立异，层出不穷”的思想。中国是个农业国，周家禄在当时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十、认识到新闻“通上下之情”的作用

 周家禄认为“报以通上下之情”，主张像外国官私各报那样，“凡国有大政，朝有举措，议院有论议，以及军事利钝、年岁丰凶，苟有见闻，无不立登报纸，传遍五洲”。他“叹中国君民上下彼此漠视”，因此“应请政府稍宽限制，明定章程，事无大小，随时宣布”，“下有不便，亦许据实登载”，以“维系人心”，使“国与斯民休戚与共”。他认为官报的宗旨在于“开风气”和“正人心”，因此要“审国势”“察夷情”“觇世变”“考人才”和“明伦理”“端教术”“泯猜嫌”“导忠爱”。当时周家禄对新闻有如此意识，的确难能可贵。

上述周家禄的种种思想，集中到一点，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如果不是这样，他尽可以吟诗作文，尽可以做他的历史典籍的校勘。而同样地，他也曾在为一些官员所写的奏疏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爱国情怀。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醉生梦死的朝廷仍在积极“查照乾隆年间成案恭办”慈禧“六旬圣寿”庆典。周家禄在《为陆学士奏请将庆典银两拨充军饷疏》等文章中一再表达出对于国事的无比忧虑：“倭逾平壤而北，其锋甚锐，天下之人皆知其意不在朝鲜”，“寇焰鸱张，警报日至”，“边警频闻，军务日棘，近则海军挫衄，陆将阵亡”，特别是“大军由平壤退屯义州，距盛京边境仅一江之隔”，“万一虏逾中江，其如东三省何”！因此，一方面猛烈抨击那些 “既坐失事机，继复一筹莫展”的大臣，一方面要求“典礼宜权常变，用款宜审缓急”，“一面停止工作，一面将此项银两尽数拨解军前”。在此同时，希望作出在“倭酋移驻广岛，巢穴空虚”时，“由台湾直捣东京、横滨”的决策[37]。

张謇与周家禄的交往，在他们两个人的著作中都有很多记录，但有时语焉不详。根据他们的文字，我们可以通过推算，大致划分成以下五个时期：

一、同学乡里（1871——1874）

周家禄比张謇年长七岁，当他们于同治十年（1871）相识并且成为朋友的时候，周家禄25岁，张謇18岁。在这前一年，周家禄已经取得优贡，“朝考用教职授”，虽然没有实授，但也算得了一官。在当时的海门，是所谓“六年一贡”，六年才选拔出一个贡生来，周家禄的才名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张謇说当时周家禄“以文采声名踔越州乡”，而自己却正在遭遇冒籍讼案，“皇皇吏胥之间暇理举业，以自振拔”。他们有幸同游于海门训导赵彭渊（菊泉）门下。这一段同学友情，可谓刻骨铭心。张謇说，当时周家禄“教授近里，簪朋唱酬，益研故籍，闳其蓄蕴，岁时接对，从论训诂，旁及比偶声律之文”。在张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家禄的名字经常与自己的恩师赵彭渊放在一起，他们经常互访畅谈。赵、张、周师友之谊，确实非同寻常。

二、两地牵念（1874——1880）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去江宁入发审局孙云锦幕谋生，而周家禄则在家乡“膺修方志，从容著述”。张謇行前，两人依依惜别，周家禄赠以“谨身慎言”四字，后来又在信中申述“前劝弟慎言，乃指涉世而言。若知己之前，正不妨直抒所见”；张謇则为周家禄题室名“奥簃”。其后两人身居两地，书信不绝。周家禄劝张謇“奏记之暇尚望求所以安身立命与任天下之重而应世变者，勿汲汲与人竞尺寸之长”，完全是一个老大哥的肺腑之言。张謇回乡过年，或者周家禄赴江宁乡试，两人必晤面畅谈并至于连日欢饮。张謇结婚，周家禄来贺。两人同为赵彭渊祝寿，同访厅同知张开祈和友人范当世等，也曾议商海门下沙赈灾事宜。周家禄读张謇日记并予点评，“谓多汲公戆语，非潜晦之道”，张謇听了，“心甚感之”，还承认“其点定诗稿规益处尤多”，并认为“余于彦升可谓得三益矣”。当时周家禄十分贫困，张謇“设法借谈醴泉洋二十元助之”，谈某一向吝啬，张謇此次不得已，“书券以二分息报之”。又一次，到年底“得彦升讯，知志局（时周家禄参与修志——笔者注）薪水无着”，张謇因“不能为之解一厄”而大呼“奈何”。光绪二年（1876）底，已在吴长庆幕中的张謇在一次随吴过江时，舟中向吴力荐束纶、周家禄等。接着，孙云锦想续招张謇入幕，张謇即又力荐周家禄以代。次年年底，张謇又致函孙云锦，“荐周家禄为记室”。光绪五年（1879），两人同时遭遇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周家禄丧父，张謇写了《周丈哀辞》；张謇丧母，以母亲金氏节略寄周家禄等九人，征集唁文。周家禄随即写了《张母金孺人诔》，以“伯母”称之，说自己“有四方之游而不给于资粮”而“（张）詧（张）謇资而助之”，“举责多不能偿，（张）詧（张）謇资而助之”，且皆以“告孺人之命也”；“始遭大故也，贫不能治丧，会詧来吊，言謇且归，归且吊我，吊我，且以孺人之命资我”；又回忆先父所说的自己与张謇“二人所志同、所学同、所遇合又同，吾惧蹭蹬不偶无所不同也”。所以，周家禄曾无限感慨地回忆两人自相识以后“试同衽席，游共巾车，悲必交唏，欢亦互噱”的情同手足的友谊。

三、营中幕友（1880——1884）

周家禄丧父之后，循例丁忧，不能赴江浦训导任，后经张謇力荐，入吴长庆幕，成为张謇的幕友。张謇对周家禄的才干推崇备至，说自己“以幕务旁皇亟肄”，而周家禄“才敏事理，应若有馀”，两人“遇感同赋稿”，周则“稿辄先脱”。光绪七年（1881）年初，张謇与周家禄等幕友随吴长庆奉命开赴山东登州。在此期间，“军事简，多读书之暇”，周家禄与张謇、朱铭盘、束纶、林葵“意气方盛，约为兄弟”，“时有唱酬”。次年阴历六月初九，朝鲜发生“壬午之乱”，吴长庆奉命赴朝平乱。当时除张謇因母亲葛氏卒未久，“丁内艰独留”营中外，其他幕友包括周家禄在内纷纷去应乡试，于是吴长庆命张謇“理画前敌军事”。张謇“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壬午之役的一举胜利，张謇功劳卓著，正如吴长庆所评价的，“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在此之后，周家禄也东渡朝鲜。在朝鲜期间，周家禄作为吴长庆的主要谋士，出谋划策，写过许多文字，如《东援纪事碑》即是，确实功不可没。朝鲜政府后来为吴长庆建祠纪功，并在祠中的《去思碑》上镌刻随征将士姓名，张謇、周家禄等被列于最前。

但是，张謇对周家禄至少有两件事很有看法。

其一，刚刚完成平乱回国的张謇听说李鸿章、张树声、吴长庆合荐他和薛福成、何嗣焜时，即致函何嗣焜，表示坚决辞谢。相反地，此时刚参加完乡试回到军中、还没有去过朝鲜的周家禄却在一次酒席上“自论其功，气颇壮盛”，“颇以保荐未优为憾”。这就与张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謇的不满当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件事似乎又正是周家禄“数十觥后，则清谈滔滔，锋不可当，豪荡感激之气流露于不自知，足见其性情直率”的注脚。况且，周家禄自18岁考上秀才，至此已有一十八年，参加乡试，屡试屡败，本次结果，亦尚属未知，当然不久“报罢之问自顺天至矣”。36岁的周家禄，父亲过世已经三年，家中上有80岁的祖母和60岁的老母，下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之窘迫是可以想见的。于是，乘着酒兴，发点牢骚，也并非不可理解。

其二，光绪十年（1884）五月，吴长庆在金州病危，十六日张謇与周家禄共拟《上朝廷遗疏》。可见当时两人都是吴最为信任的僚属。周家禄在后来的文章中也一再表现出他对吴的由衷敬意。但是周家禄却在闰五月十五日，即一个月之后，“忽作归想”，“以公先有赠予五百金之手谕，因索三百金先去”。而六天以后，即二十一日，吴长庆便撒手西归。张謇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夫！十载相处，情义至周，遂终于此，固其命也，而感念旧义，悼痛何如！”张謇对吴长庆的为国忠勇非常钦佩，对吴长庆的知遇之恩刻骨铭心。其后几天，张謇和朱铭盘料理丧事，“日必写数千字，曼君（朱铭盘）外无将伯者也”，乃至彻底不眠。在为吴长庆题位时，又“不觉悲涕之无从也”。直到吴长庆灵柩南归前两天，张謇方于七月十一日离开金州返乡。又是一个鲜明对比！然而，我们注意到，吴长庆逝世后只有二十天，营中便因散伙前的经济问题大兴波澜。很快，张謇兄弟和朱铭盘等受到吴长庆重用的幕僚“处于众浊群撼之难”。连一向十分坚强的张謇也深感“群小之可畏甚矣”，“然忍气平心，唇焦舌敝，至非人所能堪之境”。那些过去被吴长庆相对冷落的“诸吴与群小”借题发挥，对张謇们“冀一网打尽”。张謇不能不慨叹“人情如此，可胜惧哉”！这场风波持续了将近一月，张謇竟弄到“无饭吃”的地步，最后才终于拿到了吴长庆遗命的三个月薪水，其中一个月的薪水甚至直到开船前吴夫人方始送来。我们有理由推测，凭周家禄的智力和他对“诸吴与群小”的了解，完全可能预感到吴长庆身后的局面。所以他宁愿少拿对他来说是笔巨款的二百金，也要早点一走了之，去另谋生路。

但是，对张謇来说，这两件表现出两人截然不同态度的事却令他终身难忘，直到晚年自定年谱时，仍然记录在案，尽管此时周家禄已经作古十有六年。因为张謇是极其重视义利之分的人。

此外，袁世凯攀援李鸿章，做了许多令吴长庆难堪之事，张謇与张詧、朱铭盘联名“移书切责之”，要他“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筱公（吴长庆）知遇之恩”。此事发生在张謇与周家禄共拟吴长庆《上朝廷遗疏》前不久，周家禄却并未参与“移书切责之”其事。其后张謇与袁世凯绝交，而周家禄则与袁保持了关系。还有一次，周家禄听说张謇上书劝朝鲜国王内禅，便写信给范当世给予批评，并说“揆度事理，未见其可”。值得注意的是，信并不写给张謇本人，却在第三者前面说事。

正是这些，可能导致了张謇和周家禄之间的裂痕。周家禄后来说他和张謇之间“青蝇交构，晚节参差”。究竟有没有青蝇（“青蝇”语出《诗经·小雅·青蝇》，谓进谗之人），谁是青蝇，何时“青蝇交构”，当然我们都已无从知道。

四、分道渐远（1884——1903）

张謇和周家禄分手后各自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在甲申年即光绪十年（1884）以后。张謇返抵家乡常乐，从此经营乡里十年，直到大魁天下，后来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张謇自己概括道：“自吴公之殁，无意诸侯。一客汴梁，数月即去。由是展转都讲，淹逾累岁，偶玷朝籍。而官非其本怀，, 又奉讳遽归，自远于人外。感激时会，而奋志农工，杂伍傭侩，开径自行，长此不顾。”而周家禄在家乡呆过一段时间，生活非常艰难，以后则先后到湖南、福建、湖北、天津等地做幕僚谋生，期间还在家乡办过学校，在家乡和外地作过讲席。

在这段时间里，张謇和周家禄保持着联系。在周家禄困难的时候，张謇向他伸出了援手。光绪十四年（1888），太仓知州莫祥芝邀张謇主持娄江书院，张謇举周家禄、郑孝胥自代，并派家人携函往太仓专荐周家禄，此事未果后又为周家禄致函国子监祭酒。同年，张謇在娄江书院得到周家禄借款来函，即复告托刘桂馨寄银二十元。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人经常互通信函，不乏诗词酬唱，也有多次晤谈，其间已经高中状元的张謇在江宁还曾送51岁的周家禄进入乡试考场。周家禄在入张之洞幕前，曾向张謇询问张之洞的旨趣，张謇回答说“南皮（张之洞）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南皮是反君子，为其费而不惠、怨而不劳、贪而不欲、骄而不泰、猛而不威”。这种一问一答，没有相当的交情是断无可能发生的。也许正是张謇接着说的“然今天下大官贵人能知言可以言者，无如南皮”，坚定了周家禄入张之洞幕的决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在武昌的周家禄将“鄂谣”函告张謇，意谓朝廷将罗织党人，祸及张謇，“属远避”，充满了对朋友的关切之情。同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张謇在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赴宁时，经川港与周家禄讨论了时局，两人共同的看法是“退敌，剿匪，迎还两宫，议约”。到江宁后，张謇又致函周家禄。周家禄曾致函张謇说，“东南诸镇不敢为晋王（唐李克用勤王有功被封晋王——笔者注），不可不效十国之各保疆土”。这与张謇力促“东南互保”完全吻合。后来“东南互保”成功，周家禄致函陆润庠，高兴地说，“此间地方安静，长江互保之约久而未渝。南皮（张之洞）、新宁（刘坤一）左提右挈，东南遂有长城”。两人在庚子之乱中的交流，显示出他们共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说明了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在张謇正在为创办大生纱厂的筹款焦头烂额时，周家禄却认为大生纱厂“以就地产出之棉供就地织布之用，土棉既不必外销，洋纱亦无庸外购”，因而“出入两利，获利当在意中”。周家禄无疑是第一个预见到大生纱厂的光明前景，第一个高度评价张謇的大生纱厂，同时也是第一个高度评价张謇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贡献的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周家禄和张謇通过纪念自己的恩师赵彭渊这个“人师之职帜,学官之凤麟”倡导振兴海门教育，共同发起在海门厅学建造赵亭。上述足以说明，周家禄和张謇一样有着引领潮流的先进性。他们在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方面并不存在任何分歧。

对于周家禄所走的道路，张謇也早就认为是很适宜的。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在应顺天乡试结识杨锐后说：杨“风神明隽，当文学侍从之易达者。大致略似彦升，开朗处，彦升不及。”幕僚则大体类于“文学侍从”，而周家禄的性格又并不开朗，“恂恂似不能言者”，所以周家禄不能有张謇那样“开径自行”的魄力。张謇后来在《寿恺堂集序》中对亡友周家禄诉说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未尝不壮君之游，而悲君之悴也”，这确实是真心话。然而张謇又说，“此数年中，与君趣异，赠答不嗣，迹亦疏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半年周家禄决定应袁世凯的入幕之邀，这显然是张謇很不能容忍的事。但次年正月，张謇集通、如、泰、海士绅议设通州师范时，也仍有周家禄的参加 。两人关系是“疏”而未“绝”，由此可以窥见。

张謇和周家禄两人自离开吴长庆幕以后的关系，各自的感受并不一样，这可能与他们不同的性格和所处环境有关。除了后来的“趣异”之说，我们没有发现张謇的其他说法，而周家禄则在张謇考中状元时，给张謇之兄张詧的复信中就十分痛心地把两人的关系说成“投胶一离，断带莫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情谊，特别是“点检废簏积函盈尺，督过之词十之三，亲爱之词十之七，每诵朝鲜感事诗……未尝不感喟拊心，当食辍箸”；并且连用四个典故，表示了自己“勿疑、久敬、欢咄、终始”的心愿 。他在《祭张丈文》中，又对不久前张謇“逢岛虏之猖披，愤疆吏之误国，独请对于丹墀，枢府为之动容，天子为之嗟咨”的壮举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周家禄也一再表现出其时“龙蛇之县绝”“驽骥之不并驰”的自卑和伤感 。

五、晚年趣近（1903——1909）

一生四处漂泊的周家禄最后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席。南洋公学为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创，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周家禄在南洋公学任总教席，足见其当时已具有了很高的学术地位。不幸的是，一日周家禄“暇饮于市，暮归，仆司灯忘塞其管，烟四流，先生触之，仆。既苏，脑溶溶如浸水中，遂弃繁就简，寂居疗疾，与世相忘”。晚年的周家禄“意倦于游”，回到家乡。张謇则忙于兴办实业、教育、慈善和地方自治，参与政治活动，倡导君主立宪。光绪三十年（1904），周家禄为了张謇倡导立宪的成功，建议张謇与袁世凯复交，再加上张之洞的劝说，张謇终于致函和拜访袁世凯。张謇说周家禄“不复以余倔强为非”，因而两人“每见款款，辄作深语，趣若渐近”。可见周家禄曾经看不惯张謇的倔强，也许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即是一例。张謇竟至于与昔日弟子兼幕友、后来位极重臣的袁世凯绝交20年之久，不可谓不倔强；而一贯劝说张謇“谨身慎言”的周家禄自然也不能不以之为非。

那么，张謇所说的两人“趣异”究竟是指什么呢？张謇晚年曾这样表述其人生之志趣：自己本农家子弟，“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本吾所学与吾所志，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而张謇在《奥簃遗训跋》中说周家禄在“尚无病而健在”之时，即“遗训诸子”而且“周详审慎，反复丁宁至矣”，所以说他“生平往往忧贫，中年后辄忧死，与余趣不合”，张謇对他“时有所规讽”，而他“亦韪焉，而忧故不止”。 我们在周家禄的著作中，确也看到他一生的无限忧虑。用这一点来考察张謇与周家禄的交往，特别是他们之间发生的问题，应当是合适的。

周家禄与生活在最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清醒而不甘流俗，用自己的笔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字；而他又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缺乏坚忍不拔的抗争决心、信心和勇气，“庶几用世，而世未用”，“何当忧死，乃死于忧”。就这一点而言，周家禄的一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本文刊2011年《张謇研究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