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庭
张謇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15岁开始进入科场，到41岁高中状元，他一生中有“半世”与儒学经典、八股制艺作伴，长期接受儒家学说的濡染熏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入世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謇：坚持科举为正途
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其意是说，先学习礼乐后做官的人是淳朴的一般人；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选用人才，我主张用先学习后做官的人。他的弟子子夏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念，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可见，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学而修，修而优，优而仕。“学而优则仕”，学而后入仕，乃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人生正途、入世正道。张謇对于“入仕”的态度，也始终遵循儒家的“仕途”理念——坚持以科举为正途。
“未举义不当先挚”。光绪二年（1876）四月，张謇应科试，“经古制艺正覆四场皆第一，补廪膳生”。这时，他本可以参加“优行试”，录取后即可赴国子监读书，或依等第高低授予教谕、训导之类官职。张謇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原因是学官要求“先具挚而后举”，而他坚持“未举义不当先挚”。直至三年后的光绪五年（1879）五月，依例回原籍通州参加优行试，被主考录取第一名；同年七月在江宁参加由总督、巡抚、学政组织的优行生会考，亦为第一。数场考试证明张謇系文品均优的“优贡”，它比“廪膳生”高了一个层次。
然而，同年八月的乡试却“榜发被黜”。此时，他的恩师、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为其设想说：“尔家贫亲老，依人非计，明年如得知县可就也。今时便得翰苑焉用耶？不如为令，实心行政，可作事也。”按照这个设计，张謇即可向学政领文，到礼部报到，在保和殿朝考，取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录用。但张謇也不愿走这条捷径，他认为“患学不修耳，科名奚能重人哉！况余阅世情悉矣，见世得科名者亦悉矣，退而自处复何尤耶”？仍回庆营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准备来年再试。尽管科举入仕的路途漫长而坎坷，可是他却坚持一路走到底。
“不以军功求官职”。这是张謇固守“正途”的又一表现。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是出了名的。然而，壬午年间由吴长庆统帅、张謇为“高参”的庆军赴朝平叛，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在对外战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所以战后清廷论功行赏颇为“优渥”。上自主帅吴长庆，下至薛福成、何枚生、袁世凯、张詧等共30余人，均列保举，升擢有差。张謇理当在保举之列，而张謇一开始就不愿以军功求官职，并且对“举主”有所选择。当年八月四日日记：“得枚生訉，知延陵以定乱之功荐余及无锡薛叔耘（福成）、枚生（何嗣焜）三人。枚生坚谢，意于余同。”说明当时被保举的三人中有两人“坚谢”，张謇为其中之一。至对于“举主”有所选择，主要是不想接受李鸿章的举荐。此也可见八月廿三日日记：“与枚生訉，辞合肥相国（李鸿章）、振轩督部（张树声）及延陵合荐……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
“不向纱帽下求生活”。从光绪二年至光绪十年（1876—1884），张謇在庆军帐中任幕僚八年，早已显露了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军事外交才能。先是襄助吴长庆出兵朝鲜平叛，速战速胜；次又有《朝鲜善后六策》震惊朝野。垂慕其才者皆欲招之为股肱。朝鲜国王赠以三品官衔并欲聘为国师，他坚辞不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延请入幕，并向北洋大臣力荐，张謇都婉言谢辞。这就是史上所称的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这些，与先前他谢绝吴长庆的“代为捐纳”，坚辞张树声的“专折特保”缘出一由，都是要保持“学而优则仕”的纯正，既不肯“未举先挚”，也不肯“以军功求官职”，更不屑“向纱帽下求生活”。一句话，坚持科举为正途，不肯假手他人平步青云。这正是孔子所倡导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张謇：邦有道则出山，邦无道则归隐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他认为：天下有道，政治清明，应该做官，并且可以享受俸禄；反之，天下无道，社会动荡，则应隐居，藏起才能，此时追逐荣华富贵，也是耻辱。
在张謇的心目中，凡是有利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有利于发展实业、繁荣商贸，有利于启迪民智、文明开化的时局、环境、人脉，有助于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属于“有道”，他即当仁不让地或出山为官，或履职，而且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早年，张謇就曾在一些地方或部门任过职。如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前，为防日军从海上进犯长江，他奉张之洞奏请，总办通海团练；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亦应张之洞及刘坤一之聘，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八日，张謇接任江苏商务局总理，还不到半个月他就召开企业商董大会，率先在通海地区开展了长达十年的裁厘认捐活动。
光绪三十年（1904）后，张謇开始涉足京官。是年三月初一日，清廷颁布上谕：“张謇著赏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这次委任，张謇毫无推托，欣然接受。他在三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江海之臣，宦情久绝，忽被恩命，甚愧而逾。顾官为新制，又是实职，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矣。”朝廷授予张謇商部顾问官，而且冠以“头等”，这就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增加了话语权的份量，加之，商部顾问为新官制，乃实职而非虚职，对其经营实业“小有裨益”（实为大有裨益），可谓一举多得，故欣然应命。
立宪运动，是张謇当时认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因而，他表现得空前的积极而活跃。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张謇始为副会长，继则替代郑孝胥任会长；宣统元年（1909），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被推为议长。由于他的努力，江苏咨议局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因而享誉全国；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还被选为设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其办学业绩有口皆碑；从宣统元年（1909）起，张謇亲自发起和倡导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廷宣布提前于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并预备组织责任内阁。
辛亥革命前夕，即1910年春，清廷在江宁举办南洋劝业会，任命张謇为总审查长。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会后还发起成立了劝业研究会，并自任干事长。
1921年初，张謇受命出任上海吴淞商埠督办，吴淞商埠的开发，在张謇眼中是维护国家权益的一件大事。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而又步骤严密的规划，并希望以此来与当时的上海租界一决雌雄。计划书中有一段话：“沿浦马路内外商场、轮埠同时并举，合计东西南北周围二三十里，与英法美三租界比较大小，不相上下，且扼吴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吾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在此一举。”可惜，张謇这一美好蓝图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加上江浙军阀的争战及地方势力的阻挠，最终流产。仅留下一部《吴淞开埠计划书》，也留下一份遗憾。
颇值得一书的是：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11月，张謇在北洋政府担任了两年农商总长。他一方面寄希望于袁世凯和所谓“名流内阁”，另一方面也觉得农商总长这个职位比较适合他自己施展才能。他一上任就锐意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合并两部，制订法规，引进外资，参与国际竞争。两年任职，成绩斐然。
诚然，张謇这几次为官，或曰为官的几个阶段，并非就完全“邦有道”，有些职务并非官职，但“只要有益于国家富强昌盛的事，他都乐于参加，并且既然列名，就必须尽职”（赵鹏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十分难能可贵。
至于“邦无道”，或曰“天下无道”，张謇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晚清朝廷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帝后，始于家庭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恶而仇，故有戊戌之变；仇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
正因为张謇对晚清的朝局之乱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因而他不仅自己在许多情况下不愿为官，而且还竭力劝谏他的恩师翁同龢急流勇退。百日维新开始仅四天，翁同龢突遭开缺回籍。这对帝党和维新派是重大的打击，也是史上最“无道”的一段时日。张謇惟恐翁师遭杀身灭族之祸，连忙“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翁）速行”。用“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的典故，奉劝老师趁早退出政坛，南下避祸。他自己则辞谢了孙家鼐京师大学堂的奏派，向翰林院请辞，匆匆离京。
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廷迫于立宪派的强势，决定裁撤军机处，组织责任内阁。然而，这个内阁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族亲贵内阁。它不仅对资政院要求开会讨论政府借款问题不予批准，而且对咨议局联合会的《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折》亦置之不理，实为清廷玩弄的假立宪。面对这个“任人唯亲”的“无道”的组织路线，张謇明确表示不愿入阁：“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当他从友人处闻知被奏请任朝廷宾师之位，进入弼德院或任内阁秘书长之职后，连忙分别谒见载泽、载询、载涛等，明确表示不愿“以公推而来，得官而去”。三天以后，又谒见徐世昌，再次声明不愿担任官职之意。
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张謇的思想也迅速由立宪转向共和。袁世凯在清廷被迫交出军政大权，接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为了提高内阁声望和笼络东南人心，先后请张謇出任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张謇既已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便不肯接受清廷任何官职，毅然发出《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又一次辞官。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謇等拥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张謇深知南京临时政府的最大困难在于财政，而自己确又无法解救即将面临的财政危机，故坚辞不就财长之职。孙中山转而敦请他出任实业总长，张謇虽然感到“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但也再无理由坚持不就，故可以说勉为实业总长。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导致张謇脱离了南京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孙中山、黄兴为摆脱窘境，以汉冶萍公司向日本抵押借款。张謇认为“日本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抵押贷款或集股合办均有严重后患”，立即致函孙、黄加以劝阻。孙中山因“自有为难”，对张謇的牍陈“未蒙采纳”，张謇对孙中山等也未予“曲谅”，故在2月13日正式辞去实业总长。虽经孙中山等一再挽留，也未能说服张謇取消辞意。张謇的这次辞职，从表面看是与临时大总统的政见不同，难以相容；实际是担心出现政局被日本控制的“邦无道”局面，始终捍卫民族利益之大义。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久他即一步一步地走向恢复帝制。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引起张謇的警觉，愤慨和反对。他先是写信给袁，指陈利害，劝告他“不要酝酿复帝制”；继则以“勘视淮灾”为名请命南下，不久改为正式辞职，袁先“未准”，后“准辞”农商总长之职；再则，至1915年7月，刘师培等想把张謇拉进筹安会为袁世凯捧场，张謇非但断然拒绝与“六君子”一起跳火坑，而且进一步彻底辞去仅存的水利局总裁及参政职务，完全摆脱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最后，袁世凯恢复帝制，引起神人共愤，在其败亡前夕，还曾通过徐世昌再次邀请张謇北上，想利用他的声望为自己作尽可能的转圜。张謇则非常坚决予以拒绝，一面劝袁“急流勇退”，以平民愤，早日结束战争（讨袁护国战争），一面公开通电“要求袁世凯立即下台”。
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又再一次敦请张謇北上，也被断然拒绝。张謇在回信中说：“下走老矣，饱尝世变，实不愿再涉政界。”“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张謇从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
关于这一段“邦无道”的历史和张謇“卷而怀之”的经历，事后他在丙辰年（1916）用两副对联：“官居十八品，世阅二千年”“不足夔龙道,聊同燕雀春”，予以形象化的总结。
张謇：不为做官为做事
孔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在古代，一个人读书、修炼多年（此处“三年”或为虚词，意为“多年”）并不存做官的念头，这是难得的。张謇在状元及第之前，读书已有30多年。论才学，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乃宰相之才。不仅可以做官，而且可以做大官。但他仍不存做官的念头。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余本无仕宦之志”。即使在某些为官的阶段，其意、趣亦在学、在修而不在谷，不为做官为做事。这就更难得了。
在科考试卷上阐明观点。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应顺天乡试，首场得题“孔子尝为委吏矣”，他即开宗明义立论“奉职惟称”。在这篇720字的文章中，他强调人生的目的应为做事而非为做官。既然当官，其所为就必须与所担负的职位相称；当官者不论职位高低，都应努力把自己主管的事务做好，切忌居于高位而徒务虚名；不称职者就得从高位上撤下来。张謇这一系列论述，不仅与他以后所说的“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对于识人用人、为政处事，也是很好的借鉴。
在信函和诗联中表明心迹。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致信好友沈曾植，畅叙心曲：“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在此后几年里，他或以诗抒情：“逢官便劝休，言下一刀断。若还须转语，溺鬼不上岸。”（《逢官便劝休》诗四首之一）或以联咏志：“进不登龙门，退不求名位；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光绪二十八年集句联），都表明他对仕途的淡泊。
在朝野“见”“隐”中践行理念。光绪十八年（1892）春，张謇北上参加会试。这次会试虽有翁同龢任主考，格外重视和看好张謇，然而却阴错阳差，被常州刘可毅“冒中”第一，张謇落榜。此次落榜对张謇刺激更深而归意更决。翁同龢、盛昱颇想把他留在国子监任教，学内诸生也愿为他捐纳学政官职。张謇理解他们“其意甚殷”，但仍“坚谢至再”。
然而意外的是：不久他却接受了崇明瀛州书院山沟长一职。其理由是：“崇明距海门百里，隔一小江，舟车至便，于治圃养亲得以兼顾。”张謇不愿留京任官，却到地方任一个连九品官都不如的书院山长（“谢太子之官，而就客援”）；宁可少拿俸禄而不忘孝亲顺老治圃（“谢六百俸而企三百”）。可见，他的潜意识里，还是遵循儒家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并且效仿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保持“农家而寒士”、“自少不喜见富贵”的本色。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朝考，张謇终于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至此，他已立于科举制度的金字塔顶，接下来可以顺理成章继续攀登官僚体系的金字塔。然而，张謇因在科场已耗费了20多年时间，此时已逾不惑之年，他不仅有迟暮之感，更加看透了世情宦情，自嘲“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题南通中公园“适然亭”楹联），自勉“可以为做事而舍弃做官，却不愿为做官而耽误做事”，毅然辞官归故里，兴实业、办教育、举慈善，大搞地方自治，虽困难重重，却乐此不疲，“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瞋恨心”（为大生纱厂题联）。
1914月2月，熊希龄在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时，袁世凯曾派杨士琦试探张謇是否与总理“同进退”，张謇当即明确答复：“就职之时，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处，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则止，不因人也。”这一回答表明：张謇不是政客，亦非官迷，此时的不与总理“同进退”，更加佐证了他的“不为做官为做事”。其目的乃是珍惜和利用农商总长的位置与职权，一心一意发展实业、教育，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和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宏大理想。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张謇传》。
[2] 赵鹏：《状元张謇》。
[3] 李海章：《张謇楹联辑注》。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张謇研究》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