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振元
文化，通常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专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指狭义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则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古人把文化解读为“文治和教化”，注重其教化和治理功能。
海门历史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大人物随意构建出来的，而是海门人民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它根植于海门的沃土之中，作为区域文化，它融合了海门的自然、社会、人文三大要素，具有鲜明的海门特色，表现为海门人独特的语言、思维和实践。
海门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文化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人民”自然包括那些有贤明政声的“名宦”、对祖国和家乡有贡献的“名贤”、德高望重的“耆旧”以及外来的著名人物——“寓贤”，是他们和海门人民一起创造了令后人惊叹和自豪的历史文化。他们都是汉族人，即使在元朝、清朝时政府派了蒙古人或满族人到海门做官，但在人数上占万分之一还不到，对海门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海门文化无疑是汉文化，它是海门文化的骨架和底色。
民族性与地域性的高度融合便构成了海门文化第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探讨海门文化时，若忘了它的民族性，海门文化便失去存在的根基；同样，若丢掉了它的地域性，海门文化便失去了特有的风采。在谈论海门文化地域性时，还必须兼涉吴楚文化对海门文化的影响。如海门方言(无论沙地话还是通东话)都属于吴语系便是明证。
第二个特征是海门历史发轫的滞后性与文化的发展性互相激荡。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与文化总是相伴而行的，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历史像一条河，那么文化则是历史长河积淀的产物。而历史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研究海门文化，先得追溯其历史背景，据《五代史·职方考》载：“海门在唐虞三代未有建置。汉为海陵县东境，属临淮郡。东汉改属广陵。晋因之。东晋宋、齐属海陵郡，隋属江都郡。唐末属吴，为东洲镇。以其地为东布洲地也，周世宗始立海门县，属通州。”
这段文字简要叙述海门建县之前的情况，海门这块土地早就存在，由于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恶劣，很少受人关注，隶属关系一变再变，直到唐末才建东洲镇。一个“洲”字表明，该镇只是一块“水中可居之地”。建县之前的历史自然无从查考，只留下东汉麻姑得道成仙见证沧海三为桑田的传说。元人黄镇臣《记麻姑山》诗云：
借得丹炉煮石泉，栖息一日近神仙。
偶然吹笛下山去，又过人间五百年。
神话反咉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门的沧桑巨变。沧桑巨变使海门置县比周边县市滞后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但置县之前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前史”，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不是与世隔绝的“土著”，也不是离群索居的“隐士”。他们不仅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而且汲取周边县市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能。存在决定意识，当时的海门人与周边县市的人们没有多大差异。这为置县后的发展集聚了能量。但没有历史就没有发展。置县后就有了历史，就会有强劲的后发优势，元人张天永在《海门学记》谈到宋代海门教育的状况：“宋大观中，上解试三名。登辟雍（高等学府），上舍（按宋制，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上舍为优）。司选太守、教官及考官，皆被腆赏（丰厚的赏赐）。其金榜皆经御笔，添解十名。右文：养士可谓勤矣。海门为县，有廖角之奇、波涛之险，绍兴中李宝胶西战捷盖由此以成功，真风帆云槛之区也。”它反映了海门这个“风帆云槛之区”，勤于养士，为国家输送优秀人才，得到朝廷赞扬和嘉奖。这就是海门历史发轫的滞后性与海门文化发展性互相激荡的明证。我们应当看到滞后之的奋发进取，以至后来居上。若把“滞后”看作“落后”，认为海门文化永远落在人后，不仅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违背了海门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
海门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历史的断续性和文化发展的跨越性辩证统一。《大清一统志》载：“海门厅，汉海陵县沙地。后为东洲镇，周显德中始置县，在州东百里，宋因之。元末以水患徙治礼安乡，后复圯，寄通城。明嘉靖间筑城，复圯于海。本朝康熙八年沿海百里皆沦没，遂改县为乡，康熙十一年省并入州。自后沙地又渐涨计百数十里，通州及崇明县居人分领垦种，设太通巡道以统辖之。旋，裁巡道，于崇明添设半洋巡检，通州添设州同，专司沙务。朝隆三十三年，以沙地日广，旧县址俱已复涨，割通州之安庆、南安等十九沙，崇明之半洋、富民等十一沙，及续涨之天南等十一沙，特设海门厅，移苏州海防同知驻扎其地，直隶江苏省。”
后周置县后，海门有三次沧桑巨变：一是元末水患，“徙治礼安乡，后复圮”（pǐ坍塌）；二是明嘉靖筑城，“复圮于海”；三是清康熙十一年水患，“省并入州”。这是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明代探花崔桐两次目睹潮灾，他在《庚辰归省观江水逼县有感》中写道：“野哭有人悲税役，春耕无地种桑麻。”《己亥七月三日飓潮丈余海门以东人产荡尽悲感六首》：“万民葬鱼腹，百里化龙门，洒血悲亲友，无家问子孙”。诗人张鸣鹤作《桃村》诗抒发百姓大潮后顿失家园的痛苦：“忆昔桃村草色新，牧童横吹百年春。那堪一望无抔土，化作江流肠断声。”
至清康熙八年，沿海百里皆沦没，遂“省并入州”，此时海门已成海中之岛，陆进《海门岛赋》云：“地惟海也，厥有门焉。两石并峙，五山相连，周迥百里，气象万千，势则沉雄，流复浩瀚，含形内虚，浮天无岸。”大潮不仅使海门“人产荡尽”，而且使“昔之文献靡不委诸波臣”（李联琇语），导致海门历史文化的断裂与残缺。从康熙十一年（1673）至乾隆三十三年（1763），海门历史中断了近一百年。乾隆建厅是海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起点。那时的海门，地不是原来的地，人不是原来的人。他们是处在康乾盛世时代的人，为海门文化跨跃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一卷弟43页）然而，建厅之初，人们在这片沙地上“辟草莱，浚沟洫，以耕种为急”，无暇读书。随着时间推移，海门“诗书文化，沐浴渐深”，“后发之势强劲”。嘉庆十七年（1812），师山书院落成开学。咸丰十年（1860）茅炳文编辑的《师山诗存》经儒学大师李联琇鉴定付梓出版。咸丰十一年（1861），杨蓉初作《海隅纪迹》即海门二十景诗，“抒桑梓之恭敬，发兰苕之鲜新”。总之，建厅为海门经济、文化的跨跃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叶裕仁先生在《师山诗存序》中所说：“由是风气日开，人文蔚起，魁儒秀士项背相望，诗坛文社操槃敦以从事者，接踵而起。”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但从根本上来说，文化只有在社会历史生活的变迁中才能得到理解。虽然海门历史一波三折，断断续续，但海门文化穿越时空，突破各种障碍，快速前行，犹如长江之水，在曲折中奔腾向前。
二
海门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含盖面极广，难以尽述，我们只能择其要者略加阐述。
1. 筑堤捍海，保障民生
从显德置县到乾隆建厅的八百多年间，海门人一直“与江海争壤于涛澜茹吐”。
范公堤，原名为捍海堤，又名捍海堰，宋天圣初，范仲淹监扬州西溪盐仓，“悯卤潮泛滥，伤民禾稼”，致信上司，倡导筑堤捍海，时泰州刺史张纶“专图修复”，范仲淹“悉力助之”，主张“当移捍海而西庶避其冲，乃叠石以固其外，延袤迤逦如坡形，不与水争，虽有洪涛巨浪岂能奔激。”堰成于天圣五年春，长一百四十里零一百三十六丈，“民蒙其利，三州皆立张范祠，然人皆以范公堤名，以多出仲淹之所为也。”（高宗本《捍海堰记》）
沈公堤，在县治东北，西接范堤，袤（mào，此指横长）延七十里，宋至和中知县沈起筑。
沈起，字兴宗，吴兴人，由进士通判滁州。闻父病，委官归侍，有司劾其“擅去”，仁宗“特迁知海门县。”沈起赴任海门的情况，王安石《海门兴水利记》有详细记载，沈到海门时，“民之垫（因地低而垫溺水中）于海呻吟者相属”，沈体恤民情，“宽禁缓求，以集流亡”，诱导他们筑堤，“莫不蹶蹶（动作敏捷）然奋其惫而来”。“既堤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竣渠川，酾（疏导）取江潮以灌义宁等数里之地”，民遂复业。王安石称赞沈起是个“有志者”，其“欲善之心出于至诚”，又“好学知方”，让贫苦的百姓得到实利，值得官吏效法。明代举人吴宗元《沈公堤》诗云：“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当年不有临川笔（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到此惟知有范公。”
乾隆四十年（1775），海门厅同知徐文灿带领群众在西天补沙筑堤二千余丈，使南北水滩悉成沃壤，增赋数千顷，人称之为徐公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同知王恒在堤上立“徐公堤碑”。咸丰十年（1860），杨蓉初作《徐堤虹堰》诗，赞美徐堤：
长堤十里亘如虹，却退涛头百丈雄。
行旅动容瞻像肃，使君遗爱视碑丰。
人登鳌背无潮险，海架鼍梁有路通。
莫讶卧波腾五彩，此邦屏障仰徐公。
“三堤”，作为物质文化，在江海大地上依然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它们所蕴涵的思想，精神和智慧，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
2. 有勇有谋，保家卫国
海门人历来就有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优良传统，其中的英雄豪杰已彪炳史册，受人敬仰。
文天祥，字宋瑞，江西吉水人，《海门道光志》将文天祥列为海门的“寓贤”。南宋德祐二年，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元军逼近临安，皇帝命文天祥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诣元军讲和，却被扣留，并驱之北行。至京口，文趁机晚上逃脱。至真州，守将苗再成迎宿，议图兴复大计，即移书达杨州制置使李庭芝。李疑其为元军说降，欲杀之。乃去扬州，历高邮、海陵至通州，馆于郡。其从者遇疾卒，葬于通州。州守为文天祥备了海舟夜发于海门之七星港，入苏州洋，转辗四明，天台至温州。益王召至福州，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国亡死之。“寓贤”文天祥，不仅留下足迹，而且留下四首诗，今录二首以留证。
渔舟
一阵风帆破碧烟，儿郎惊饵理弓弦。
舟中自信娄师德，海上谁知鲁仲连。
初谓悠扬真贼舰，复闻欸乃是渔船。
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昼眠。
又过扬子江心
几日从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这两首诗反映了作者逃亡中的艰难、从容和自信，以及对祖国的无比忠诚。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更是一曲正气歌，百代后依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李庭芝，字祥甫，进士，是个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朝议：“择守扬州者无如庭芝”。乃授秘阁修撰，主管两淮安抚制置使。景定五年，扬州遭兵火，庐舍尽毁，赖盐为利而亭户多亡，公私萧然。庭芝至，则悉贷民逋（拖欠），借钱营屋，逾岁官民皆具。免亭宿负二百余万，立武锐军以实之，敌至不敢窥城。有水旱，廪不足赈，以私财助民，民德之如父母。咸淳九年，元兵复围扬州，庭之奋力抵抗，由于太后谕降，朱焕投敌，庭芝被杀。宋南渡之后，咸淳景炎之间，权奸误国，戕杀忠良，正气消磨，豪杰解体，李公之难，实属必然。
李庭芝，其先为汴人，遇害后，其子孙分隶江都、海门，其子李永常，明永乐丁酉举人。为官“卓有贤声”。其孙李周，永常之子，正统辛酉举人，为官“刚介不群”，巡按江西、四川，剔奸釐弊，幡然一新；抑豪右，除墨吏，审录重辟，雪沉狱什之二三，一时称为名御史。李氏祖孙三人皆入海门籍，海门道光志，将他们列入“名贤”传。
清代抗英名将张成龙（1784-1849），字云岩，道光年间由崇明迁居海门天南沙和合镇。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密奏请调张成龙赴广东抗击英军，称赞他“心端守洁，勇往直前”，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道光允准。后张成龙在黄岩、镇海力抗英军，功勋卓著。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在任病故，朝廷追谥建威将军。
李植在《扬州府双忠祠碑记》中说得好：“世虽有代谢治乱而正气之存人心，则昭如星辰，著如岳渎，谁得掩之？故节烈蕴必剖之光，阐扬俟千秋之鉴。”英烈之浩然正气，必将感动一代又一代海门人。
3. 尊师重道，兴学养士
海门文化本质上是农耕文化，人们重农而好学，尊师而重道，形成古朴淳厚的社会习俗“道光志”称：“习朴实而负气，性淳直而不阿。耕凿为生，鱼盐为利，士读书而无奔竞之风，商为市而无图射（追求财利）之巧。”
早在宋代，海门虽是“风帆云槛之区”，却建学校，崇教养，有“勤于养士”的美称。
元代“自兵兴，学校皆废，海门尤甚”，而有司关注教育，出资兴学，不是为“美外观”“夸己名”，而是希望“堂宇维新，士习盖与之俱新。”（见元程世昌《海门迁学记》）。
明代，海门有进士十一人，举人三十三人。郑开宁《海门学记》称：“人才之济济，治化之熙熙，诚旷古莫之或及也。”
清代沈之瑾作《师山书院记》。这是乾隆建厅后仅见的一篇学记，描述了海门士民捐资兴学的盛况。嘉庆十四年，同知刘平骄倡建书院捐银三百两，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建书院花费白银一万零七百余两，士、民捐助的钱占十分之六，通过其他途径筹措的钱占十分之四。还捐得沙田一百九十万五千余步，合七千六百余亩，以每年田租收入作为书院办学经费。这是一所取得辉煌办学业绩的书院，曾有大师长院、名师执教、大才涌现的盛况，为海门文化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4. 刚正不阿，敢于担当
其代表人物是被张謇誉为“海门耆旧之冠”的明代探花崔桐。崔桐，字来凤，号东洲，明正德丁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为人忠介廉静，不苟荣禄，在事必尽其职。谏武宗南巡，诏跪午门外，廷杖，夺半年俸。世宗接位，以直谏增级。三年谏议礼，诏狱，复廷杖。四年《武宗实录》成，进侍读；六年参楚藩；八年迁副使，督学楚中，风采奕奕。
文化是个大概念，内涵丰富，难以尽述；外延极大，无法找到它的边际。我们仅从价值的视角提出上述四个方面。其实，它的内涵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勤劳俭朴、贫而好义、精耕细作等等。
三
古人云：“国民之魂，文以化之；民族之神，文以铸之。”显示了传统文化的穿透力和强大的教化功能。人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他们的灵魂和精神都由文化涵养而成。然而，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总受制于知识、经验、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等因素，在认识上不仅见智见仁，而且多种多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因其博学多智、视野开阔、善于思索，不但能汲取历史文化的精髓，而且在继承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从而超越前人。张謇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1.中西互参，治水爱民
张謇认为“兴利莫大于治水”。他敬重范仲淹、沈起等治水先贤。他目睹黄河决口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四日作《送徐大归淮安》诗云：“八月河南决，排空万派浑。鱼龙骄白日，鸿雁满中原。送子归淮浦，秋风下海门。独怜千里外，东望有惊魂。”表达了他对灾民的同情和对家乡的惦念。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在黄海荒滩上指挥筑堤。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水利之事，学得很精，想得很深，做得很多。他在《欧美水利调查录序》中指出：“治水之书，莫先于我国；水之汲汲待治而不及治者，亦莫甚于我国之今日。謇年二十许，究心水利，经若《禹贡》，史若河渠之书、沟渔之志；专家纂述，远若桑经郦注，近若潘、靳、丁、冯诸家之说，按之舆图，稽诸方志；钩往抉来，往往而有得焉。”可见其学之博而研之精也。鉴于我国国籍，“言治则不尽晰其法”，张謇“本《农政全书》《泰西水法》之意，思更采其新法以辅益之，乃附设测绘班于通之师范学校，而又议建河海工程学校于江宁”。可见其思虑之深切而周密也。他一生关注国家水利建设，“謇昔之言导淮，近之言治运河与治扬子江也，靡不本旧说而参新法焉。”他不但主张治理大江大河，而且在方法上“本旧说”而“参新法”。为此，他派宋希尚往欧美调查水利，又请荷兰工程师特来克来华，“博求治水之术”。可见张公爱民之心诚，治水之意切，治水之见识和方法远超前人。
2. 文武兼备，救亡图存
张謇是个忠诚的爱国者，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河之远，“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张謇又是杰出的爱国者，文韬武略闻名于世，强敌入侵，国势蜩螗，政局日非，“救亡图强”是张謇心中矢志不渝的目标。因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张謇总能找到报效祖国的岗位。他是文章魁首，龚其伟称赞他“大文经世，谠论（正直的言论）救时。余事作诗人，天宝风尘忧杜甫”。把他比作唐代天宝年间忧国忧民的杜甫。张謇与文天祥、李庭芝不同，无囹圄之灾和屠毒之难，但他是个彻底的爱国者，主张“天下为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生献给不幸之中国，到了晚年，“独居深念，时而忧国计，时而忧民生”。他在给钱新之的信中道出了他的苦衷：“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又展转而至钝，几于败，亦可已矣。而苦不能已，则以教育根本未完，实业替人未得，尚不可为陋巷箪瓢之颜子，即不得不仍为胼手胝足之禹稷也。”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以及对近代中国的贡献亦远超前人。
3. 革故鼎新，兴学育才
张謇继承了先贤尊师重道兴学养士的传统，他的办学业绩远超前人，即使同时代的教育家也无人与之比肩，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大气而富有智慧，勇于“革故鼎新”。一是除旧学，办新学。张公根据“癸卯学制”精神，废书院，办学堂，实行分级办学，即办小学、中学（含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大学。仅在南通就形成了一个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办学体系，成为全国办学体制改革的嚆矢。二是剔除旧观念，确立新的办学理念，即剔除“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办学为科举的观念，主张教育救国，教育为民生，教育与实业迭相为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良工、良农、良商、良士。三是改革教学内容，增加“西学”，注重自然科学的教学。张謇还吸收欧洲的办学思想，创办图书馆、博物馆、实习基地作为学校的附属设施，聘请外籍教师来通任教，亦派遣优秀的学生到日本、欧美考察学习，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总之，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理念和办学业绩远超前贤。
4.刚柔相济，敢作敢为
海门人有刚正不阿的个性，崔桐便是代表，张謇敬重他，可谓惺惺相惜。张謇的个性也属刚性，敢于直言，自称“謇以好建言闻于世，或以不择人而言、不择时而言、不择地而言嘲之，而又以为诚可鉴而愚亦可嗤也，謇闻之以为知己。夫言非一端，要以世之所亟，心之所明为的。前清之季亲贵柄政，謇则言之；辛壬之际，中山为总统，謇则言之。项城（袁世凯）即真（古代监国即皇帝位叫即真），謇则言之；黄陂摄位，謇亦稍言之，是为不择人而言。清季政纲已弛，一切苟且，莫之能理，謇则言之；辛壬之际，蜩螗沸羹，天下汹汹，莫知所止，謇则言之；其后六年之间，党争剧烈，百废莫举，謇则言之。是为不择时而言。对于政府言之，对于咨议局、省议会言之，对于邦之父兄子弟言之：在朝有言，在野有言。是为不择地而言。”反映他刚直敢为的一面，但不同的对象“言”的方式不一样，如对“黄陂摄位”，用“稍言之”，带有些柔性，对袁世凯称帝，张謇是坚决反对的，但“言”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言反对，有婉言劝导，有作诗讽谏，有请假离京……总之，对“总统”说话总要掌握分寸。可见他也有柔的一面，他敢作敢为，向许多大人物提意见，但他掌握一条原则，“以世之所亟，心之所明为的”，即言大事，以理服人，刚中有柔，虽遭李鸿章等权贵怨恨，却未遭“廷杖”“跪午门外”的处罚。
简短结语
当今海门是历史海门的延续和发展，当今海门思想文化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升华。要认识今天的海门和今天的海门人，就应当了解海门文化发展的脉络，深刻认识滋养海门人的文化土壤。
海门历史的最大特点是沧桑巨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门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海门文化也只有在这一社会历史生活的变迁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张謇是海门的文化巨人，但他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文化所化之人，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海门文化的滋养。这也许是我们研究张謇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也应当看到他对海门文化的传承和超越，从中可以看到张謇思想发展的动力和脉络以及他所能达到的时代高度。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张謇的又一重大课题，攻克这一课题，自然有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只要我们坚韧执着地往前走，总能达到目的。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