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史海，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对遥远的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中国自世博会的诞生定型之时就参与其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士人、学者、实业家有意无意地与世博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近代中国开始认识到世博会所代表的科学进步的重要性，看到自身的差距，激起革新图强的动力。近代著名士人、实业家张謇，对世博会积极推崇，竭力倡导，亲自参与，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成果，张謇可谓中国近代世博会事业第一人。
两次世博会 颐生名世界
1900年，张謇曾拟“东游考察”，因故未能成行。1903年1月，江南盐运道、金陵关监督徐乃昌转来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苍太郎的邀请涵，邀请以张謇为首的东南名流参观日本于1903年5月在大阪举办的博览会。张謇为求一探日本如何在明治维新后跃升为东亚头等强国，遂带上自己在1894年创办的颐生酿造公司的茵陈曲酒，于4月27日东渡扶桑。
实际上，张謇对世博会的认识可追溯到19世纪末，1896年，他在向清朝廷上呈《农工商标本急策》中就提出“工务亟宜开，开导之计有二，一如各省开劝工会。……试办不甚难，但须上有提倡，并立奖格以鼓舞之；一派大员集合资本，博采各省著名精巧之器，入巴黎大会，并选挈名商慧工同往，察视各国好尚风俗，以便推广制造。”他认为，举办世博会是振兴我国实业的重要途径。他在《变法平议》中更是把举办世博会列为改良政治、振兴实业的一项变法内容，认为“博览会尤有益于工”，通过商品的展示比较，“良hu并陈生竟心，新奇多见生巧思”，对“最精良者给以赏，或助其销路”，必能为“劝工之助”。
张謇在4月29日抵达长崎，其间先后8次前往大阪博览会会场。大阪博览会范围60万平方米，馆舍面积9万多平方米，博览会展品达22万多件，场面之大、参观者人山人海，甚为震撼。博览会展示了日本在工业动力革命方面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步。当时电和电灯在中国还属罕见，而在日本已极其普遍了。日本天皇及其他政要均曾赴会参观，令张謇深为感叹。
张謇在参观博览会时，认真细致地了解日本政经、工商和教育的发展情况，意在借鉴日本的经验，更好地推进在家乡南通的乡村自治和建设事业。尽管他的茵陈酒香醇味美，颇受好评，获得一纸奖凭；但他仍深感失落，看到了大清与欧美、日本的差距。大阪博览会，使张謇大开眼界、感慨万千；他也由此对世博会生成了浓厚兴趣，开始与世博结缘。
当张謇正在对中国近代世博事业进行务本踏实地实践时，他的知音好友、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颠沛流离在异国他乡。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预言1962年在上海举行世博会：“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梁启超的艺术想象，集中地体现了那一代人的强国梦。言而行的张謇，坐而言的梁启超，殊途同归，都对中国近代世博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5年，清政府决定参加将于次年举行的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具体由商务部头等顾问官张謇负责。张謇提出了“精择物品，积极赴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的精辟见解。值得一书的是，1906年的米兰世博会，是清政府摆脱“洋人海关”掌控，独立开展世博会参展事务的开端。为此，清政府专门颁行了内容有20条的《出洋赛会章程》，鼓励商家积极报名，以官方和民间联合形式参加国际赛会。其中，张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1906年米兰世博会上，中国展示面积虽不大，却获得了100多项奖励。张謇创办的中国江苏海门颐生酿造公司的“颐生酒”，以其举世无双的独特酿造工艺和品质再次扬名，获博览会金奖。这是中国酒类产品在世博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牌，比贵州“茅台”、张裕酿造公司“可雅白兰地”１９１５年获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早了９年。张謇的盐业公司的海盐也获头等奖。但是得奖的喜悦并没有冲昏张謇的头脑。张謇清醒地意识到，落后的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欧美各国之间的巨大差距。1907年，张謇在《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调查欧西实业纪要》序中写道：“今以我视，同列于会场之国，未暇论长短，而当论有无。则是我国实业尚在胚胎，未可遽言幼稚也。”拳拳忧国之心，从这字里行间也尽显无遗。
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生活的年代，恰逢早期世博会在欧美各国举办。作为洋务运动干将、中国早期工业之父，盛宣怀经历了自1878年至1915年的历届世博会。但是积弱已久的大清国，在繁荣昌盛的西方列强面前，显得那么捉襟见肘、相形见绌。盛宣怀的无奈，他心中的酸辛、苦涩，是不言而喻的。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那年他才过而立之年，对世博会心向神往，想有自己企业的产品参展，换些外汇回来，但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小道员，洋务事业也才刚起步，很难有大的动作和作为。盛宣怀送展的59件瓷器、3个木架、1箱绸缎、1艘乌木架竹船及铜钟、铜铃，除售出1件瓷器、3个木架外，在本届世博会上无一获奖。这是盛宣怀所始料不及的，为此而心痛不已。
在张謇的实业之路上，官方权力扮演着复杂的两面角色。试与盛宣怀相比，盛宣怀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其办实业仅是一种进身之阶，意在官场，而张謇办实业便是其目的本身，用实业带动地方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甚至达到地方自治。这是张謇的伟大之处，这个人是读古书的，从旧体制中走出来，最终能有宪政民主之思想，并对中国的政治进步有着重大影响。盛宣怀虽然也对中国的工商业发生过正面的影响，但其影响仅仅是客观上的，是一种副产品。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应该是从张謇这代人开始的。张謇怀着富强祖国之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所以满载而归。盛宣怀是经商之道，弄点蝇头小利，只能“完璧归赵”。张謇、盛宣怀对中国世博会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南洋劝业会 预演世博会
广东人徐荣村，是上海开埠后最早来沪闯荡的商人，在万商云集的上海，徐荣村进入英商“宝顺洋行”担任买办。1851年春天，他偶然获悉了英国举办第一届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的消息，立即将自己所经营的“荣记湖丝”打上12包，装上货船运往英国伦敦。这个还不到30岁的小伙子绝对想不到，就是这12包远渡重洋送展的“荣记湖丝”， 在伦敦世博会上获了金奖，为中国在世博会上历史破题。
宝顺洋行是上海最早的洋行之一，“荣记湖丝”参展伦敦世博会八年后，洋行又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也是广东香山人，这就是后来成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郑观应。1894年春，郑观应的著作《盛世危言》出版，光绪皇帝读了，大为赏识，诏命总理衙门特印二千部，分发京都大臣阅读。几年之内，这本巨著竟被翻印20多次，共10余万册，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世界博览会。《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他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认为：“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一百多年前，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昌盛国力的骄傲行动，而在那时的中国，它还只能是萦绕在郑观应等仁人志士心头的一个梦想。
但令人神奇的是，1910年，上海作家陆士谔完成了一部充满幻想的小说《新中国》，全书共分十二回，以一个梦贯穿，虚构了一百年后的上海。他在这个小说里面写道：“在我们中国上海浦东要召开一个万国博览会，要开这样一个会，中外游客都要到我们上海来。” “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因为开了博览会，“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百年之前的“预言”，竟如此神奇地应验了，是作家突发奇想，还是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启示？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謇在百年之前成功地导演了一次世博会的预演—南洋劝业会。1910年6月在南京召开了“南洋劝业会”，是晚清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博览会。“名虽冠以南洋，实则推行全国”，此次博览会不但规模最大，而且参展的地方也最广，除少数地区外，22个行政省全部提供了展品。此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东南亚等也都有展品参加。整个博览会历时半年，参观人数达30多万，其规模和影响不亚于世博会，是世博会在中国的一次成功的预演。
“南洋劝业会”的倡议者是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劝业”，意指提倡和奖励实业,他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初次举办，应“暂避博览之名”，“劝业”则有“劝百业之进步”之意。“南洋劝业会”就此得名。端方考察西方回来，意气风发，洋洋洒洒写了很多的建议，包括中国办博物馆，中国办大学等等，其中一个具体建议就是中国举办世博会。端方1908年11月上奏朝廷，申请举办。很快得到张謇等人的响应，并积极参与筹备。1909年2月，张謇在南京发起成立劝业会的中枢机关——劝业事务所，具体负责筹办工作。同时成立赞总会，作为联络官、绅、商举办该会的一个社会团体。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十三日，清廷正式下谕开办南洋劝业会，并拨白银70万两为办会经费，由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人骏担任南洋劝业会会长。在各省协赞会、物产会、出品协会等群团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分头准备，精选优良物品，送往南京参展。1909年8月，张謇还被委任为劝业会审查总长，负责主持审查展品。由于对产品的认真审察，奠定了南洋劝业会成功的基础。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四，位于江宁城北三牌楼的南洋劝业会会场正式竣工，这次博览会的会场占地1000余亩，方圆约7里，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展馆，美、英、德、日各国也有展品展出。场馆自建各处15处，设有教育、工艺、农业、机械、通运、美术、卫生、武备等馆；开设暨南馆，专列南洋华侨产品；另有三个参考馆，展出欧、美、日等国外产品；外省有十几个自建馆；另有三个专门馆、三个特别馆。建筑的布局与设计大多仿照欧美风格，气派豪华，巍峨壮观。全部产品达100多万件，分24部、420类。各类产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会场内外还附设了动物园、植物园、马戏场、剧场、大小商店等游艺场所三十多座。场馆外围还铺设了轻便的环形铁路，每隔１小时发１班车，花１０个铜板就可以体验在火车上欣赏博览会的舒适感受。
南洋劝业会1910年6月5日开幕，参加开幕仪式的人有四五千人，场面宏大。张謇出席并致辞。南洋劝业会的各大馆的开始展览并不是所有的展馆一齐开放的，而是有先有后。劝业会计划先开教育、工艺、美术、农业、武备等六馆，过几天，再开通运、医药、参考、京畿等馆。而后是东三省、鄂湘、闽、豫、鲁、晋、甘、蜀、赣、皖及缎业等馆。由于中国当时交通不发达，边远地区的参展物品在开幕之后还在陆陆续续地朝南京运送。每天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各地前来参观的达30万人次，获奖展品5000余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参观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开幕到闭会，一切都按部就班、秩序井然，仅仅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火灾，连通常世博会经常出现的小偷小摸事情都没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办事能力，传导了中华民族和谐之理念。
1910年7月31日的《申报》报道了一位“大美术家”余沈寿女士的作品。余女士是清朝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她当时绣了一幅意大利皇太后的一幅肖像，“俨然如生，最是惊人者其虚实浓淡处全用疏密刺绣法旋转而成，非绣后用笔描染者可比。故淡处不浮、浓处不滞”。这幅画，余女士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据时人估价，值三千英镑。如果这次没有人购买，“明年将赴意国赛会”。当时报人的宣传力度和广告意识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茅盾、叶圣陶三位名人，当年也参观过南洋劝业会。鲁迅当年29岁，在绍兴中学任监学，茅盾和叶圣陶分别是14岁和16岁，两人还是中学生。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提到，“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灯泡连串做成的。”茅盾在南京参观了三天半，受到很大的启发。临走，他还买了几个雨花石，送给母亲作为纪念。叶圣陶1934年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也提到他中学时期去参观南洋劝业会的事。(崔石岗：《鲁迅、茅盾、叶圣陶参观南洋劝业会》)可见南洋劝业会在他们心目中印象之深。
“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博览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其倡导的“生计之竞争，世界之教育，国家之盛典，国民之外交”宗旨在百年后的上海世博会上将依然得到体现。
张謇将西方国家新的经济发展方法——博览会，成功地借鉴到中国，起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劝业会明确提出“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从开幕到评奖始终得到大力的贯彻，倡导实业的风尚也随之形成，许多实业与教育的团体而成立。南洋劝业会使全国的绅商云集在一起，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实业协会，并发起组织了农务联合会、工业演说大会、报界俱进会等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张謇当时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他身在商界，又不止于商界，对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都是关注的。劝业会这样盛大的场合对提升张謇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生抱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南洋劝业会吸引了近30万观摩者，总成交额数千万银元，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察团对劝业会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劝业会更使当时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历史积极意义不可磨灭。这一展会带动了南京地区经济发展，一些基础设施诸如电灯、电话、旅馆、铁路等都因展会而得到突破性发展，为民国建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会后，南京一带的社会风气更加注重实业与教育，南洋华侨与国内的联系也得以加强，华侨纷纷回国兴办实业。
南洋劝业会闭幕后，当时的会址和建筑被保存了起来，预备以后定期再办。但终因社会动荡、历史变迁而就此中止，场馆的建筑有的改做其它用途，有的干脆就被拆除了。
现仅存的两只貔貅，在那里守望整整一个世纪。南京工业大学丁家桥校区的图书馆门口有两座汉白玉的貔貅，看起来并没有特别之处。然而下面的碑文却揭示了它们的弥足珍贵：这是当年慈禧驾临南洋劝业会，原本准备放在慈禧行宫前的守护神兽。每只貔貅都有一米多长，样子保存得不错，质地不太均匀，耳朵、脚趾和尾巴的尖端等地方都显得更加光亮一点，这是水泥修补过的痕迹。由于当年南洋劝业会的主会场在丁家桥附近区域，所以现在丁家桥一带还有以劝业会命名的“劝业村”小区。
如今，鼓楼区在福建路上开辟了一个以“南洋劝业会”为主题的纪念广场，广场的石柱上镌刻着南洋劝业会的历史资料，以此纪念那个百年前的盛会。
巴拿马世博会 中国独占鳌头
巴拿马世博会的全称是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1914年8月15日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正式开通了，使美国东西海岸的航线整整缩短了8千海里，这对美国经济、交通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届世博会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而举办的。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对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一个开端。这届世博会对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政府在1913年5月2日承认了袁世凯的民国政府。这是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世界列强国家。同时美国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参加巴拿马世博会的愿望。
美国正式发出邀请是在1914年。3月派劝导员爱旦穆到中国，游说中国派代表团参展。3月26日爱旦穆抵达上海，4月4日得到袁世凯召见。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胸有成竹，他心中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张謇。虽说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北京政府还是将此事作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件大事。北京政府责成农商部全权办理此事，并专门成立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
时任农商部部长的张謇得悉这一信息，可谓踌躇满志、驾轻就熟，立即投入到筹备中去。张謇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振兴中国实业的呼声日高，参与世博会理应受到人们更加的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比较，找出差距，图谋改进办法，这才是振兴我国实业的正道。张謇正是抱着这一态度，高度重视，积极参加巴拿马世博会。筹备期间，张謇身体力行，亲自参与，支持由陈琪为局长，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并负责一切有关巴拿马世博会的事务，向各省征集展品。为了保证1915年3月9日中国馆的正式开馆，张謇特派农商部官员黄慕德、束曰路率领工匠赴旧金山建政府馆。
当时所建的中国馆，耗资9万余元，位于加拿大馆东面，阿根廷馆西面。整个馆以北京太和殿为蓝本，稍微缩小。在中国馆周边三面以低垣，仿佛微型的万里长城。殿前为水泥大道，间以方圆绿地几处。整个馆远看颇似皇家禁地，有帝王气象，独特的设计，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和审美趣味。中国馆由于其典雅华贵、超凡脱俗，评委们一致认为此馆完全代表东方宫室制度、建筑风格、给予头等大奖，并决定在闭幕后不予拆除，移赠金门大公园，作为永久纪念。3月9日，中国政府馆正式开幕。当天馆门前悬挂了中、美两国国旗。当地华侨商人纷纷歇业，到政府馆参加庆祝活动。午后二时，馆门大开，同时举行开幕式和欢迎式。参加者包括美国政府代表、加州州长代表、旧金山市市长、会场副总理等，出席人数约有几千人。飞机盘旋空中，陆军列队阶下。一边是中华会馆合唱队，一边是美国乐队，特地演奏中国国歌以表敬意。开幕式由副监督欧阳祺主持，来宾在正殿阶下的演说台发表演说，会场总理特将这一天命名为“中华日”。仪式完毕后，以会场的名义向来宾赠送铜牌一枚作为纪念。
重达两千多吨的中国展品陈列在农业、工业、教育、文艺、美术、交通、矿物、食品、园艺九个馆里，博览会上中国展品大放异彩，中国展馆前常常是人头攒动，熙来攘往。中国展品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各场馆在中国展区中的位置按面积大小排列，依次为农业馆1059.06平方米，工艺馆1031.19平方米，教育馆668.88平方米，食品馆566.69平方米，美术馆304.99平方米，文艺馆258.54平方米，交通馆254.27平方米，矿业馆139.35平方米。由以上数字不难看出，中国的参展商品比较集中在农业、工艺(手工业)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而交通、矿业等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则尚处于起步阶段。
教育馆是一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风向标，中国展品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实业教育进行陈列，其中最出色的展品当属上海徐家汇孤儿院出品的木雕刻，神采生动，组织匀称；另有中国各式宝塔之模型一百余座，高者一两米，小者二三十厘米，大都按原形比例缩刻，几乎搜遍了国内的所有塔式。文艺馆中值得一提的展品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珂罗版、全石版等印刷品。工艺馆是中国展品最为集中的区域，这是由于中国是传统的手工业大国，拥有许多各具特色的手工产品。同时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较具代表性的手工产品有青田石雕、上海美华利钟、福建漆画、扬州雕漆器、浙江藤器竹椅、江西瓷器，天津泥塑人像等。农产品是当时中国的大宗出产，农业馆也就成为中国主要的展区。其中，以茶叶为大宗，烟叶次之。食品馆的陈列以上海泰丰公司、厦门淘化公司罐头居多。较具现代色彩的交通馆和矿业馆陈列的中国展品较少，可见这些近代产业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矿业馆陈列以模型、照片为主。交通馆陈列分为陆运、水运、电信、邮政等四类，其中，以陆运的展品最为丰富。
由于张謇的精心组织，中国展品共获得1211项奖，其中大奖章57枚，荣誉奖74枚，金牌奖258枚，银牌奖337枚，铜牌奖258枚，奖词奖227枚，在全部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这也是中国参加历届世博会中所获成绩最优秀的一次。张謇本人也因其突出成就而获得巴拿马博览会大奖。
热衷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张謇，更是抓住世博会这次机遇，频频与西方外交人员交往，开展国民外交，组织旅美实业团，赴美参观旧金山博览会，以促进中外交流。张謇委派华侨巨商张弼士为团长、上海大资本家聂云台为副团长，工商界代表人物组成的一行17人，赴美参观旧金山世博会。张謇以农商部的名义，写信邀请黄炎培担任“中国游美实业团”的编辑，来年春天前往美国参观巴拿马赛会。黄炎培作为张謇民间事业的传人和好友，张謇特意请他去，可谓用心深远。
1915年5月3日，张弼士、聂云台、黄炎培一行到达美国旧金山。第二天，中国实业团参观了巴拿马赛会，并在赛会总办事处接受巴拿马赛会总理摩尔的宴请。在旧金山待了7天后，黄炎培随中国实业团赴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26个城市考察。
6月30日，考察团结束考察任务，返回旧金山解散。随团人员陆续回国，而黄炎培却在旧金山又住了一个月。他在旧金山一个饭店的旁边租了一间小屋，专门考察博览会中的教育馆。
1915年7月，整整一个月，黄炎培一直徜徉在旧金山各级学校和巴拿马赛会的教育馆。他仔细地观看教育馆中展示的各国教育成就，研究展示的各项数据。教育展中展示的美国职业教育近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令黄炎培惊叹、羡慕。展览中美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和分配方式使他深受启发。在参观展览的同时，黄炎培还深入旧金山社会、学校，实地考察美国各界人士对职业教育的态度、职业教育的年限、学科设置等，并与中国教育情况进行比较。
8月，黄炎培带着厚厚的考察笔记，离开美国返回上海。美国考察三个月，特别是巴拿马赛会教育馆一个月的经历，令黄炎培收获颇丰。回国后，他迅速将考察心得整理成文，写成《黄炎培君调查美国教育报告》，并在《教育杂志》上发表。
黄炎培的世博之行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拜访了大科学家爱迪生。1915年6月8日，通过引见，黄炎培到纽约郊外西桶村拜访了68岁的爱迪生。爱迪生热情地接待了黄炎培，带他参观自己的工厂，并请黄炎培试用他发明的远写机（合留声机和授语机为一体，一方电话机可自动记录对方说话的机器）。
爱迪生告诉黄炎培：“现在有一种新发明的播音器，请你完全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如果上海也有这样的播音器，双方通电，上海人同样也听到你这番话。”黄炎培对着播音器的喇叭口:“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德来采取和平手段，互相帮助，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路。上海是中国大商埠，纽约是美国大商埠，我愿代表中国人民提出这点希望，和敬爱的大科学家爱迪生先生在这里握一次手，祝先生长寿!”几分钟后，黄炎培的上海方言就从工厂播放出来了。这段奇遇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他在晚年回忆人生经历时还特意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历史总是这么的奇妙，充满了神秘的暗示。当年，张謇为了中国教育和实业的发展，特邀黄炎培去旧金山参观世博会，可谓高瞻远瞩。黄炎培也不负张謇重望，在他的推动下，职业教育思潮从上海逐渐走向全国，改变了中国教育千百年一成不变的风格。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炎培那预言式的祝寿词：“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德来采取和平手段，互相帮助，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路……”百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1月访华，胡锦涛亲切会见了他。两国元首平等对话，共商世界和平。胡锦涛送给奥巴马的“仿真绣”礼品《奥巴马总统合家欢》，恰恰在百年之前，中国送给意大利的国礼、意大利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美国旧金山世博会上获得一等大奖都是“仿真绣”。其寓意非凡。百年轮回，中国站新的起点上—中美两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我们翻阅历史，回望张謇、梁启超、盛宣怀、黄炎培等历史人物对中国近代世博会事业贡献时，我们无不感到震撼。张謇最早注意到博览会等新事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实践之、推进之。他从事近代博览事业，着重点亦不在经营和获利，更看重的是其巨大的启蒙、教育和文化功能。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应向世界敞开自己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同时也要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张謇从最早对世博会理论探索，到海门颐生荣获金奖，世博会的成功预演，巴拿马世博会勇夺桂冠以及卓越远见的世博会愿景，张謇当之无愧是中国近代世博会事业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