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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村落主义”(三)
2012-6-2    作者:jry    点击:5922

 

张謇的村落主义最终未能被其他社会改革家们所接受,他呕心沥血地缔造并经营了近三十年的一个看起来非常摩登、气象很新的理想社会,也终于未能被其它地区所移植。在张謇去世以后,他所经营的世界迅速沉落了。理想的“新世界”终于只是个东方的梦幻。

学者们对张謇事业衰落的具体原因已有过探索。然而,除了诸如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西方工业品的来华倾销、本地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的负担过重、本地产业的资金不足、设备老旧、经营的决策性失误及自然灾害等因素,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张謇的社会理想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即张謇的自治包含了太强烈的田子泰式的自治。而田子泰式的自治早已落后于时代。

无终山都邑没有现代民主。“至节高尚,……研精味道,百姓从之”和田子泰“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的政治理想,潜在但又无从清除地存在于张氏兄弟的内心深处,阻碍了他们完全接受现代的民主自治。张謇虽然口称民主,也说过“自治之贵,匪在一人”,但他所理解的民主,事实上与无终山都邑里不可能有制度保障的、抽象而虚伪的“推择”贤长者的理想更为接近。无庸讳言,南通的民主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张謇的个人资望和活动,带有强烈的“绅治”的特性。在清末民初,鼓吹自治的人摩肩接踵,各式自治的内涵大相径庭,光怪陆离。除比较接近民主理念的观点外,有以为自治就是商民自行组织起来守夜巡肆,捕贼防盗的;有以为自治就是修身养性,治己治人的;有以为自治就是反封建,反对家长包办婚姻,要女权,放大脚的;甚至大小军阀也吵吵嚷嚷地要自治而拒不接受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税收等的干预。南通的自治就其实质而言,只是资产阶级精英集团绅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早在1901,张謇撰《变法平议》大力呼吁在中央和地方皆行议会制度时,他心目中的良善的议会制是竟然不要人民群众参予的。他阐述:“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均以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充之。”不用说被选举的,就连有资格去当选民的,还必须是士绅!而非普通老百姓。他解释道:“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必绅士也。绅士虽不尽晓新法,而有文告已谕之,权限以示之,必与蚩蚩者有间。”南通的自治理念,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不充分民主的指导思想,认为社会治理,要通过资本家绅士代表人民来议行。

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封建的思想与势力仍然存在,但与辛亥革命以前相比,国家与社会已毕竟有了巨大的变化。民初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解放,社会活力大增。但南通的资产阶级自治不仅没有趁势完成自身进步的演变,一些人以为自治就是一两个缙绅的事。例如有人说:“南通以自治名于国,所以成事业类,有张退公、啬公兄弟设法建置之;所谓一、二人之功,支支节节程功者也。”张謇在谈及领导南通邑政之辛苦时,也只是说“謇兄弟一二人”所担之责之艰难。191510,南通属县如皋的刘县长因拨款二百元给县议会,“俾资挹注至市乡自治”,而被人们称道为“对于地方自治,颇为热心”。以致于城市区议会的十四个区的代表一致决议要求恢复自治。可见在当时的南通各地,自治早已是徒具其名。

张謇式的自治经历了二十多年已大有成就,张謇也很为此自得,而他的绅治即自治的老观念则丝毫没有改变。但留学过美国的儿子张孝若却看到了南通自治的深刻危机。他记述:“我在美国时候,就感觉到民治事业的维持永久,一定要大家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回到南通以后,就和我父说:南通事业,我家只能处于领导开创地位,要他发展和永久,还是要使地方上人明白这些事业不是一人一家的,要大家起来努力,我家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由参预而后接办下去,就主张组织一个县自治会。曾经有人到过南通回去说:‘南通是倒置的金字塔’。他的意思是说难乎为继有点不稳。我想这么多的地方事业,靠着一人一家确是不稳,那么,要他稳要这金字塔正置过来,也只有照准我这条路走去,因此我创立县自治会的主张,更加坚决,更加积极。”当张孝若向张謇建议创办广泛代表人民的自治会时,张謇心中十分不愿意。他疑惧的是:“众人知识才力一与否?不一有憎与忌否?有能涵覆而救济之者否?非一日而先后左右其行者,有他变他患否?是皆可虞而当计及者。”对张孝若的欲行西方式自治会的想法很担心:“吾为吾南通自治会惧焉!

当地方精英集团及其自治断绝了接受民众智慧的渠道,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与合作时,这一精英集团所主导的事业必将难以为继。

无终山都邑自有其法,史记:“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还有可以捍卫都邑的武装人员。张謇的“村落”里也有法,还有武装的工团、民团、实业警备队、警察、法院和改良监狱。但无终山都邑的法只不过是些简单的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而非约束规范“主”的决策与施政的法治。在这一方面,张謇的“村落”恰恰类似无终山的都邑。南通的自治正是缺乏法治的人治。

张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地方自治者,人各有其地方,人各有一自。先明白自何事,地方何在。欲治与否,则在各人。”在张謇看来,自治并非是新时代法规法令的兑现和落实,而只是“欲治与否,则在各人”,凭个人能力而为之,治大治小皆可,只要不矜不馁便好。在此之前的1918年时,他更宣称:“法治亦非吾国近世所能几及。民治亦法治之一,即自治也。”公然摈弃法治,而将自治曲解为民治。但他所主张的民治实际上是缺少法制约束的人治而已。所以当时就有人讥讽张謇所领导的南通自治是“个人自治”,并非全是恶意攻击,而与事实相去不远。1922年来南通调查的日本人驹井德三发现:“今江北一带,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张公即张謇。章开沅先生提到191237日的《天铎报》还载文讥刺张謇的哥哥为“通州土皇帝”。早年在南通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的朱东润先生在其遗稿中也记谓:“南通是江苏的一个县,在当时以地方自治著名。 有时只称南通,有时更称为通崇海泰,这就包括了南通、海门、崇明的外沙和泰县等地。这不是国家的行政专区,而是南通的张季直和他的三兄张叔俨所控制的区域。是怎样地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为张家没有军队,而是经济力的控制;因为张家兄弟已经形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控制了这个广大地区的经济命脉,垦牧、纺织、盐、棉花都在他们操纵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通过特殊形式的推举,张叔俨是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控制了当地的司法权,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时竟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出示立案。什么地方自治?简直就是地方张治;是那个特殊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晚年到了台湾的徐白先生也记述:“当时南通有些乡下人不明大礼,有什么纠纷,往往不到县公署,而到三先生主持的农、商两会去告状。三先生一见公事便批,批起来还洋洋洒洒一大套,颇有樊山判牍的味儿。地方上有什么问题,三先生主持时,大半不凭事理解决,而是闹意气的居多。因此,南通大多数地方人士,对于张先生武断乡曲,意气自喜的作风,都极反对。”三先生就是张督俨,他曾先后当过贵溪、宜春和东乡县的知县,1902年辞职回南通助张謇经营实业和地方自治。张氏兄弟是南通自治的领袖人物。

南通政治、警察、金融、工商、文教等方面的要员多由张氏宗亲、姻亲、门生、密友等充任。1926,葛端曾称说张謇“遣长子办外交,倚叔兄理内政,故乡成铁瓮。”邑政已几乎是家政,而法治实是人治了。诚然,“是以南通自治事业,从无倚赖政府,亦未予以分毫之助”,从中央到省,未有分文挹注南通的自治,也是南通自治不得不依赖实业资本集团的客观原因。

南通自治的问题相当严重,重绅治轻民治、重人治轻法治的情况以及绅治和人治的飞扬跋扈逐渐成了困扼南通社会活力的绳索。在南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促成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催生了资产阶级自治的思想与要求;但由于南通资产阶级的精英分子多由封建士官转化而来,他们仍留有扎根较深的旧思想、旧意识的残余,因此他们的新旧混合的意识形态反作用于其经济基础时,其革命性的意义就大大打了折扣,对社会的积极意义迅速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南通资产阶级的自治带有强烈的绅治和人治的特性,使习惯于在垄断性的绅权和个人意志的覆盖下运行的南通的区域经济,在中国更大的经济领域里缺乏自主和自由竞争的能力。

张謇于1926年去世以后,南通式的自治终于崩溃,再也无人着力鼓吹和经营了。张謇最初以自治来抵制封建皇权,大力推动了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农商业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现代化的成功历程曾让世人惊叹;但改造南通而使之现代化的大规模实验又终于失败,其根本原因之一应是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没有及时完成自身的政治改革。它一度推进了社会变革,却没有使自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而专权式的自治窒息了南通社会的生命力,最终影响了南通的经济基础,阻碍了上世纪之初即开始的南通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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