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迟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张謇终于为自己的村落主义找到了一个西方化而又时髦的名词——自治。1920年,他在苏社成立的开幕式上,铨释了村落主义与自治的关系:“治本维何?即个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在张謇心目中,地方自治和村落主义是一回事,地方自治就是抽象的村落主义的具体内容。1921年,张謇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的一开头陈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同年,张謇在将别人向他贺寿的财物移助于地方自治的一则启事中称:“明年春夏,行开地方自治报告会,为前此二十余年村落主义,作一结束。”纵观张謇的作为,可确知张謇毕生企求实现之的“新世界”,有时被他称作“新村落”,立志使它可以抵作“文明国村落”。在张謇有所成功后,又称它为“自治模范”、或“模范县”、或“全国模范之雏型”。无论如何称呼,其实质相同。

张謇垂老之年,尤不弃舍村落主义。他念念于心:“謇老矣,为地方而死,完我村落志愿,浩然无憾。”

那么,张謇始终不渝地梦绕魂牵的这一雏型的新世界、新村落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有“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综合张謇在各处的陈述和努力实践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样的理想世界里,有初在君主立宪后在共和保障下的地方自治;有体现民权与自由的“民治精神”;有“忠实不欺,坚苦自立”的道德精神;有作为“自治之本”的实业;有作为“实业之母”的教育;有为“教育之先”的“文化事业”;有“保存古迹”;有“博物苑”、“图书馆”、“剧场”和“影戏制造公司”;有“阅报社”和“公共体育场”;有“为通民生计”的经略;有采“外洋富强之术”的“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与制造”;有“电灯”、“电话”;有“本利具盛”的“农工商务”;有“果园”、“桑园”;有现代化的“道路桥梁”;有“城厢之改良厕所”和“戒烟会”;有“医院”和“医学堂”;有“大抵划一”的行政机制;有“议事会”和“市会”;有“警察”和“民团”;有“改良监狱”和“罪犯习艺所”;有“新市场”和“公园”;有帮助孤寡妇女婴幼而“恤嫠、保节、育婴”的场所;有“义仓积谷”;有“全国模范之雏型”,等等。张謇总结道:“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事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以上所举者,即张謇所称的“世界公益”。张謇自认为他设计的这一“新世界”是可为模范的,并希冀将其推及全国。

为了这样的新世界,张謇“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义,认准了一个方向,只是望前走,总想打通这条路”张謇自述:“仆为世界公益至弃家不顾,舍儿不顾,亦与释迦之割肉喂鸟兽无异。”他宁愿“为世界牺牲”,“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于是,一个自治的新世界的理想,一个折射了古代的无终山都邑和桃花源的指导思想,体系复杂而奇特的东方乌托邦,一个为建设这一世界的百折不挠地努力的故事,便在历史的画卷上渐渐展现。以张謇为首的工商资本集团于上世纪前二十年里在南通实现或基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