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时张謇给袁世凯的信中提到:“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而终于以村落主义自享也。”看来,“村落主义”这一名词最初还是别人用来称呼张謇的“以一地自效”的;但张謇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名称。张謇的村落主义理想产生较早,而实际推行则较晚,是在他对中央政治失望并在南通所兴办的工业有了成绩之后。

张謇所主张的“村落主义”的源头是什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还是释氏的“净土”?自然都不是。抑或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圣西门的“理想社会”,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模范新村”?也都不是。太虚和尚杂糅各家学说而议社会改良,张謇曾明确表示异议:“就太虚所引涡文(涡文即欧文之旧译)、圣西门、马克思诸人之说推之,……吾断其必不能行。”剖析张謇的思想时,我们会发现:张謇的“村落”的源头竟然是汉末田子泰经营的“无终山都邑”!在清季无比闭塞的封建王朝里,在上下求索之中,和另一位同时代的思想家康有为一样,张謇首先找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而这一大同社会的范体,就是曾实际存在过的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

张謇常常向周围亲近的人说明他效法田畴而行事的真实心意。他曾赋诗言志:“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井田学校粗从试,天偎无终与华阴。”1901年,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他为公司的大堂题写了“慕畴堂”的大匾。“畴”即田畴。田畴是东汉末年人,字子泰,好读书,善击剑。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变乱。幽州牧刘虞欲派人冒险去见已被董卓劫持的汉献帝以示慰问和忠心。田畴自愿经北方朔漠取间道以往,至长安见到了汉献帝。献帝大为高兴,封他为骑都尉。田畴坚辞后返回,却惊知刘虞已被军阀公孙瓒所杀害。田畴因哭祭刘虞而被公孙瓒拘捕,只是在别人劝说下,公孙瓒才释放了田畴。“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张謇为慕畴堂撰写的对联的上联有语谓:“食苟简之田,立不贷之国”;下联中则谓:“韩愈为天下所笑,犹将求国家之事”,申明了张謇对田畴式邦土家国的追崇往慕。

田畴率领族人和附从者数百人进入附近的无终山(即徐无山)中后建立了田畴式社会即无终山都邑。《三国志》卷十一对此有记述:“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原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受]。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后来反复无常的乌丸常来袭杀无终山都邑的绅长,田畴不得不领引曹操的军队打败了乌丸。曹操封田畴为亭侯,给邑五百户,田畴先后辞却而仍归无终山。曹操当年所撰与田子泰事有关的《表论田畴功》、《决议田畴让官教》、《听田畴谢封令》、《爵封田畴令》和《下田畴令》诸文,今日还可见到。

张謇之子张孝若也记张謇对于唐宋以来的贤士文人,直到明末清初的朴学诸老是如何崇拜,然而:“我父在古人中最崇拜而奉为师法的还有田子泰。他名畴,是后汉人氏。董卓之乱,他率了宗族和随从几百人到徐无山中种田养亲,百姓都很敬重他的德义,听他调度。曹操请他出来做官,他怎么也不就,后来魏文帝赐爵于他的后人。我父立志不做官,办厂种田兴教育,处处以田子泰自况。垦牧公司厅堂就题叫‘慕畴堂’。”古代的贤人不胜数,而张謇所仰慕的也不少。但他“最崇拜而奉为师法的”只有田子泰。张謇甚至多次要求通州师范学校和南通农业学校的学生作文探讨田畴的政治及其今用的问题。张孝若抄记了几条张謇亲自出的文题,有《田子泰不受爵赏与余之不官同异论》、《田子泰何以不守—徐无山论》、《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志业与田子泰孰近论》、《田子泰施行条教与垦牧公司治地人法难易论》。从仅存的这几道命题,就可一见张謇的心意。张謇很在意田子泰和自己不受官的共同志趣,也留意从田子泰的行为中获取启示。20世纪50年代,通海的中学教师秦延海告诉郭士龙先生,他年幼时听张謇训导,讲的正是张謇仰慕的《桃花源》的世界和田畴的都邑。桃花源是幻想的,而田子泰的都邑是实际存在过的;但两者都是同类的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都与老子所钟爱的小国寡民有着渊源关系。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在大阪写了一封信给朝闻社的内藤湖南和西村天囚。信中说:“下者年逾五十矣,丁兹乱世,曾不知韬晦之得计。顾念今世,乃无桃源,又既自任一方之教育,若不力求农工业之进步,则后此必见窘相。世无助我之人,益不得不求独立此等支离之境,绝非贵国之伊达邦成及福泽谕吉所能料也。”此信由日本关西大学的陶德民教授于前年在内藤文库的未经整理的书信中发现。张謇叹惜其时的乱世乃无桃源,决计“自任一方”,发展教育、农工业而独立于纷攘支离之世。张謇心目中的善世就是桃花源。1922年,张謇等人规划建设了南通城西南的新商业区,将其中的主干道命名为“桃坞路”,正是张謇对桃花源式世界的憧憬所致。桃坞路上有张謇创办的更俗剧场,何恩溥曾撰联吊张謇,其上联之首为“化俗辟桃源”,与之呼应的下联之首是“归真返蓬岛”,②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张謇都锲而不舍地想实现他心中的田子泰式,也就是桃花源式的自我治理的蓝图。张謇将他为之所作的努力称作是“小试井田与学校并进”,并作歌称赞这样的社会:“田里有井疆,小学家家上,……新世界,垦牧乡!”。他心中的“村落”,是包括城乡在内的大地区。他谓:“南通一下县,其于中国直当一村落。謇不自量力,粗有所营。”

张謇将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演绎成自己的“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他正是依照如此的“村落主义”来开始实现他自治南通的“新世界”的。这是因为张謇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很深;且由于晚清社会的封闭,张謇还无法深入接触除了军舰、大炮、机器、日用品以外的西方更深层次的社会学理论。对张謇来说,抛弃大清的“祖宗之制”的“盛世”制式而自行田子泰式的都邑之制,已经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了。远在他的《变法平议》写出之前,张謇能奉为偶像而师法以求脱离清朝专制的还只是田子泰。张謇后来随着自身资本主义人文化的加深和对海外世界的进一步了解,对他的田子泰式的都邑之制增添了新的来自于西方的内容,但对他早年奉为圭臬的田子泰式的村落主义则始终没有被放弃。

1926年,郭守纯曾写一副挽张謇的联:“狼奔豕突,伤心尽属伟人;寂寞荒江,畴肯作村落经营,为乾坤整顿。虎逝龙忘,张目更无余子;摩挲遗迹,我徒负十年知遇,付百感苍茫。”在联语中索性把张謇和田畴比作一人。同年,李国庆则誉张謇的治绩规模更大于田子泰之所为:“力谋地方福利,如公宏远谟,聿成钜业;田子泰入山治绩,逊此规模。”

张謇在经办各项事业时,多次提到要“沟通中西”,及恳言“而彼之学可为我学,彼之法可为我法”。张謇还解释自己经营南通是:“有所法,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察地方之所宜,度吾兄弟思虑之所及,才力之所能,以达吾行义之所安。”然而,西学也罢、西法也罢,都没有能使他抛弃田子泰式的理想。张謇在法古、法中国中继承了田子泰的无终山都邑,从法今、法外国中拾起了“自治”学说;将其结合在一起,充实了他的村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