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军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称赞张謇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这是对张謇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不平凡贡献的高度评价。考察张謇事功及作为的思想基础，可以看出“经世济民”的致用之道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引导因素之一。张謇以振兴国家、改善民生的“道”为统领，以“经世济民”为目的，以实业、教育、慈善、社会治理等作为手段，致力于建设国强民富的“新新世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最根本的范畴，意指宇宙本原、世界本质、事物规律及社会政治伦理原则等内涵。西周成王时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要求三公，理顺调和各种复杂关系，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书中还指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提出“致知在格物”之说。《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颜元对于格物的解释为“手格其物而后知至”，意谓必须要亲手下一番功夫才能获得知识。这些论述都强调了“道”的本原性、规律性和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虽然相关解释存有差异，但不影响后代学者论道、求道，并以之作为治国和治学的原则，并将君子务实、经世济民、学以致用作为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张謇深受传统典籍思想的影响，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实业教育迭相为用”“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遗留一二有用事业”的理念，可谓是对致用之道极为恰当的诠释。
承继实学致力于经世致用。张謇既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抱负，又具备务实致用的实干精神和笃实的实践行动。他不尚空谈，对宋儒“坐而论道”的做派特别厌恶。1909年冬，他在一次交谈时对刘厚生说：“在家塾读书的时候，亦很钦佩宋儒程朱阐发‘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精义。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发现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这就是张謇自年轻时就萌发的学以致用、办实事的实干精神的萌芽。在厌恶空谈论道的同时，他极为佩服敬仰汉代田畴、明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前辈，认为他们才是讲究经世致用和实际做事的先儒，自己“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就更加钟爱顾、黄的《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经世著作，经常诵读领悟，感觉矢愿益坚，植气弥峻。并把颜元的“学问因不当求诸冥思，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顾亭林的“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等名句作为勉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汲取先儒的智慧作为精神力量的支撑。比较来看，清代科举选出状元计有114人，江苏多达49人。这些名噪一时的状元之中，在宦途的名声地位显赫者不在少数，但若论学问事功、文章经济对国计民生有裨益的，却少有人能和张謇媲美。抱持治国平天下宏伟理想的张謇，在大魁天下、声名鹊起之时，却毅然放弃可能的显赫仕途，以及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较高职位，坚守救国理想返回故里，苦心经营实业、教育与慈善等革新事业，用无畏的勇气和实践精神开拓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取得了为人称道的伟绩。这充分彰显张謇对“笃行”“致用”思想、以及明清实学关注实际的经世思想的领会与实践运用，在完成“一分一毫有用”事业的过程中将先贤的智慧传承、弘扬并加以创新。
刚健有为致力于兼济苍生。儒家传统思想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在传统典籍《易》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在儒家的思想中，体现了刚健进取的天道与厚重博大的地道的浑然合一，两者的相辅相成与有机统一，构成了传统社会对胸怀天下、积极进取、德才兼备等理想人格的诉求，并作为终极目标激励一代代人积极进取和不懈奋斗。张謇深受儒家积极有为思想的影响，他在一生中都注重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强国富民，实现了一个以家国为己任的儒者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抱负。张謇作为清末传统士人的代表，身上体现出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能够终生恪守并以毕生的精力身体力行，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智慧和勇气，为最大程度地实现救国救民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息。张謇曾用几段话阐明自己的人生哲学：“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所看重的是做出于国于民有用的事业，即使少至一二，也足以体现价值，而不至于像草木一样腐朽后归为尘土。对待做事，要“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凡事都要做起来，而不能只限于空谈。人作为天地间的过客，以寿命之长短来论，其实没有多少价值，“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这是对传统以寿命长短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观念的一种最具价值的见解，真正能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做出有益地方的事业。张謇也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以上话语的，奔波一生，奋斗一生，抱持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宏伟理想，力推立宪运动、拥护民主共和、推行地方自治，殚精竭虑，不辞辛劳，都是为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张謇不仅为国事操劳，对建设家乡、造福乡里更是不遗余力，是他人生境界最具体的体现。张謇致力于地方建设事业，从实业起步，不办则已，办则越办越多、越办越不满足，涉及到南通发展的方方面面。张謇充满感情地说：“南通的一风一雨、一冷一暖，都在我的心上。”“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这充分彰显出张謇爱国爱家乡的人生境界，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至真至深，对南通的一草一木、一路一屋，都付出心血进行经营，将个人生命融入南通建设，获得为后人称道的“一山、一城、一人”的美誉。对于张謇的大真大善的人生境界，章开沅先生曾赞赏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张謇感动中国，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更加使中国感动。”这是对张謇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厚重博大的胸怀、投身于经世济民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肯定和褒扬。
义利并重坚守言商向儒。“义”与“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义”是合乎社会公认道德准则的思想和行为，而“利”则是指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这对范畴是人类社会绕不开的话题，围绕义利关系展开了几千年的论辩。朱熹曾评价说：“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儒家伦理中对“义”非常重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杀身以成仁”等相关论述常见于儒家典籍中。孔子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强调求利要符合义的原则，提倡“公利”“因民之所利而利”的“大利”思想。但随着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行业排序，经商、求利成了社会普遍鄙视的事情，读书入仕途成了正途，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等一代儒商的产生，既体现了个人拥有的超越常人的勇气，又对改变传统的义利观、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张謇既拥有家国情怀之“义”，又重视经世济民之“利”，在他身上实现了义和利的统一。而且所求之利，是为民众和地方所求，经营所得，绝大部分用于地方建设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所重在于“公利”而非个人私利。首先，张謇肯定凭劳动收入而求利的正当性。在给黄炎培的信函中，张謇曾这样说过：“仆愚以为人世取与之道最明白正当者，无过以劳力为金钱之交易。”这是张謇对凭自己劳动所得的肯定，是光明正大地求“利”，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前提。并且在行动上，为给大生集团和地方教育筹款，可以放低状元身份鬻字求利，彰显正当求利的大义。其次，张謇反对“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在他看来，“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这些话表明张謇在肯定正当求利的同时，极为重视对“义”的崇尚和弘扬。其三，张謇主张义利并重依然“言商仍向儒”。他认为，面对当时西方工商业的涌入，“非我商界有一二巨人长者，有知识，有经验，能提倡一二实业，为天下之表率；则奄奄一息之病国未易振起也。”“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但作为有名气有地位的士大夫，转而投身于实业、商业，需要极大的勇气，做出痛苦的抉择。他希望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能带动大量士商一体的“儒商”出现，形成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以拯救时艰。
综而言之，张謇正是以“舍身喂虎”的决绝和悲壮，放弃光鲜的仕途，走上充满艰辛的实业之路，以求取有助于国家富强和民众幸福的利益。但在张謇内心深处依旧抱持“言商仍向儒”的情怀，首先是“儒”，其次才是“商”，经商做实业是为了实现心中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是为了获得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大利。张謇的儒商身份，正是将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国计民生的责任意识进行的有机结合，经过艰苦卓绝的付出，成就了他作为“民营企业家先贤和楷模”的美誉。张謇的经世济民之道，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希望涌现出更多“张謇式”的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