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军
“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周易·系辞大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意即天地的根本德性是生，万物生生不已，所强调的就是产生、成长、发展之意。正是“生”支配着人类个体和群体，不断从蒙昧走向文明、从稚弱走向强大。张謇幼居乡里，饱尝民间疾苦，深谙“生”之道，其一生都在追求强己、强民、强国之路，为个人、群体、国家的生存发展殚精竭虑、奋斗不已。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哲学发展观，要生存、要生活、要生长，就要不断进取、发展。
多年苦读游幕求仕，谋求个人成长晋升。科举考试为底层读书人获得晋升之阶提供了希望。出身农家的张謇，在父辈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期望中，五岁开始进入私塾开蒙读书，系统性地接受科举考试所需要的制艺训练，也就是八股文的写作程式，试图通过科举途径步入仕途，从而寻得走上社会中上层的理想出路。及年稍长，读书小有所成、名气渐长后，张謇进入幕府担任幕僚学习处理行政事务，同时利用闲暇继续攻读儒家典籍。游幕生涯给了张謇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民生、思考问题的机会，使他对民生疾苦有了深深的感触。在跟随吴长庆的八年时间里，张謇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得以初步显现，结交众多朝野名流，参与国事决策，所提出的建议得到不少嘉许，学识与能力都得到锻炼和提升。在吴长庆病故之后，张謇遭遇官场中的世态炎凉，暂回乡里；但人生态度依然积极奋发，强烈的“生”的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他致力于带领民众养蚕种桑、谋减捐税、增学额定拔贡等造福乡里、改善民生的活动，为他日后辞官归隐办实业锻炼了能力，也提供了开端。张謇回乡的另一愿望就是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婉拒了众多名流的保荐与推举，希望能以科举考试的“正途”博取名正言顺的社会地位。在经历多次波折之后，张謇终获大魁天下的殊荣，达到了科举入仕的巅峰，得以跻身社会上层，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高中功名的愿望，初步实现个人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可以说至此他“治国平天下”的光明仕途已经呈现在眼前，但时局的变化，官场的黑暗，使他产生久倦风尘之想，改变了他人生之路的抉择。恰逢丁忧守制，他回归乡里，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放弃了前半生追求的仕途，毅然“舍身喂虎”，弃仕从商，开启了他力促国家稳定统一、实现地方自治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以期达到另一种“生”的别样目标。
推行立宪拥护共和，力图国家生存发展。张謇在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有利于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和舞台。随着近代时局的变迁、政府的更替，张謇的政治立场也发生多次变化，主要有融入清流派主战以抵御外强侵略、力推立宪运动、组建谘议局、发起国会请愿、谋划清帝逊位、推进南北议和等政治活动。在这一跌宕起伏的过程中，虽然政权在不同的人手中转移，但都能看出张謇力图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民生和顺的理想，以至于后半生从事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都蕴含着一以贯之的“生”的诉求，即“保全中国”，竭尽全力让国家得以稳定、生存、发展。源于强烈的家国情怀，面对国家被侵略、国土被瓜分之局，张謇所思考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最适合于把中国保全下来，避免国家陷入政权分崩离析、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而后来的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等都验证了他的担忧。因此，他在《变法平议》中力主改制以维护统治，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强调“今若南主共和、北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以分，外人公认保全，我乃自为破坏。生灵涂炭之余，继以外患瓜分之祸，即在目前。”在《共和统一会意见书》中特别强调如何在共和政体下实现统一的必要性，力主谋求南北统一、外交统一、军事力量统一、党派统一、宣传统一，提出共和主义不是一族一姓的共和，而是国内汉、满、蒙、回、藏多民族共同的发展，甚至为国家统一否定各省独立。在此意义上，干春松教授认为，张謇政治立场的选择与确定是以追求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作为判断标准的，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主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美好理想，张謇在对清廷失望后选择了放弃清政府并代为拟定逊位诏书；为了国家的前途而转向了共和，甚至和断交多年的袁世凯修好，为南北议和奔波呼吁南北双方摒弃分歧；对共和失望后从经济竞争入手转向实业救国、从培养人才入手推行教育救国。他不遗余力地所作出的所有转变和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生存发展。“达则兼济天下”，这实质上是张謇为国为民所体现出的最高境界的大“生”。
投身实业教育慈善，力求民众生活幸福。作为张謇的好友，刘厚生记述了张謇在与其多次谈话中提及的“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切政治及学问的最低期望是要使大多数的百姓能够生活在最低水平线上。卫春回教授认为，在张謇看来，让饥寒的百姓有饭吃，困苦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儒者应尽的本分，也是孟子“黎民不饥不寒”思想的精义。而要在当时解决国民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就要寻找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实业发展之路，正如张謇所言：“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正是基于对民生的关怀，对国民生存的忧虑，张謇提出“大农大工大商”的实业观，致力于形成以“棉铁主义”为主的民营工商产业结构，并以“大生”命名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纱厂，期望以此实现使民生富裕的目的。在富民的基础上，“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富民为先，以民富促进国富。可见，张謇把“生”的观念融合进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之中，在实业、教育、慈善、盐垦、水利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与民生息、关心民间疾苦，以富民、养民为己任的生存之道。从而主办或参与创办了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105家各类实业公司，兴办了从幼稚园到高等教育的446所各类教育机构，设立了16家各类慈善机构，建起了78处（所）城市设施及地方自治机构。正如胡适所言，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可见，张謇将他所奉行的“生”的理想付诸于现实，秉持着“言商仍向儒”的家国情怀，在推进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强毅力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生主义”力行者，体现出兼济苍生的社会责任担当。
“穷则变、变则通”“生生不息之谓易”“达则兼济天下”，是张謇毕生追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改善民生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一年中两次点赞张謇，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正是对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以来的企业家们“生生不息”精神的赞许，也为我们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智慧和动力。
(本文转载自海门张謇研究会官网）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