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蒋国宏

黄炎培和张謇都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者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过去人们较少将他们联系起来进行考察，[1]因此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丰富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的认识。

一

张謇和黄炎培尽管不属于同一代人，但彼此间既有过抵足长谈，也有过函电往来，这无疑为我们对其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謇与黄炎培初识于1905年冬。其时，张謇为大生纱厂的发展及教育和社会活动的需要时常往来沪、通之间，黄炎培投身教育，成绩斐然，引起他的注意。张謇热心奖掖后进，对其大力提携。黄炎培则因张謇年齿较长，而对其十分敬重，在随后的岁月中开始了密切的交往。1926年张謇辞世，黄炎培撰联以寄哀思，联曰：“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着眼远处，着手近处，凡在后生，宜知勉矣！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何憾乎？”[1]P70对张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二人日记和往来信函来看，他们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教育事业

1905年12月江苏学务总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不久改称江苏教育总会，后又改称江苏省教育会）。张謇被推举为会长，恽祖祁、王同愈为副会长，黄炎培为评议员。次年11月，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大会，讨论江阴南菁书院改为文科高等学校事宜，张辞职未允，再任会长。黄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干事员，在调查部工作。1914年8月，黄炎培被选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时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的张謇仍被选举为会长，但因精力有限，仅决定大政方针。②作为副手，黄炎培除不时向张謇请示和汇报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使苏省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此后他们长期分任会长和副会长，在创办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复校等活动中，都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张謇日记》记载，民国元年九月二十日(1912年11月7日)，“得韧之、信卿电，将至通”；十月十六日(1912年12月2日)，“沈信卿（恩孚）、黄韧之（炎培）、陈陶遗、穆藕初来(南通)，与沈、黄议河海工校事”[2]p698-699。

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努力沟通实业与教育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命题。他手创的南通农校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棉花试验田的产量高于周围农户两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江苏教育会希望在全省推广产学研相结合的经验。1917年11月29日，黄炎培来到南通进行了实地调查，“晨十一时至天生港，午至城，见啬老”，“参观甲种农校”。12月13日写成《江阴、南通、苏州农校调查报告》。

1912至1913年间，黄炎培主持江苏教育行政，张謇曾为南通师范及小学事宜致函黄炎培，主要为师范增置操场、建筑女工传习所、蚕桑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医校以及改建商品陈列所、高等附属小学宿舍及添置器具等请求经费补助。[3]p104

2.参与政治活动

在加入江苏学务总会后，黄炎培还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从而在政治上也和张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成为他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谋士和得力助手。

1909年10月，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张被选为议长，黄被举为议员。1911年6月黄炎培和沈恩孚作为江苏省代表到北京与各省代表组织“宪友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防止出现混乱，张謇和黄炎培等江苏士绅积极开始活动。其中黄炎培还在上海担任着立宪派人士之间的联络工作。1911年10月15日，他们与赵凤昌、马相伯等在惜阴堂商讨时局，次日张謇来到苏州，为程德全起草奏折，要求清政府迅速颁宪法、开国会以挽危局。但时局迅速发展，清政府又一意孤行，他们于是放弃了忠于清廷的立场，开始转向革命。张謇在日记中记载：(在上海)与“庄思缄、伍秩庸、温钦甫、继兴、翼之、信卿、韧之，协计临时议会”以“保守江苏秩序”，次日“组织临时议会于教育总会”[2]p660。

1913年初，南北关系趋于紧张。作为江苏士绅领袖，张謇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被推为议长，黄炎培则劝他远离政治旋涡。《张謇日记》记载民国二年“正月八日(1913年2月13日)，进城（南京）晤季中、韧之、子英、信卿、铭久诸人”。正月十三日(1913年2月18日)，“韧之、信卿、翼之、继兴、莼孙来，反复为说不可就议长之故，诸君亦不复以向之村落主义敦迫矣”[2]p674-675。1913年10月张謇出任北京政府农林工商总长。由于袁世凯复辟的企图日益显露，且不能借机实现自己发展实业、救亡图存的理想，张謇在与黄炎培等人经过数次商讨后决定以勘视淮灾为由请假南下。从《黄炎培年谱》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1914年10月7日，“(在北京)夜，与啬老晤谈”。1914年10月9日，“晨，与啬老谈”。1914年10月10日，“晨五时，送啬老回南”。张謇终于离开了北京这一是非之地，避免了为袁世凯利用的危险。11月他呈请辞去农商总长一职，专任水利局总裁，未获批准。1915年4月再次辞职，始得批准。袁世凯称帝后，黄炎培以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通电反对。1920年1月5日，黄炎培赴南通访晤张謇。3月29日，用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九团体名义反对中日直接交涉“鲁案”，反对镇压学生。如果没有作为会长的张謇的赞成显然是不可想象的。30日，黄炎培“离沪转镇江赴南通”，31日，在南通“访晤张謇、韩紫石，商谈国事及苏省教育问题”，显然有听取张謇的意见，确定下一部行动的意图。[1]p47-48

3.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蔚为大观。它不仅是实行立宪之基础，也是抵御军阀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张謇和黄炎培都热心地方公益，积极推进苏省自治。张謇认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标本兼治，“治本为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它哉”? [3]p4391920年5月，他们与沈恩孚等一起发起组织“苏社”，希望江苏61县能各负其职，相互支持，在不依赖顽固的政府和腐败的社会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水利、交通、实业和中小学教育，推进全省的地方自治，以便“置苏省于最完全最巩固之地位”[3]p439。当然，这一主张触犯了军阀的利益，无异与虎谋皮，因此“苏社”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二

作为过渡时代知识分子，他们呈现出诸多共同特征。在彼此交往中，张謇的言行也给了黄炎培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稳健温和的政治态度和外圆内方的处事风格

张謇和黄炎培都生长于江苏(川沙时属江苏)。这里自唐宋以来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重镇。他们深知经济和文化发展对社会稳定的依赖，因此渴望有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这成了他们恐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

张謇为谋生计曾长期充当幕僚。有人比较了幕僚与吏的异同，认为小吏喜欢制造混乱以便从中牟利，而幕僚则喜欢百姓和谐、平安无事。[4]p71可以说，长期的幕僚生涯使得他形成了稳重、务实、谨言慎行的个性，而乙未后经办实业和教育的经历也使他发现社会秩序的依赖，这使他更加看重稳定，在全国统一，河清难俟的情况下退而求局部的安宁，并为此不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撮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息事宁人，化解仇怨，以维护地方的太平。但同时，凡属有益于国家和民族之事，他也决不作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表示“凡夫可以鼓新气，菝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5]p12。

黄炎培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13至18岁间，母、父及外祖相继病逝，他因此被抛到社会的低层，过多地体会了世态的炎凉。1903年因参加“新场演说”被诬为革命党而险些丧命，这使他从此更加谨慎和注意自我保护。但在谨慎、随和的外表背后有着宁折不弯的做人原则，形成了柔中带刚、外圆内方的性格特点。任之、韧之是黄炎培的号，其涵义一是对自己应担当的责任毫不推诿，勇于承担，且善始善终；二是对别人的议论、非难等听之任之，自己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决心。

儒学以中庸为理想，以和谐、稳定为依归。张謇和黄炎培都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在实践中总是左顾右盼、患得患失。张謇虽赞成戊戌维新，但又害怕剧烈变革会招徕列强的干预和社会动荡，因此对康、梁的“全变、速变”策略不以为然，不肯全身心投入。[6]黄炎培虽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但从事的革命活动并不多，与立宪派保持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后来在国共之间亦持中间立场，希望国共抛弃政见，以确保社会稳定，只是在第三条道路破产后，才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2.不恋权位，淡泊名利

张謇淡泊名利，1894年大魁天下后，即辞官南下，经营乡里。1903年东游日本时发现日本教育、实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实有至亲至密之关系，因此，回国后积极投身立宪活动。1913年后又出任了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但宦海污浊，浮沉难定，他对做官总有一丝畏意。他不仅自己不愿做官，还劝人不要做官。他还尽力为黄炎培说项解围，使他得以离开北洋政坛，集中精力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益之事。对此，黄炎培十分感激，在晚年仍满怀深情地写道：“我没有入北洋圈套，我很感谢张謇。”[7]p71

张謇做事而不做官，愿以在野的地位“为国家稍尽义务”的风格影响了黄炎培。1912年12月，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主持全省的教育行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准备辞职，只因民政长韩国钧的极力劝说而暂时留任，但1914年3月便挂冠而去。后来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以“总长”、“部长”等相邀，他也拒绝入仕为官。因为在军阀统治下，为官并不能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3.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推崇

张謇和黄炎培从小信奉儒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又目睹在外国列强侵略和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矢志经世济民、振兴中华，并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张謇对传统教育的弊端了然于心。他曾批判以读儒家经典为学习内容，以官僚为培养目标的传统教育空疏无用，诘问“经乃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人人骛此，谁与谋生”[3]p21-22？黄炎培也走过学制艺、应科举的道路，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对传统教育的弊端亦有相当的体认。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员时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省的三分之二，发现中国教育不发达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学非所用”，学用脱节，而职业教育正可以“矫正教育之弊，救济社会之穷”，因此认定“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8]！

传统文化以社会稳定为重要诉求，而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使他们有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但授人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救济只能满足其一时之需，因此，张謇为解决贫民谋生乏术的问题，主张通过开办职业教育，使“有职业者可以略进新知，无职业者可以稍储知识”[3]p247。黄炎培也认识到“思夫今兹扰扰，所以酿成此好乱易动之社会，凡坐生计耳，将普养之，毋宁普教之。顾今之教果足以为养否？观夫受教育者之不能自养，而前途危矣”[9]p26。另外，职业教育既有为贫民谋生计的考虑，也可为实业发展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可以说兼顾了劳资双方的利益，有助于“消弭工潮，调和劳资”，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张謇从1902年筹办通海垦牧公司农学堂起，到1920年前后在南通地区创办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镀镍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女红传习所、清丈传习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等20多个职业学校，形成了一个多科性、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1915年4月9日，张謇为总长的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黄炎培应邀参加，由此获得了一个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良好机会，这对其职业教育思想的提出与发展帮助极大。回国后不久，黄炎培在江苏教育会内设立并主持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他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推行职业教育理论和主张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作为江苏教育会的领袖，张謇对黄炎培发展职业教育不仅从精神上予以赞赏和鼓励，而且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从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

三

当然，在20年的交往中，张謇和黄炎培既有认识的契和，也不乏思想的交锋和观点的冲突。

首先，在职业教育方面，尽管他们都对其推崇备至，但在办学目的方面，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主要从办实业、实行地方自治的实践中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将它与慈善公益事业相联系，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黄炎培则较多受欧美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曾坦言是受了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教育经费的筹措方面，张謇主要通过自办实业，以实业挹注教育，而黄炎培则主要争取实业家的支持，前期主要是毁家兴学的杨斯盛，后期是交通银行的钱新之。1941年他在《赠钱新之》诗后曾说自己“年来手创文化教育事业，几无一非藉君之力以成”[10]p143。

其次，张謇在一定程度上冲决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樊篱，而黄炎培则仍为其所困扰。众所周知，利义观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的“正其利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精神枷锁。千百年来，这种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一直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张謇在书法上颇有造诣，曾得郑孝胥、俞樾等的赞赏，早年为解燃眉之急，常鬻字以获川资，后来为了弥补地方慈善公益经费的不足，又不顾自己士林翘楚的身份，公开登报鬻字。黄炎培出于对张謇的关心和爱护，希望他“不用鬻字私印，以合社会心理”，张謇则认为，通过卖字来为地方谋福利既有意义，又有价值，且不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不会因此降低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强调“人世取与之道最明白正当者，无过以劳力为金钱之交易”，“劳力人不必以受佣为耻，给值人不必以出资为豪”，[3]p557所以，他感到心安理得，无需任何粉饰和躲闪，完全可以光明正大，不必感到低人一等。从这一事件反映出，黄炎培还带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耻言货殖、讳言功利的特征，而张謇则摆脱了重义轻利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伦理观念质的飞跃。在作“复黄炎培书”的当日即1917年3月25日，张謇作“继续鬻字启”，并指派上海大生沪帐房和南通濠南别业代接卖字业务[3]p352-353。1922年又作“为慈善公益鬻字启”，表示“自登报日起，鬻字一月，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不论所得多寡”，“每日捐二小时于字，无一字不纳于鬻”[3]p360。1924年夏又决定继续鬻字一年。

再次，在男女平等，父子平权等问题上，他们也难以达成一致，黄炎培要比张謇更为进步和开明。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猛烈的冲击。对此，张謇忧心忡忡，1923年他在“论新教育致黄任之函”中，除剖析了德与智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加强道德教育，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外，申言女子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做好家政，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合理的社会分工，否认中国过去存在男尊女卑和父子不平等的情况，对提倡男女同学、父子平权、自由平等十分痛恨，对民主治校大加挞伐，甚至威胁要辞去东南大学、暨南大学的董事，并正告黄炎培等“回虑反省，平情审辨，为亡羊补牢之计”。[3]p191-193为了进行沟通，交流看法，黄炎培与张謇进行了面谈。根据《日记》记载，黄炎培“1923年12月3日夜，上大庆船赴南通，应啬老之召”，“1923年12月4日，与啬老长谈”。但张謇归根到底不过是初通新知的传统士大夫，男尊女卑的思想已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而黄炎培毕竟曾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南洋公学学习，又曾飘洋过海，到南洋和美洲考察，受过西学的较多熏陶，可以说，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是时代的产物和新旧两种教育观点的反映，因而也自然不能通过一两次谈心就能消除。

注释

[1]迄今发表的论文仅有朱宗震的《张謇和黄炎培的事业精神》（见严学熙主编《近代改革家张謇：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马万明、陈万明的《略论张謇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见崔之清主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马斌的《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的职业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职业时空》2007年23期）、王飞的《张謇、黄炎培与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模式的开拓》（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第1期）以及拙作《儒者情怀与近代中国温和派知识分子的抉择——以张謇、黄炎培为个案》（《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期）。另外，许纪霖在《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一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则就蔡元培、张謇对黄炎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2]张謇于1905-1908及1912-1921年间长期担任江苏省教育会长，为苏省教育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1909-1911年间之所以未任会长也与其力辞有关。《张謇日记》载，宣统元年八月十一日，“教育总会开常年会，发明公共事不可专责一人之理由。众会员颇能心知其意，并推唐蔚之侍郎（即唐文治，引者注）为会长，果如所望。余度不能辞副会长之席，乃应众举”（《张謇全集》第6卷六第624页）。

参考文献

1.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2.《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5.《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2 ，中华书局，1931年。

6.蒋国宏：《试析张謇未积极参预戊戌变法的原因》，《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2期。

7.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

8.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

9.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

10.黄炎培：《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