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与温家宝总理探讨“和谐”这个话题时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总理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大师与总理的这番话，无疑是对“和谐”精辟而权威的论述。“和谐”是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带着“和谐”这个话题，我重读了《张謇楹联集注》，深深感到：状元张謇不愧为撰联高手，他的联作之多，内容之广，造诣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可贵的是，其中不少联语彰显了他崇尚和谐、追求和谐、营造和谐的理念。

天地大德曰生  追求民生和谐

张謇先生曾说：“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一切政治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上的生活，使无食者有食，困苦者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正是儒家的这一理念，成为张謇一生追求民生和谐的“定盘星”。

第一，关注民生。尤其是关注农民。张謇出生于乡村农家，如他自己所言“张謇农家寒士也”。故他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浓厚的割舍不掉的情愫，对农业又情有独钟。他十分仰慕东汉时期隐居躬耕的田畴，将自己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大厅命名为“慕畴堂”，并题联：“庄周以至人自居，乃谓游逍遥之墟，食苟简之田，立不贷之圃；韩愈为天下所笑，犹将求国家之事，耕宽闲之野，钓寂寞之滨。”上联言庄子号称至人，尚且提倡自食其力；下联谓韩愈遭世人讥谤，犹思甘于寂寞，为国躬耕。联语用庄子、韩愈的典故，表达自己辞官回乡、甘于淡泊的心境以及学习古人，垦牧拓荒，躬耕兴农的决心。时隔一年半之后，又将酝酿已久的一联题于“慕畴堂”内：“汉铎为农家而作，宜田原，宜牛羊；周书廑小人之依，胥保惠，胥教诲。”上联借汉铎表示古代对农业的重视，下联则呼吁关注农民的疾苦。由此两联不难看出：张謇深谙“民以食为天”“天下之大本在农”“民生受赐在大农”之真谛，又深知爱护、扶持农民的重要。“心中为念农桑苦，耳内如闻冻饥声”。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张謇农家子弟本色，是他心系民众，关注民生，尤其关心农民疾苦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呼唤公平。光绪十六年（1890）张謇三兄张詧任良口厘局差。厘局，系清末水陆要隘所设卡局，以抽取行商货物税，大致照物价抽若干厘，称厘捐。张謇为良口厘局题联：“酒茶楮铁，官家资以养兵，惟取于民而非苛，斯为政体；道路江湖，吾辈亦尝为客，苟施诸人而不恕，能无怨言?”联意是说收厘捐是为了“养兵”，但必须“非苛”；如“不恕”则必有“怨言”。告诫厘局抽取厘捐应讲宽客，不可苛刻，并且上升到“政体”的高度来认识。

这里，张謇之所以将厘捐问题视为“政体”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清末的厘金制度，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各地所设局卡太多，厘金税太重，加之征收过程中官吏中饱私囊，所以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经济。张謇在当时的日记中就慨叹“闻厘捐扰民，为之发指”。为此，他从光绪九年（1883）就开始策划并组织领导了“裁厘认捐”活动。他曾向学使黄体芳陈诉：“国家中兴以来，二十有余年，一切取给于厘捐，天下骚然，厘金遂为冗官、秕士、游民之窟。论者至谓舍厘捐不可以为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张謇“从要求减捐进而要求废除厘金，并且把国家利益与商人利益联系起来，甚至把废除厘金提高到巩固国基高度认识，这说明张謇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重本抑末的格局”。光绪十六年（1890）正是张謇引领通海地区工商人士呼吁“裁厘减捐”的高涨时期，张謇此时为良口厘局所题联语，与他的思想和行动是十分吻合的。而上述两段话，又是张謇将厘捐问题上升到“政体”高度认识的最好注解。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张謇此联，彰显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和“均”“平”“恕”的理念。

第三，寄托平安。民国五年（1916）7月，张謇题狼山江海神祠联：“高阁切星辰，会有冯夷来击鼓；新秋照牛女，此时骊龙亦吐珠。”从字面来看，上联表神祠所处之高，下联切题联时间。而事实是，该神祠建在长江之畔，狼山之巅，立于祠上，则能望见江面来往航行的船只，张謇的联意实为祈求江海神保佑航行的平安。张謇逝世前夕，狼山东南的剑山雷神祠修建落成，他题一联于楹柱：“百里蒙庥，山川大神止于此；万方多难，云雷君子意何如。”此联是他少年时与好友范伯子共同创作的，事隔50多年重题于此，其间跨越了张謇一生的主要时期。联语既透出他对世事的隐忧，又表达了对神灵的祈求，希望雷神能庇护这万里之地，灾难深重的民众平安无事。这恰恰是他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写照。在张謇的对联中，常可见到一些假托天神、山神、土地神、江海河神保佑“生灵”，降福免灾的字眼，如题良口义学大门上联就有“神所见，施祉福”。人力所不及，借助神力，真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啊！

君子生财有道  谋求事业和谐

张謇所办实业，当数大生集团最具影响。“大生”，源于《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他为大生纱厂的取名和一系列题联，足见其谋求事业和谐的理念。（一）“生财有道，大利不言”。（二）“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三）“秋毫太山，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四）“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瞋恨心”。这里的前三联分别为鹤顶格、雁足格的嵌名联，均嵌“大生”二字。意为创办大生纱厂目的是为了提倡和奖励工商业，努力使人民生活充裕，而不是为了赚大利，更不是赚暴利。后一联则言明办纱厂是为了救国，为民造福，正如《厂约》中所阐明的办厂宗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同时表明自己为了大众的利益，虽然历尽艰辛而无怨无悔。

办厂讲和谐，经商也讲和谐。张謇为上海纱布交易所新筑所题联：“抱布贸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成贾征偿，将信为本，循之以行。”此联借《诗经》《周礼》《左传》中有关典故言交易所的宗旨是：遵守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各得其所的游戏规则；坚持以质量定价，招俫顾客；以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循序渐进的积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则居先，利则居后”，儒家的义利观是张謇成事、谋利的信条和规范。

经营服务业更讲和谐。张謇为在南通创办的第一家新式旅馆——“有斐馆”题有两联：其一，“请为颂郑风诗，适子之馆，授子之粲；不能忘鲁论语，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联讲“有斐馆”住宿、餐饮方便，服务周到，体现在对宾客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不仅提供住宿（馆）餐饮（粲），还能观察了解顾客的经历、兴趣爱好等，这种服务理念是何等的时尚、前卫啊！其二，“有客皆当时名俊，斐然成大块文章。”此联更是把顾客尊为上帝，恭维他们是时代的俊杰，是事业有成、能作大块文章即事业有成的人。此联也是鹤顶格，嵌“有斐”馆名，同时寓指馆内有锦绣般的自然景色，有绿色、和谐的宜居环境。为“永朝夕馆”题联：“以永今朝，以永今昔；可与晤语，可与晤言。”永朝夕馆是张謇门人陈琛开办的旅馆，位于南通城北芦径港，1921年元旦开业，其“规制之崇宏，布置之华丽，全仿欧美”。此联讲旅馆可使客人们朝夕得到方便和欢乐，是各方旅客相逢谈心的好去处。另一层意思是将宾客当朋友，再三挽留，使相处的时间延长，彼此可以充分地对话，沟通，增进了解。联语既是招俫顾客的广告语，也是对办馆人员的要求，体现了服务第一，顾客至上，宾主和谐的商业文化。

兴工必先兴学  探求教育和谐

教育和实业是张謇一生中的两大亮点，成就之最。张謇曾提出“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教育为万事之母”“父教育，母实业”“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等著名论断，并付诸实践。他关于“兴学”的对联，同样彰显了探求教育与实业和谐发展，以及教育自身各个环节的和谐。

（一）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国情国势，促使张謇萌生育才救国的强烈愿望。从光绪十四年（1888）到光绪廿三年（1897）间，张謇题联有“要从子弟还醇俗，重为江山出异才”（题良口义学）。“福泽文章云有命，危时将相要生才”（题常乐镇庙文昌阁）。“地临齐鲁大区，愿诸生绍述儒林，广为上都培杞梓；客是江淮男子，笑十载驰驱幕府，又来东海看涛山”（题贑榆选青书院）。这一时期，张謇尚未自己办学。其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征服、经济侵略、文化渗透并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投降派奸臣当道；民智不开，民风混沌，构成中国社会的悲惨图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到了志士仁人奋起“抢险救灾”的时刻。张謇认为，要救亡图存，强国雪耻，开启民智，关键在于人才。他鲜明地提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立学”，“无人才不可为国。”他在写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也说：“世乱要用才，材必栋与梁。”故张謇这一时期的对联中，频繁出现“出异才”“要生才”“培杞梓”等字眼，表明为国求贤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这为以后的大力兴学打下深厚的基础。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与危害，催生张謇变革教育制度的实践探索。张謇是从科考中走出来的士子。有人说，张謇既是科举的受益者，又是科举的受害者。说受益者是指高中状元，位授翰林；说受害者，则是多方面的，为入仕冒如皋张氏之籍，被张氏敲诈，几乎倾家荡产，险遭牢狱之灾。更主要的是张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26年之久，考了26场，直接花在考场的时间达260天之多，殚尽竭虑，心力交瘁。他十分痛恨这误人的科考，就在自己大魁天下后，曾用对联“世间科举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自嘲自己是个科考的“疯子”。故张謇在光绪廿七年（1901）的《变法平议》中就明确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学习西方，广泛兴办学校。既未果，故于次年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继而创办博物苑。在这两处均有他的亲手题联。“极东西万国推崇为教育大家，先圣亦云：吾学不厌，诲不倦；合周秦诸子受裁于狂狷一体，后生有志：各尊所闻，行所知”（礼堂）“强勉学问，强勉行道；其所凭依，其所自为。”（寿松堂）“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物苑）。从这些联语不难看出，张謇在办学中摒弃封建教育、封闭教育、贵族化、科举制的弊端，与时俱进，力主创新，推出一套崭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一是教育师生明确“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师范为教育之母”，从而奠定普及教育、大众教育的基础；二是勉励师生懂得“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既要“庠序”，又要“多识”，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三是告诫师生既要“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又要“强勉”努力、“凭依”自觉，才能磨炼成才；四是营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相长、师生相知的和谐氛围。

（三）特殊的求学、成才经历，衍生“师者”素质的客观标准。张謇的求学、成才之路，是一条漫长的崎岖跌宕之路。他一生中遇到的老师甚多，有人统计过，张謇从幼学启蒙到功成名就，称得上老师的有12位之多，直接在私塾或书院教授过张謇的有8人，当然这不包括一些“问业”之师及考试时的“房师”“座师”。这些“师者”中，有教张謇启蒙的邱畏之，有嘱张謇对“人骑白马门前过，我踏金鳌海上来”的宋蓬山；有“督责甚严”，用“如果有1000人应试，定额录取999人，惟一不取的那个人必定是你”来激励张謇发奋努力的严师宋璞斋；有教授张謇三年不收一文学费的恩师赵菊泉；有身居高位，始终提携张謇助其成功的翁同龢。这些老师的师德、才学、地位不同，人品、性格、修养各异。怎样才是理想的“师者”呢？张謇在他长期求学和短期从教实践中，自然心中有谱，故他在通州师范学堂教员室和礼堂孔子象前分别题联：“求于五洲，合智育体育；愿为诸子，得经师人师。”“言有坛宇，行有坊表，学成师范；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堂修礼客。”这两副对联一是表明了张謇一贯倡导的“德育为先，艺则次之”，德艺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希望既要有教学问的“经师”又要有教道德、教做人的“人师”。二是要求未来的教师（师范生）言有标准，行有规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先生的师德观、师表观。

纵观上述各联，联系张謇的办学实践，可见，联语充分表明了张謇办学目标、方针是救国、兴业、启智，为国育人才。彰显了办学中师与生、教与学、德与艺、知与行诸方面的协调，以及师德、师才、师表诸方面的和谐。

居家以和为贵，期求家庭和谐

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张家是一个大家族，期求并营造家庭和谐，是张謇终其一生所作的大文章。

求团结和睦。张謇有许多关于“两家”“平善”的对联：“且喜两家共平善，只求五亩却归耕。”“且喜两家总平善，坐看万物自炎凉。”“且喜两家共平善，如闻沧海尽疮痍。”“且喜两家共平善，但闻六合靖风云。”无论下联集自何处、含义何在，“两家平善”的主基调始终不变。两家，即指张謇与其三兄张詧家，他俩在海门常乐老家是东西宅相邻，在南通是濠河南北相望。在仕途，謇是詧的引路人；在业界，詧是謇的得力助手和高参，他俩相互提携，相互砥砺。及至张詧在南通的新居“城南别业”落成后，张謇又集杜诗成联“舍南舍北皆春水，山鸟山花吾友于”。充分表达了张氏兄弟的情深意笃，亲密无间。

求父慈子孝。张謇题南通濠南别业客室联：“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与子言孝，与父言慈。”题先像室联：“将为名乎，将为宾乎，自有实在；瞻望父兮，瞻望母兮，如闻戒词。”题怡儿办事室联：“无偏无党无作好，友直友谅友多闻。”这些对联告诫自己，重在告诫子孙，要不忘祖训，求本务实，忠实不欺，不事机诈；意志坚定，不随波逐流；公正治事，不为私好；谨慎交友，不同流合污；继承祖上父慈子孝的家风。

求爱惜光阴。除题怡儿书室联：“白饭道德，黄金时间。”尚有壬戌年（1922）春联：“人事寻常，翁年七十儿二五；光阴分寸，黄金千两璧一双。”这年，儿子张孝若才25岁，而张謇已70岁了。此时的謇翁有一种紧迫感，因之用《资治通鉴·晋纪》中“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凡人当惜分阴”和《淮南子·原道训》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告诫家人：人生苦短，纵然宝贵，以是寻常计；而光阴宝贵，是以分寸计。正所谓“丈夫志四海，古人惜寸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生责任感。

求俭朴敦厚。张謇认为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荣。“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故其自号“啬庵”，治家律己，惟俭惟勤。光绪八年（1882）题自家厨房联：“酒食是议，铺歠可观。”提倡粗茶淡饭，意为饮食可反映人的素养。次年正月题大门联：“敬遇宾客，出事公卿。”强调礼待宾客，礼贤下士，因为人无贵贱之分。张謇高中状元后，他的居所理所当然称为“状元府”，然而张謇并没有追求钟鸣鼎食，声名显赫那样一种气派，仍然奉行“处世无奇惟忠惟恕，治家有道克勤克俭”。为节省钱财用于地方公益事业，在外的他常写信要求管理家务的吴夫人讲求节俭。光绪廿六年（1900）写道：“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民国元年（1912）又写道：“外间各省扰乱，移学者纷纷，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便是幸福，全家须一切谨慎、勤俭。”民国二十四年后，张氏门中只有张謇夫人吴氏和张孝若夫人陈氏（石云）掌门，她们均深明大义，治家有方。如曾有人提议派实业队去垦牧公司收棉花，她们加以劝阻制止。这些，充分表明在张謇身体力行下，张家敦睦友善的家风，得以传承和发扬。

此外，张謇还十分注重邻里间的团结、和睦，曾手书“高谈对邻父，朴学付家儿”，还集句成联：“一年种谷，十年种树；百万买宅，千万买邻。”用以勉励自己，教育家人，礼待高邻。

为人无欲则刚  寻求内心和谐

张謇曾把人一生定为三个时期：三十岁之前是读书时期，三十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七十岁以后又是读书做事。此处并非论述先生的读书时期，不妨顺着这三个时期的轨迹，探讨一下他在各个时期、各种背景下，是如何寻求内心和谐的。

早年向往读书躬耕。光绪二年（1876），张謇已入吴长庆军幕，是年十二月廿四，他从江宁回家度岁，便集陶渊明诗成联：“静念园林好，聊为陇亩民。”流露出对乡间田园宁静生活的向往。光绪十六年（1890），张謇在海门家中新筑书室名“长生光明室”，上梁之日，他集《后汉书·中屠蟠传》语成联：“因书更为屋，联床共读书。”表达了他有意隐居于此，读书会友的心愿。光绪十七年（1891）门联：“香山常乐里，江上丈人家”，借白居易洛阳香山常乐里，比附自己家乡，同样表达做隐居之人的意愿。光绪十八年（1892），张謇再集杜诗等成联：“旁人错比杨雄宅，日暮聊为梁父吟。”民国初年，他为南通农会会议室题联：“时与老农话稼穑，不因闲客罢琴书。”从这些对联所表达的心迹，再联系张謇以后慕畴垦牧的实践，可以看出，张謇早年是想当一个知书识理的农民，或农民中的知识分子。

中年蔑视仕途官宦。章开沅先生说：“张謇一向不愿意做官，即使在受到清廷重视以后也未改初衷。”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光绪廿八年（1902），已经高中状元的张謇，因不满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毅然辞官归故里，创办实业、教育，是年二月十六日，他欣然命笔集句成联：“进不登龙门，退不求名位；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表明他蔑视功名，热爱读书的志趣和品位。辛亥革命以后，张謇虽也曾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及袁世凯手下任过高官，但“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终因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再次愤而辞官。于是就有了丙辰年（1916）春联“官居十八品，世阅二千年”“不足夔龙道，聊同燕雀春”。这一年的两副对联，既言自己辞官隐居、以冷眼看那些新贵登场，纵观2000年的历史兴衰，坚信开历史倒车的人，决无好下场；又言自己与袁世凯分道扬镳，宁愿与普通百姓为伍，与芸芸众生同乐。这也就是张謇所说的：“愿为小民稍尽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夫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之事，不愿做八命九命之官。”

晚年追求淡定雅静。辛亥革命以后，张謇已年届花甲，此后进入老年时期。在此后的16年中，张謇对联彰显了他追求淡定雅静的晚年生活。民国五年（1916），张謇集苏轼诗句成联：“插花洗盏为翁寿，得枣如瓜分我无”“花水相媚好，草木有嘉声”；民国六年（1917），张謇为他在狼山以西的西山村庐题联：“看花听竹心无事，问舍求田意最高”“未防他日称居士，好与名山作主人”“收拾栎樗成世用，安排花药为春忙”；民国九年（1920）张謇集陶渊明诗成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户庭无尘染，虚室有余闲。”在这些联语中，作者自称是无事之人，无用之才，或曰居家信佛的闲人，这当然是自谦之词，不过也反映了作者顺应自然，摒弃利欲，流连山水，颐养天年的志趣和愿望。然而，晚年的张謇并没有真能做一个流连山水，看花听竹，插花洗盏，读书作诗的赋闲居士。相反，他事必躬亲，积劳成疾，勤勉劳碌一生，最终倒在他挚爱的事业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他晚年，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张謇又是一个心底坦荡，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伟丈夫。民国九年（1920）底，张謇在南通南郊军山附近选址建墓园，并预作墓门、墓阙、华表等联。翌年1月8日，作成生圹墓门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长伴五山灵。”其意是说，回顾自己的一生，想做和能做的事，大体上、基本上都完成了，身后将长眠于故乡的热土上，这里有自己最喜爱的五山（即南通的狼、军、剑、马鞍、黄泥五山）相伴，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古人云：“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纵观上述诸联不难看出：张謇无论是驰驱幕府还是状元及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事业如日中天还是人生黄昏夕阳，他都能做到内心坦然淡定，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心气神和，宠辱如花开花落，去留似云卷云舒，这种内心的和谐，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