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俊勇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张謇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对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儒学地位的下降是张謇观念转变的主要原因，科举制度的副作用以及他对功名的厌倦是张謇观念转变的助力器和催化剂。另外，张謇追求民生化与政治化的现代化目标是他观念转变的重要因素。张謇持有"双重文化人"的身份，彰显出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艰难抉择，更加体现出责任与担当。
关键词：张謇；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传统；现代化
引言
救亡图存、民主启蒙以及国家的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基源性问题。杜维明认为，“所谓现代化，或者走向现代性的现代化包含四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1]。根据杜维明对现代化的认识，近代中国很难符合以上条件。而笔者认为，对于社会转型期的近代社会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形态的现代化。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以向风气开明的西方国家学习为主轴线，主要包括模仿和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现代化进程初期，中国古老的、固有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意味着传统，现代意味着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张謇是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热点，学术界集中在经济（实业、垦牧）、政治、社会管理（地方自治）、教育和慈善公益活动等领域。近些年来,对张謇立足于观念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进一步增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相对于其他传统领域（政治、经济）的探索，仍然不够仔细和深入系统，需要继续发掘。本文拟以张謇观念转向为出发点，以现代化为视角，探析张謇观念变化的原因及其现代化观念的形成与实践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社会转型期的张謇其人
对于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传统文化而言，张謇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生于近代中国，他的人生轨迹、事业活动、经历、理念无不烙刻着近代社会的痕迹。要透彻地熟知张謇，须将他置于近代社会大环境中。
1.1近代社会转型
张謇的一生在中国近代的动荡不安中度过，人生的轨迹历经了洋务思潮、朝鲜民族危机、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局、清末立宪等重大时变。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张謇在国势衰落、民族危亡之际，探索着中国的现实出路。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正如陈旭麓所说，一个变形的社会，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2]265-266。这种“质态”“多重外观”，更是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多重外观”变形隐藏着不同的辩证与矛盾。
1）政治观念层面传统与现代、“静态”与“动态”的二重结构。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动，部分顽固的传统知识分子恪守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坚持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3]从中可窥见传统儒家士大夫政治观念的保守性与“静态”。另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转变政治观念，重军工、尚富强、求立宪、争民权，以企实现近代政治的现代化，构成了近代政治现念的“动态”流变，体现着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2）社会经济层面，作为“中心”的现代化推动传统的“边缘”，产生“扩散效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整体进程。首先，外国商品的冲击，数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被侵蚀，数亿底层民众的生活窘迫，逼迫社会民众开启现代化道路。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与模式在近代中国的采用，促进了沿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而沿海冲击内陆带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再次，部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下，开启了商业发展，以拯救中国的民族危亡。
3）文化观念层面，出现儒学观念和西学观念平行与交叉的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运用和实践中，以儒学为正统的伦理道德占据着核心位置。而近代社会转型，儒学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是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巳然达到了“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的程度[4]。正如杨庆中所说的，“在和以科技文化为主心骨的西方价值观念产生冲突时，儒学地位呈现下降态势，而且几乎每一次的交锋都以失败为结局，可以称之为‘一败涂地’并且是‘史无前例’”。[5]
1.2张謇其人
张謇于咸丰三年（1853）出生，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享年73岁，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其生涯黄金年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时段，研究张謇一生的人生轨迹，可以从侧面窥探近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价值趋向。陈旭麓断语，在20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中，尤以张謇最为著名[2]288。近现代文化名人胡适持言，“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6]3。“很伟大”，肯定了张謇事业的成就。“失败的”，说明张謇事业的结果。胡适的见解，甚至张謇本人也是同样这样认为[7]（编者按：原文如此。胡适的评价在张謇病故以后，这句话不妥）。但是，胡适的评价只是围绕事业的功绩与结果方面评价，如果将张謇的一生放入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大视角中，胡适评价张謇是“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是不符合的。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一定义也可以安置在其他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人物上，明显不具有特殊性和辨别性，避开突出张謇的内在特征；其二，没有从文化层次突出张謇的功绩，即忽视张謇是一位文化知识分子的事实，并且张謇在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转向方面对社会的影响甚巨。
张謇聚集状元郎、诗词家、学者等身份于一身，终生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兴国”。但是，在普通民众的印象中，却似乎忘记张謇是一个“通人”[8]，而“通人要多无行”[9]此处“无行的人”不只是治传统学问的人，甚至还包括熟习西学的人[10]。而张謇跨越了儒学与西学的界限，兼顾儒学与西学，扮演着“文化双重人”的历史身份，就是“无行的人”。对张謇抛弃状元身份、名誉、地位，辞官南归，创办实业的系列举动，其子张孝若认为：“体现了由一个中世纪的儒生到近代中国人的转变。”[6]20可见，转变科举取士的观念走向实业救国行动，是张謇思想意识中跨越鸿沟的一次壮举。这一壮举标志着张謇已由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迈进。
2张謇两次现代化观念转型
张謇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有两次：第一，由重文向重商转变；第二，从科举仕途转向宪政维新。张謇两次现代化转型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1 重文转向重商
自古以来，在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中，轻商、贱商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儒家意识。“士农工商”所体现的儒家价值观念中商人的地位是卑微的，儒道与商道，本应不相为谋，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两者的界限已经产生了交际。张謇由科举取士向实业救国观念的转变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已和“敢于言利”的西方商业化思潮融洽。这表明张謇现代化商业观念的形成，清末民初时期，张謇不仅仅只是知识分子“敢于言利”转型从商的个例。清末居民中职业商人的数量大为增加：在清末汉口居民从业状况统计中，总计99 833个居民，小生产者9 464人，商界的占了30 990位，经商者占了几近半数[11]。虽然部分职业商人未必与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型经商有关，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势力，可能是受到张謇一类的知识分子转型从商的影响。
张謇现代化商业观念的最终目的是民生。张謇办理纱厂的意图十分明确：“为通州民生计”，同时，“亦为中国利源计”[12]57-58。然后指出，“不能保住利源，我国人民日子会更加贫苦，国家还会有什么可凭借的”[12]58-59，“利源”更是为“民生”服务的。他曾对挚友刘厚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大德曰生’。”[12]251现代化理论认为，近代社会要使贫穷的老百姓都能生活在最低等的水平线之上，这是民生理论的主要标准。他创办大生企业，立脚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弘扬民本理念和民生观念。
可是，张謇倾注心力的大生纱厂的建立可谓是困难重重。首要困难无疑是集资难。张謇在集资过程中，“见闻固陋，入股人数少得可怜”。从中可以知晓张謇创业集资的艰难和不易，并且“通州本地风气未开”，得不到本地人的理解和支持。可是，面对创业集资困难时，张謇更多地采取一种实用理性的现代化观念，冷静地分析个中的利害关系，寻求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其次是封建官吏的阻挠。张謇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与各级官吏打交道有着切身的体会。曾言，“上则官绅之谣诼，一影而存声。下则黠桀之猜疑，强言而弱色。”[13]这体现了张謇从儒生转变成商人的困境，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商的困境：知识分子现代化“情感”遭受封建势力的干扰与阻碍。
作为一位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油滑的封建官吏，张謇置儒的修养和儒的情结于不顾，从事于民生的现代化实践，奔波在商海中，心里的滋味可见是痛苦的。但是，张謇秉执的现代化民生观的理念，使他超越于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普通商贾，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天地大德”乃至国际贸易，终于成为高瞻远嘱追求社会民生革新的现代化前驱。正如他所说：“此非为一身一家之计，诸君所知也。”[12]282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实践乃至与当地官吏作斗争的根本所在是现代化民生观念的驱动。
2.2科举仕途转向宪政维新
张謇从科举仕途选择转向实业救国道路，并不代表张謇本人此生与政治无涉。近代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后来的胡适，无不怀揣传统知识分子梦想，力图通过社会言论和知识的力量，重新返回到政治的舞台[14]。张謇和他们希望将整个国家和社会经历西方式的变革，重新整合起来。章开沅认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与西欧早期的资本家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兴办企业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积累和利润的剌激，而且其中的某些人甚至主要不是因为利益的刺激，而是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15]。更多时候，这种“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是以政治上的表现来表达，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与担当。
纵使是专门研究乾嘉之学的学者也放弃了原有的不谙人世的态度，几乎全部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16]张謇在从事商业的同时，致力于立宪政治，表明张謇现代化宪政观念的形成。从中不难发现，张謇关心国家命运的情绪都已调动起来了，并且是知识分子自发的行为。
鸦片战争后开关以来，民族工业的创立，从目的、观念到实践（合股集资、兴建、经营）到发展，都有明显的士人政治情感因素在起作用，仅仅从市场运作的思想范围很难给以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在外强压搾和国内动荡等重大问题出现而政府自顾不暇时，士人阶层意识到道义上有义务对巩固社会秩序和稳定政治贡献一分力量。张謇回到南方之后，就立刻发表他理想上应该怎样变法的主张和办法，做了一本《变法评议》，拿六部做了一个分项的总目，很仔细地斟酌中国的历史习惯，参照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可以借鉴的地方，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境况范围以内，改良维新[17]。1904年6月，清廷立宪会议召开，张謇抄写《日本宪法》及《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分别送给各参会人员，主张中国宪政宜取日本。宪政思潮逐渐在清季民初盛行开来，而知识分子宪政思想是其现代化观念政治上的主要表现，张謇作为立宪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其宪政思想成为他参与政治的主要驱动力。
近代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考虑的是如何正视现实的政治世界，并且思考着从内部着手改变。张謇的宪政化历程包括：第一，敦促地方总督巡抚和朝中大臣实行立宪；第二，组建预备立宪公会；第三，发起组织国会请愿运动[18]。张謇的一系列实践活动，说明他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制度建设中，这也显现出张謇的责任与担当。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势已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如今，他们想通过宪政的通路实现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这体现了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观念特征。但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并不想改变清王朝的政权性质，仍旧保留着封建政体的残余，表明了这一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保守性的政治化特征。这一“保守性”政治化特征也更加符合张謇“文化双重人”的身份角色。
3促成张謇价值观念转变的因素
理想化的“儒家千年王国”遭受西方现实观念的碾压而退缩，张謇从科举取士到实业救国的观念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作为儒家思想制度化表现的科举制，张謇更是对其产生了厌倦的心态，促使张謇决心走向实业救国的道路，张謇独特的知识分子情怀，也是其观念转向的重要因素。当然，促成张謇价值观念转向的因素不单纯是这三者，但毫无疑问，这“三者”是主要原因。
3.1 儒学地位的下降对张謇的影响
孩提时代的张謇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年仅十岁的张謇，对儒家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和儒家经典书籍《孝经》《大学》《中庸》《论浯》《孟子》都已经掌握了。在十三岁至十五岁的三年间，应该读的书如《尔雅》《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都已依次读完，能做八韵诗，制艺也能成篇了[6]12-13。从张謇的儿时经历可以看出，儒家经、史、子、集经典著作，展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精义、传统的思维路径、思想教育和伦理道德，对张謇世界观的形成、人生观的确立和价值观的培养及其人生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张謇取得状元功名后的那个时期，清政府高层的知识分子不只是传统型熟悉儒家经典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府髙层人才中，留日人数1901年为300人，1902年为1058人，1904年为1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为13000人，1907年为8000人，1908年为4896人，1909年为5176人，1910年为4600人；留美人数也从1900年的10余人，增至1905年的30余人，1910年的500多人，1911年的近650人[19]。这组数据表明，时代更多地需要像唐绍仪、容闳一类的留洋人才，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的文化基因已经改变，儒家的基本精神价值已无法应对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时代格局。
正如汪穰卿写到：“呜呼！士君子丁未造不能展其经纶，以大用于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坷以终，岂不悲哉！”又如：“讫于今世，群经之大义，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礼法，扫地殆尽矣”[20]。儒学地位的下降标志着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开始流变与进化。张謇亦放弃状元前途，开始走上实业的艰辛道路。“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的危迫下去，朝局用人政事，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紊乱黑暗起来……就推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的，救醒他起来，除非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样办法。”[6]37张謇对于儒学的接受与放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对儒学矛盾又复杂的心理，更代表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流变与困境：在浮躁易变的社会情景中渴望以传统之路拯救中国之命运，但面对沉沦的社会现实，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报国之路，转身宪政,投入西方的价值观念中。
3.2科举制度的副作用与张謇的变化
科举入仕规制是传统士人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的唯一途径。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张謇对于科举是十分用功的。张孝若曾经谈道，“讲到我父苦工读书，真是不容易呀”[6]17-18，十分痛惜其父科举之路的艰辛与不易。据张孝若记载，张謇十六岁起参加州试，名次在一百名之外，其中张謇一名姓范的同学名次在第二名，张謇的老师大为呵责，直言假如有一千人参加考试，“要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就是你”[6]18。可想而知，这句活对于张謇心灵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我父听了非常的难过，于是在塾里窗格上，帐顶上，没有一处不写九百九十九五个字”[6]17-20，并且，“一醒以后不管天亮不天亮，就爬起来读书，又处处看见五个大字，不由得不感伤落泪，也不觉得什么疲倦了”。[6]29从这一段史料中可以得出，张謇对于科举制度具有深深的压抑感。
根据张孝若的记载，张謇对于科举制度有很彻底的认识：“认为历朝历代帝王天下，压迫百姓以用来保住本位的方法，是让百姓将所有的心力，都用到谋取科举的功名，束缚百姓的思想，旨动离开轨道。”[6]30可见张謇对于科举制度钳制人们思想的负面作用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张謇还认为：“从前中国人，从年轻到老迈，凭借读书的科举道路谋求仕途，除掉了读死书的本职以外，没有发扬个人志气，做实事的趋向。”[12]54-56这表明，张謇认识到科举制度对于做实事、实干精神的阻碍作用，所以张謇洞悉“争取国家富强、人民解脱的途径，需要得到思想上的重生；走上实的道路，必然要推翻科举这一破坏社会进步的制度，还给读书人的自由”[12]52-55。根据情感心理学理论，可以认为张謇对于科举制度危害的态度是清晰明辨的，张謇更加痛恨科举制度对于国家、人民进步的阻碍作用而心中滋生不满与逆反的心理。
综上所述，张謇深受科举制度和旧式教育副作用的影响，认识到科举制度和旧式教育对普通民众实干思想和务实精神的压迫作用和对国家、民族进步的阻碍作用，由此可能产生对于科举制度的叛逆心理，为以后完成科举取士向实业救国观念转变奠定了感情色彩基础。
3.3知识分子的情怀
甲午、庚子之战后，结束了东方天国和西方世界隔岸对视、雾里看花的形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逐步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战争后的知识分子也在现代化观念的刺激下，认识到与中国平等的文明存在，随即开启了开眼看世界和西学东渐的进程，摸索着中国道路的出处。面对清政府的昏聩与无能，张謇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对国家命运忧患的民族意识，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对家国进行改良救赎。张謇在日记中写道，“日人以甲午之役，有豪毛之利，启唇齿之寒，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为联络中国士大夫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13]。这表明，张謇作为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国家的危害，要求中国全体知识分子不仅“不可不弘毅”，担忧国家危亡，更是为“自任以天下之重”、为民族栖牲做精神上的准备。所以，张謇虽然完成了两次现代化观念的转变，但唯一不变的是知识分子纯洁的爱国情怀。然而，也正是这唯一不变的“一点”，促使张謇转向现代化观念及践行现代化道路，
“知识分子虽然也有走上消极道路的，但总归是少数。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印度的知识分子，由于对独立后的政府失望，大多数漠不关心国家社会的兴废”。张謇由“重文”转向“重商”后，实行“棉铁主义”“民生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努力使百姓生活得到保障，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兴国”，到了立宪运动时期，三次请愿，要求召开国会，体现了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更是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具有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情怀”。
近代知识分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促使读书人关心政治时事，关注国家命运，并参政议政。而张謇转向宪政维新后，不仅突破了单独对清政府王朝系统的狭隘框架，更是为知识分子情怀陚予了全新的内容：捍卫民族尊严、反对外国侵略、学习西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所以，在知识分子情怀的推动下，张謇观念中含有的对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的宪政精神和把“国”与“民”统一起来的民本思想合二为一，最终观念中的这种“知识分子情怀”因素浇铸着人们为国献身、为民请命、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高尚品德。
4结语
通过对张謇的个例研究，来映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传统性与现代性两个基本特征。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并不是无法调和的。相反，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向糅合于个人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这两种特征，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时代背景下对旧事物恋恋不舍又对新事物蠢蠢欲动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并且这种心理状态使他们尝试着由传统的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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