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宏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清末状元张謇在家乡南通“办实业、兴教育、举公益”，苦心经营几十载，南通近代泛园林化的城市面貌正是出自于张謇“祈通中西、融汇古今”的造园思想与实践。张謇的造园思想，随着其造园实践的逐步扩大和深入而逐渐演变，其中包含了深厚的中国传统造园因素，也融入了借鉴自西方文明的现代意识。张謇的造园思想及实践，不仅从环境育人的角度惠泽时人及后世，更为当时及后世的中国城乡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张謇；泛园林化；传统因素；现代意识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因其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恩科会试考中状元而常被研究者和民众称道为“清末状元、状元实业家”。然而，张謇的前半生，长期过着屡屡应试、当幕僚奔走、主持书院的生活，即便不算潦倒，也可说艰辛颠沛之极；42岁状元及第，当年即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并应张之洞之聘主持江宁文正书院，此后虽然与官场保持频繁复杂的往来，却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士大夫，其志也不在得意于仕途。张謇后半生的事业，即怀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宏愿，在滨长江、临黄海的家乡南通及周边地区“办实业、兴教育、举公益”，历尽艰辛、苦心孤诣经营几十载，将当时不过是下州小邑的南通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模范县”。这一事业远远超过了“清末状元”的荣耀，也真正造就了张謇的伟大，使他不愧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纵观张謇一生，正是处在清末到民国社会历史剧烈变革的时代、中西文化因战争和商贸等发生激烈碰撞的时代，因此他的艰难人生历程、事业理想成就乃至个体生命体验，都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关于张謇在家乡南通“办实业、兴教育、举公益”诸多方面的成就，前人之述备矣，后世也不乏深入的研究和纪念。2002年吴良镛在江苏省科协主办的“江苏科技论坛”上第一次向科技界、学术界明确论证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结论，指出“张謇经营之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列强占领下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自觉、创造性地全面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张謇建设的南通，比近代城市规划先驱英国霍华德所经营的新城时间还早三年，但在内容和规模上与之相媲美，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1]南通作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模范县”、今人赞誉的“近代第一城”，张謇所营造的泛园林化的近代南通城市面貌是一大特点。
关于张謇的造园实践，施钧桅2008年发表在《建筑与文化》上的《张謇与南通近代园林》一文有图文并茂的描述展现。张炽康1999年发表在《档案与建设》的“神州第一馆——南通博物苑与其创始人张謇”一文，也提到“南通博物苑融中国古代园囿与近代博物馆于一体，把民族特色与科学内容相结合，创建伊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樊凯2015年发表在《江苏建筑》上的《南通近代园林的影响力分析》则侧重于从南通城市空间格局和近代园林意识形成的角度分析南通近代城市的影响力。然而，深入挖掘张謇造园思想之深刻复杂性的研究，至今尚有不足。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专门对于张謇在营造南通泛园林化的城市面貌的过程中所展现的造园思想进行阐释和解析。张謇的造园思想是随着他的造园实践的逐步扩大和深入而逐渐演变，并最终可概括为“祈通中西、融汇古今”。张謇这一造园思想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其渊源以及演变与张謇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其中包含了深厚的中国传统造园因素，也融入了借鉴自西方文明的现代意识。可以说，张謇的造园思想及实践，不仅造就了近代南通泛园林化的城市面貌，从环境育人的角度惠泽时人及后世，更为当时及后世的中国城乡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启示。
一、张謇各时期私家宅园营造体现的造园思想
张謇出生海门常乐镇，少时家境贫寒，前半生长期游幕在外，显然缺乏营造宅园的条件。他真正拥有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宅园，是在中状元近十年后，即1903年所营的新宅柳西草堂。此处宅园的工程图由张謇所定，他在《柳西草堂日记》中记载曾亲自堆山叠石：八月四日“以前移西园旧石磊叠为假山”；五日“自叠山石。叠石小事也，然有地位，有形势，有用才之宜”；六日“叠石竟”。[2]可惜，此处张謇故居现已不存。据原海门文化局邹仁岳考证[3]，柳西草堂新宅为中国传统的宅园建筑，前后六进100多米，沿中轴线依次为前厅、正厅（尊素堂）、中厅、屏门、内厅、后堂；宅园正厅尊素堂，中为五开间大厅，两侧为花厅，前附卷棚式通廊，门前有张謇手书对联“过尔优逸，恐弗堪事；吾不田舍，复在何人”，体现了张謇勤俭朴素的人生观。尊素堂后假山为张謇亲手所筑，尊素堂后中厅的西侧是书房，张謇称之为“啬庵”；书房外有张謇手植的蜡梅，介于竹石之间。尊素堂后西厢为藏书楼，是三开间小楼，增建于1913年三月，张謇称之为“西楼”。柳西草堂新宅四周环以沟渠，尤其宅后，围三重沟渠，四周遍植竹木果园，布局和环境上体现出南通海门启东地区特有的“邨宇溪围”的地域特色。总体上来看，柳西草堂新宅无论从规模还是形制都属中规中矩，基本满足园主和家人日常起居、读书、待客等功能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营造柳西草堂新宅的前一年，张謇将开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加上从亲友处劝集资助，投入兴建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并在校河之西营造公共植物园（后发展为南通博物苑）供师生教学参观。相比之下，张謇对于自家宅园的营造，远未达到如此尽心尽力的地步。
张謇最为世人熟知的一处故居，是他1914年在南通博物苑西北建造、次年6月落成并举家迁入的濠南别业，这也是他在南通城内的第一所住宅。此前张謇为建设南通而忙于奔波，常随处而宿，居无定所，曾借住“江西会馆”，在大生纱厂、南通师范、博物苑都住过。在南通地方实业、教育事业初具规模后，张謇才想到“余于通无住处，分博物院西北地营濠南别业”[4]。
濠南别业是一处融住宅与园林于一体的建筑群落，其设计建筑师为张謇慧眼识才极为看重的通州师范毕业生孙支夏。主体建筑是一座四层英式楼房，坐北朝南，红色铁皮屋顶，设有气窗；青砖墙面，白色灰缝均匀而又美观；朱漆门窗宽阔敞亮，窗框上以红砖砌成拱形装饰；在二、三楼东、南、西三面有回廊，向南有突出的阳台，东西两侧回廊上的红柱颇为别致。濠南别业大楼底层称“地炕”，为储藏室，通过折扇形的阶梯可直接进入二楼。二楼的中间大厅为议事厅，是张謇接待重要宾客和举行仪式的地方；大厅两侧的厢房分别是议事室和书记室；大厅后部有推拉门，向内西面是会客室，东面是宴会厅，中间是木楼梯。三楼中央是大客堂，北面有先像室，供奉张氏祖先；东西两面的房间分别是张謇夫妇及其子张孝若夫妇的卧室、餐厅及梳洗室、琴书房；顶层为张謇两个义子居住的地方。大楼里每个重要的房间都有壁炉，窗子有三层：纱窗、玻璃窗、百叶窗。楼房立柱、墙面、门窗、壁炉、护栏、扶手上的雕花和起线装饰，主要体现西方建筑艺术风格和美学原则。
濠南别业的主楼正门阶梯两侧有银藤、紫藤各一株，老根粗枝，如两条虬龙盘曲缠绕，直上三楼阳台上的铁架天棚；大楼周围辟有花圃、竹林，北边有山石围成的“松坛”一处，张謇特意从军山移植古松，古松下有铁塑仙鹤两只，象征松鹤延年；南部有漏窗围墙与博物苑分隔，中间开门与之相通。濠南别业的庭园整洁有序，体现中国传统院落之美。濠南别业主楼之西还有一座附楼，称“西楼”，亦为西洋式建筑，增建于1922年，供张謇家中女眷起居、读书。西楼与濠南别业主楼之间以竹林和围墙相隔，在二层楼上建有过街楼与主楼连通。西楼周边栽种大片核桃林，是张謇特意从东北引进的；北有花圃，南有一葫芦形水池，池中有假山堆叠，葫芦束腰部位架有一座小桥。葫芦池畔原有一座壶外亭，平面呈半扇形，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亭台风格的西洋建筑。
张謇晚年因家中儿孙辈人口渐多不免喧闹，便于1917年在濠河北岸建了一座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回廊式庭院住宅——濠阳小筑，以供日常起居办公。濠阳小筑沿用了中国传统建筑前厅后堂的布局，前院有两座东西相并的建筑，为花厅和八角亭；后院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是濠阳小筑的主体建筑——曼寿堂，楼前还种植着张謇从五山移植过来的罗汉松。院落的东西围墙上均有漏窗可观濠河美景；院内有砖砌的花圃，内植花木。濠阳小筑整体风格以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为主，辅之以西方建筑装饰手法，给人以幽静典雅的美感。濠阳小筑建成后，张謇题一长联云：“某树某丘，敬爱有佳，吾童子时钓游所在；可坐可濯，起居惬适，亦大丈夫闲处之为。”同时，张謇因建设规划南通以狼山为中心的五山景区以及待客观览之需，从1916年到1921年间分别于狼山北麓园辟溪而建林溪精舍、马鞍山北部建西山村庐、军山山南建东奥山庄、马鞍山西鞍部偏北处建梅垞别墅等多处郊邑园林，日记中时有提及因公务而宿于其间。
从张謇各时期私家宅园营造来看，“祈通中西、融汇古今”的特点已经有所体现：柳西草堂是典型的村落宅园，宅居为中式，园林空间其实是局部叠石、花竹掩映的庭园，宅居周围则是天然去雕饰的田园风光；濠南别业的主体建筑为西式宅邸，与南通博物苑展馆的西式风格保持一致，园林空间为中西合璧、整洁有序的庭园，这一方面体现张謇造园时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开放式的造园思想；而濠阳小筑则是中国传统特色的回廊式庭院住宅，与张謇晚年心境以及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审美取向相吻合；林溪精舍、西山村庐、东奥山庄、梅垞等多处郊邑园林，则是因地制宜，秉承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精神，依山势而建，遍植花木，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既有江南园林的典雅，又不失江海民居的野趣。
然而，最能体现张謇造园思想的，既不是中国传统宅园海门常乐镇柳西草堂，也不是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南通城内的濠南别业，甚至不是令他感到“起居惬适”的濠阳小筑，而是他投入后半生精心经营几十载的泛园林化的整个南通城。张謇的造园实践从一开始就不重视私家宅园的兴造，柳西草堂新宅晚于通州师范而建，濠南别业晚于南通博物苑而营，濠阳小筑晚于唐闸公园，而与南通五公园的营造同步。张謇更重要的造园实践，体现在他整体规划经营南通使之成为一座自然山水与人文胜景交相辉映的宜居之城，其泛园林化的城市面貌令人赞叹之余又饱含着环境育人的深刻内涵。
二、泛园林化的南通城：从“村落主义”到“新世界雏形”
倘若要真正理解张謇的造园实践与思想，我们必须了解他规划经营泛园林化的南通城背后的整体理念。张謇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知识分子，然而他所处的时代却是晚清到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闭关锁国引发亡国灭种的忧患使得与张謇同时代的有志之士都在痛定思痛之余积极探索寻找救国立民之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政府也发动了体制内的自救，即推行“洋务运动”。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国耻，让许多国人意识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落后源于思想上的闭塞和守旧，这不是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装备所能力挽狂澜的。而1894年对于张謇而言，既是恩科高中状元的个人得志扬名之年，又是甲午海战惨败、父亲病逝的家国大不幸之年。返乡奔丧守制的张謇，对清廷丧失信心，于仕途无所眷恋，自此立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宏愿，毅然弃官从商，执着“村落主义”的理念脚踏实地试行地方自治。从1895年开始筹备创立大生纱厂起，张謇虽在辛亥革命之后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未就职，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即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而辞职南归，可以说张謇的后半生除了短期出仕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殚精竭虑以家乡南通为样本，探索实践如何从“村落主义”起始逐渐走向理想中的“新世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张謇必然对中国传统造园有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古典园林从商周秦汉的生成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的全盛期，再到两宋至明及清初的成熟期，历经两千多年的造园史，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完整的造园体系。成熟时期的中国古典园林体系覆盖了中国古代皇家、贵族、士大夫文人、缙绅、富商乃至广大庶民等各社会阶层人群，包含了规模不等、功能齐全、风格各异、隶属有别的多种园林形态，广泛深入地贯彻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园林概念泛化，是世界造园中最为完备和成熟的园林体系。按照园林的隶属关系加以分类，中国古典园林体系最主要包括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三类，兼有非主流的园林类型如衙署园林、祠堂园林、书院园林、会馆园林、村落园林以及茶楼酒肆的附属性园林等等。按照园林的级别加以细分，则都城内和城郊有皇家的宫室苑园、离宫林苑，贵族官僚的私家宅园、邑郊别业庄园，还有众多园林化、风景化的佛寺道观；从中央到地方州府还有各级衙署园林，即衙署办公区之外往往建有供各级官吏休憩、宴集、居处的郡圃；各地方乡绅、富人修建的私家宅园、别业庄园比比皆是；士大夫文人宦游四方，所到之处除了营造私家宅园，还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特色经营公共性游赏园林；除此之外，公众集资兴建的书院、寺观、庙宇、村落水口等，稍具规模的也大多是园林式的。特别是在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所谓“盛世”，各类园林形态几乎遍及城乡，从“小中见大”、“具体而微”的宅居庭园到“象天法地”、“城苑一体”的大地园林，靡所不备。这种“人与园须臾不可分离”的现象，体现了中国古人在“本于生活”的原则下，将起居、娱乐、耕作、读书、社交、纪念、崇拜等场所都最大程度地泛园林化的努力。张謇所处的清末民国初期既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后期，也是中国近代园林的肇始，因此我们看到当时有大量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与造园要素出现，因此张謇的造园实践既有亭台楼阁、莳花弄草、堆山叠石、凿池穿山、豢养鸟兽等中国传统造园爱好，也展现了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对文明、科学的现代意识的主动接受和履行。
张謇主张的村落主义，绝对不是逃避现实而但求苟存于一隅，而是在深刻认识艰难时世后，以中国传统士大夫一贯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的心态，从经济实业、文化教育入手脚踏实地来造福于民。张謇的村落主义，常与地方自治相连，不仅是源自中国传统的生态自然观念，还与他实地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后，主动吸收西方文明优点而产生的现代意识。可以说，张謇的后半生除了短期出仕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殚精竭虑以家乡南通为样本，探索实践如何从“村落主义”、“地方自治”最终通向颇具乌托邦色彩、在他思想精神中构建的理想之“新世界”。在民国十三年（1924）“垦牧乡志”中，年迈的张謇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外商对华倾销的内忧外患之际，沿海盐垦连年遭灾、花贵纱贱导致大生资本集团各企业负债累累的艰难境地之中，仍表达了对理想中“新世界”的孜孜以求：“天下无速成之事，亦无见小之功。前此十年，经营成立之事多；后此十年，保持进行之方，不可不讲。不能保持，何法不败退？不能进行，何法能保持？……公司有地方，地方应自治，自治则公司界内，尚有他日次第应办之教育、实业。謇之为是，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企业之心，而即藉各股东之力，以成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5]海外最早对张謇以及近代南通建设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驹井德三曾于1919年10月、1922年11月两度专门到南通调研，第二次调研为时两个半月，并完成《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于1925年在日本出版，连前论在内分六大部分，内容非常详尽，是研究张謇事业和南通近代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凭藉之一。驹井德三在《报告书》中指出：“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上自大总统，下至小官，无不汲汲然惟求一身之安宁，一己之名利，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实业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而非过言者也。”[6]
正是抱着从村落主义到新世界雏形的理想与信念，张謇按照先实业，再教育、文化与慈善，再盐垦的具体路径，同时强化地方议会、自治会、警察等地方自治组织，推进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使得原本贫穷落后的南通在当时成为闻名于世的全国“模范县”，而泛园林化的南通城市面貌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步成型。张孝若曾总结其父张謇对南通地方自治的贡献：“我父经营地方的志愿，到二十余年方才有一点模样；实业方面从种植原料造成货物运输出去，直接间接的农工商人，依赖生活的，总有几十万人，为地方国家兴的利益，每年总近千万元；教育从幼稚园办到大学，慈善事业做到老者安之有养老院，少者怀之有育婴堂，其他无告无教的人，有残废院、盲哑学校；全县有齐全的图，通行的路，完备的水利，全县没有一个乞丐；我父本来拿南通当一个大花园去布置点缀，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家产，都用在这个志愿上。”[7]
张謇当作一个“大花园去布置点缀”的南通，是一座自然山水与人文胜景交相辉映的宜居之城，泛园林化的城市面貌陶冶涵养着南通民众的身心，生态系统有机构成促成了南通人与环境的整体和谐。张謇规划建设之前的南通，原为濒江临海的一座小县城，城内人口大约四万，民众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素以产棉著称，辅以家庭手工织布为生；护城河濠河环绕的南通城区民房密集、街道狭窄，因城内经济状况差别而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俗谚。张謇基于村落主义、地方自治的理念，首先对南通现状深入分析，结合发展实业的需要，极富有创意地以“一城三镇”的模式来总体规划：南通城区保留旧城区，延续其商业、居住和文化功能，同时考虑建设方案、资金等因素而在地价低廉的“叫花子南门”外、濠河之南营造新城区；工业区则选址在城西郊的唐闸镇，港口建在长江边的天生港镇，因此地经通扬运河、长江可接通内陆以及海上运输贸易；而城南郊的狼山镇则是集佛寺、私家园林、花木绿化、学校、气象观测等于一体的郊邑园林景观带。南通“一城三镇”空间布局合理，相互之间由城闸路、城山路、港闸路、城港路等公路以及河道提供便利交通，城乡相间，整体和谐。
其次，张謇对于“一城三镇”的各个区域的规划，同样是因地制宜，每一个区域都有各自的功能、风貌，并逐渐形成各自所拥有的完整、独立的系统。例如，工业区唐闸的选址与规划，是经由张謇用心考察上海纱厂之后，发现城市拥挤、工厂倾轧终将埋下隐患，主动将大生纱厂建在运输便利、厂址用地宽裕的农村，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这是唯一一处选址在农村的工业区，足证张謇之远见卓识。唐闸工业区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工人集体宿舍、剧院、公园以及各级桑蚕、纺织讲习所、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也相继兴起，使得当时的唐闸镇日益繁华而有“小上海”之称。除了厂址选在农村，居住区和道路大量种植树木花草之外，张謇改善工业区整体环境以培育文明美好风俗的更重要举措是营建唐闸公园。
张謇在看到大生纱厂等实业兴起后，唐闸产业工人大增，因缺乏必要的健康的娱乐休闲设施而时有斗殴、嫖赌陋习，于是产生了建设公园、以美好环境育人的念头。建于1913年的唐闸公园是南通第一座公园，选址在通扬运河东岸，北有敬孺高级小学，东有平民学校，西为通向南通城区的马路，对岸为大生纱厂，有大洋桥相通，因此极为方便产业工人、师生民众在闲暇之余前来游赏观览。唐闸公园占地十余亩，具体由孙支夏整体设计营造，入口处建有客厅、餐厅、办公、健身等用房，园内西南区以草坪为主，叠黄石假山，东南区开凿溪流接通运河，鱼藕莲池以及桃园既增景致，又有经济收益，园中还有小桥、茅亭可供游赏休憩。
第三，张謇的造园实践从来不是单纯为造园而造园，他一生致力于村落主义为的是建立一处人民生活富足、文化教育发达、环境美好宜居的“新世界雏形”，因此造园与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推进慈善等地方自治的具体举措是相辅相成的。南通近代造园的特点在于泛园林化，也即因地制宜、体系完备、功能齐全、无处不园，多层次、多类型的园林景观完全融入到了南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张謇从开始规划建设南通就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这对地方生态、经济产业和人居环境而言，都是有着长远利益和影响的举措。张謇所规划建设的南通处处有绿植：城区民居周围遍植花木，道路两旁的人行路侧栽种杨柳，并杂植桃李之属，城市到处整洁秀丽；公路沿线，杨柳夹道；乡村附近空地及河滨，均植有树木，甚至连垦殖荒滩也规定预先布置适宜在盐碱地生存的树种；建设遇到大树古树，宁肯将路线改避，或房屋让开，也要予以保护。
张謇在五山景区的建设中，重点在植树造林涵养水土，开通曲折的林溪、设通江水闸以利灌溉，河中植莲、岸上种桃柳芙蓉等花木，山上则遍植梅、竹、樱、桃等花木，自然而然促成山水美景，并将自然山水、植树造林与林业经济相结合的，因此具有良好的可持续生态效应。例如，他在黄马山修建了梅垞，种植了特别偏爱的梅树一千五百余棵，而又与乡民扩大特产桃树的栽种面积，这样冬日有寒梅花开如香雪海，春日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而到了收获时节则果实累累。张謇格外注重五山景区中园林建筑与自然山水的和谐，他所营造的村庐别墅无论是规模还是建筑尺度都不大，力求在花木掩映中融入自然山水之中。即便是他为纪念恩师翁同龢而建造的望虞楼，可在黄马山顶登高览景，隔着长江远眺常熟虞山，但本身的形制也是中国古典式小楼庭院，在参天古树环绕中隐现。
1915年至1921年张謇所创办的大生集团实业达到经营的顶峰，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张謇在南通造园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造就南通泛园林化城市面貌的关键时期，包含了私家园林、公共园林、纪念性园林以及全面的城市园林绿化等丰富多样的园林形态。张謇这一时期的造园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因素，又有源自西方文明的现代意识。中国古典园林比其他艺术形态更强调“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人文的自然”在园林营造中随处可见，例如园林中的景观、建筑都有相应的题咏，应景的诗文书画，或刻在石上，或以匾额、楹联形式表现，园林空间和景观必得有人的气息才称得上可喜圆满。张謇所营造的园林都有这些特点，而同时又与科学、文明的现代特点相结合，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环境育人的造园目的。始建于1905年的南通博物苑就是张謇着力最多的一处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大型公共园林，其主要特点在于整饬有序、中西合璧、功能齐全、不拘一格，完全体现了张謇开放式的造园理念。
张謇在营造南通博物苑之前，多年来一直呼吁国家建博物馆而未果，因此他在实业发展有一定收益之后，将出于教学需要为通州师范学校所建的公共植物园，扩建成为博物苑，苑、校之间修有一道长堤方便师生教学参观。南通博物苑也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意义重大。经过十几年的逐步完善，南通博物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致呈现以苑内南馆中馆北馆等三个展览陈列馆为中轴的对称布局，其中：建于1906年的南馆，极具西洋风格的二层楼房，顶部如城堡状，红色铁皮坡顶，色彩明丽，入口处悬挂有张謇手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对联，道出了张謇创办博物苑的宗旨，就是辅助学校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建于1906年的中馆，初为一座青砖小瓦与本土民居无异的三间平房，特别之处在于屋顶中央设有露天平台作为观测气象的测候所，后经孙支夏精心构思，在中式平房之上加盖一红色西洋式尖顶，构成独特的建筑造型，别具一格；建于1911年的北馆，风格为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
除中轴三馆主建筑外，南通博物苑还有建于1914年的东馆，即苑事室，为砖木结构二层小楼，用以苑务办公与接待；题有张謇手书“博物苑”石额的苑表门；建于1913年的藤东水榭，为一处可供临水赏景、雅集的中国传统园林建筑，数株古藤攀援于藤棚上，景致宜人，张謇为之题有楹联“待其送夕阳迎素月，若已窥烟波临沧洲”；建于1911年的谦亭，亦为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平面为凹字型，是师范教师诊疗休养之所，1917年女工传习所所长沈寿曾借居谦亭养病；建于1908年的国秀亭，则是一座质朴无华的小型茅草亭，用以陈列名贵标本，周围竹石环绕，错落有致；此外，博物苑还有专门豢养鸟兽的造鸟室、相禽阁、鹳鹤柴、水禽罧、兽室等等，还有温室、花圃、水塔、苑丁室等用以园艺，不仅生动展示活体的鸟兽，还增加了园林空间的无限生机，例如水禽罧是一处椭圆形水池，池中用采自狼山的紫色砂岩堆垒成小岛，各种禽鸟鱼类饲养其中，水池上空架起棚网，以防水禽逃逸。
南通博物苑的园林景观与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风格一致，既有西方理性主义园林的造园要素，如平旷开敞的大片草坪，稀植大型乔木于其间，又以修剪成几何图案的冬青为篱划分空间；同时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要素，如张謇特地从常熟带回南通明代珠媚园流落在外的太湖石，在花圃国秀坛营造“美人石”为中心的假山竹石花木园林景观，至于中西园林要素相结合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及博物苑第一任主任孙钺通过采集、购买、征集和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等方式广泛搜集各类植物，根据1914年所编《南通博物苑品目》记载植物就有307号之多，并且这些植物是以科学与审美为标准，分类种植，其中药用植物较多，花卉次之，竹子品种也不少，每种植物都悬挂有表明名称和产地的牌子。
而1917年南通五公园的建设，则使得南通城区的园林营造达到了新的高度，无论是从园林景观丰富多样的角度，还是从造园思想意识的角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五公园的园区在护城河濠河的西南域，张謇在民国六年（1917）“南通公园记”中记载，此地“四阻积水，故有奎楼，楼其名耳。嘉时令节，官吏士女宴游于是，则亦数十百年。逊清之季，县人因其名而楼焉，为商品陈列所。复于其北并城为公园，种树筑室，与楼相望，未几而废”，可知并非全新营造，而是借由旧园改造，可节约不少人力物力。张謇言简意赅地给“公园”作了定义：“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他认为，人人都喜好闲情逸致，都喜欢“花木、水石、台榭之娱”，但是造园耗费颇多而不可能人人尽得，因此南通实业有一定基础了，是时候回馈社会营造美好的园林来环境育人、陶冶情操了，“乃因旧园因奎楼该濠之胜，扩为五”。张謇肯定了公园的人文价值，即带给人们精神的舒缓、心灵的抚慰，辛苦办实业、兴教育、建公园而能成就无数人的快乐，这体现了一种“大公”之心：“实业、教育，劳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偿劳以逸，偿苦以乐者，人之情；得逸以劳，得乐以苦者，人之理；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不私而公者，人之天；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8]
张謇《南通公园记》中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五公园的地理方位、园林建筑、景观特点以及种种功能，限于篇幅，此处依据记载简要概括如下。五公园因奎楼旧园而借濠河胜景，扩为东、南、西、北、中五座相互关联又各有特色的公园：旧园改造为北园，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如奎楼、万流亭、听渔处等供人们休憩观景，也有现代体育娱乐设施如网球场、汽枪室、角弹房、量力亭；东园专为“妇女家政之暇、儿童校课之余”游玩嬉戏而设，园中草坪绿茵，前后植树，特别栽种桑林以普及蚕桑农事，晚翠春红馆有女教、婴戏之图，同样是寓教于乐，而庭园中设有秋千、滑台、转车供儿童游戏；通往南园的道路植有行道树，衡堤桥搭有攀援花卉蔷薇、忍冬、络石的棚架，南园水畔有帘静瓯香榭，可供人们弹琴命酒，与众堂则设会众榜，将尽力于教育、慈善、公益之人之姓名公于众以示纪念，1920年又增建千龄观祝贺张詧七十大寿，后常作为新人举行新式婚礼之所；西园中间有自西亭，亭之南是动物场，北为通俗演教场，有竞漕船坞，有游泳场，张謇所谓“期于学子广学艺、健筋力于众人资劝戒、益见闻也”；过第四桥是中园，园中有细草层沙之路，有飞桡画舫之船，水中有芰荷、菱茭、蒲蒹，岸上有槐、梧、桑、杨、芙蓉、李、桃，“周四面而观之，峙于西南者曰适然亭，南曰南楼，东南曰水西亭，北曰北楼，楼外为中台，西曰回碧楼”，园林建筑之间左右画壁庑廊屋台相连，“入园而周观，南楼之下堂曰宛在，北楼之下堂曰嘉会，回碧之下轩曰养云，适然之下室曰凿坏”，还有“三其层而崛然于中者中楼，南曰奎南，北曰奎北，其下之堂曰旦戒”，中楼有道家奎宿之像，“旦戒之东，曰覼青处，西曰石林阁。故杉、松、竹、柏、佳卉、异石之所，旁午而遮回，期其通而缀以廊，期其奥而屏以石，上下自为通，自为介，上不烦降，而下不烦陟也”。由此可见中公园园林建筑之多样、景观之丰富，也因此而成为当时南通民众最爱游赏观览的一处胜景。
张謇的造园思想是务实而开放的，这也可以从他在五山景区所建的两座纪念性公共园林中看出来。张謇在1915年重建狼山观音院、1919年修葺狼山曹公祠，前者是出于尊重普通民众的传统信仰以及收藏展示历代观音画像的需要，后者则是纪念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曹顶，告诫中国人勿忘国耻、警惕防范日本的野心。据张謇民国四年（1915）《重建狼山观音院记》记载，观音院在原址上扩地重建，资金主要由张謇筹集，另有亲友和狼山僧人佐助，基本为依自然山水之势而修建的中国传统佛教园林景观。1919年张謇又在狼山观音院的语梅楼左边，临山壁而起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赵绘沈绣楼”，楼内部为中式重楼传统格局，楼外门用圆拱形，挑小阳台，呈西洋风格，因收藏展览有赵孟頫父子画与沈寿姐妹所绣观音像而得名，这体现了张謇造园的不拘一格。
张謇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后的迅速崛起完全是抱着客观开放的心态去考察学习。1903年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开幕，张謇前往日本考察70天，历经20个大中城市，参观教育机关35所，农工商机关30处，归国后整理了一本内容翔实的《癸卯东游日记》。他在四月二十九日在参观东明山寺之后，不由感慨：“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9]这一感慨透露了张謇对于日本民族既善于钻研中国古老文化精髓，又能以开放的心态全面接纳西方现代文明科学民主的做法，是非常赞赏的。因此，在南通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深恶痛绝日本侵略而失去理智，而是聘请了不少有良知有先进思想技术的日本人来规划建设南通。但是张謇的真正想法是勿忘国耻、自强自立，因此1919年张謇重修曹公祠，并在南通城南埋葬当年被曹顶歼灭日寇的倭子坟上建京观亭，正是昭示国人之意。
综上所述，张謇的造园实践量力而行、因地制宜，注重实用、科学、审美三方面的结合，因此全面植树造林搭配丰富多样功能齐备的各种园林形态以及中西合璧的园林建筑，将实业、教育、公益慈善齐头并进的南通营造成为一座自然山水与人文胜景交相辉映的宜居之城。张謇倡导从村落主义、地方自治走向新世界的救国立民之路，实际上也是一种城乡现代化转型的改良模式，包括由此而产生的泛园林化的造园实践与思想，都可概括为“祈通中西、融汇古今”，对于当时及后世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作者简介：徐宏，生于1975年，女，浙江宁波人。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学术委员会秘书，艺术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美学、中外美术史、中国古典园林研究。）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总序.
[2]张謇.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70.
[3]邹仁岳.张謇故居的变迁.[N]海门日报，2006年04月24日
[4]张謇.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35.
[5]张謇.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85.
[6]驹井德三.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R].南通市档案馆藏，1963年油印本:10-11.
[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379
[8]张謇.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22-423.
[9]张謇.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