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顾锡爵病逝，张謇作《挽顾延卿（锡爵）》：

昔年乡里推同辈，周顾朱张范五人。

旗鼓颜行差少长，风云旅食各冬春。

君甘颓放成聱叟，世与遗忘作幸民。

曙后一星余我在，怆怀葭埭绝车轮。

诗中的“周顾朱张范五人”，就是当时的“江淮五才子”，分别指周彦升（家禄）顾延卿（锡爵）、朱曼君（铭盘）、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他们才貌相当，难分伯仲，只有年龄少长之别。民国二年，范鎧编写的《南通县新志·耆旧传》也提到周顾朱张范“自弱冠即结深契”的事。他们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朱、范早亡，张中年后专意于农工商诸业，独周、顾“以文字老焉”。他们“风云旅食各冬春”，但情谊深厚，“蛩马巨   相依”，令“艺林争羡”。在学术上，他们均以朴学齐名，近代诗人、学者汪国垣先生将他们列入“江左诗家”。汪先生在《汪辟疆说近代诗》一书中称，“此派诗家，既不侈谈汉魏，亦不滥入宋元。高者自诩初唐，次亦不失长庆。迹其造诣，乃在心抚手追钱、刘、温、李之间。故其诗风华典赡，韵味绵远，无所用其深湛之思，自有唱叹之韵”。

“五才子”是乡里人推崇的五位青年才俊，既不是社会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犹如今天的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他们才华横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江淮地区颇有影响。张謇在《万物炊累室类稿序》中描述了他们的军旅生活：“诸人从吴公，自江宁而山东，而朝鲜，而奉天，聚处一军，以文章义理相切劘，辨难纵横，意气激发，极朋友之乐，而未尝有厌薄之思。”真可谓“得友天下士，旦夕相过从”。张謇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的特点了如指掌，称周家禄“倜傥有节”，朱铭盘“瑰奇逸宕”，顾锡爵“朗朗高趣”，范当世“明白公理”，他对自己未作评价，但他是“五才子”的核心人物，周家禄作诗称：“建安才子赋新诗，淮海文章仗主持。”这自然让人想起建安七子当年的风采：“纵辔以骋节，望路而急驱”“慷概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建安“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张謇才识超群，周家禄喻之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淮五才子的代表人物。

一

周家禄（1846—1910），字彦升，一字蕙修，晚号奥簃。他是五才子中的老大，祖籍浙江山阴（绍兴），南宋时流寓浦阳，后迁居崇明，再迁通州之西川港沙，占籍海门厅。自述先祖务农，“十四世皆种田食力，间读书应举”，其祖父周志为“貤赠”（古代受爵赏而欲移赠）儒林郎，然家境贫寒，从师常“贫不能具修脯”。

1. 翘才露颖，名声鹊起

家禄聪颖好学，“自为儿时不好嬉戏，诣戚友必挟书自随。”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军等占领江南，前大理寺卿、江苏学政李联琇避乱川港。一天，李闲来无事到乡间散步，走进一村塾，见塾师案头有学生作业，便随意翻阅，见《牵牛花赋》，十分惊奇，大加赞赏，定要见这位学生。他就是周家禄，才十五岁。从此，李公对家禄特予青睐，他不仅可进入李公家接受指导，而且可与大师互相酬唱，聆听教诲；李公还把自己珍藏的典籍送给家禄，家禄遂学业大进，名声鹊起。同治三年（1864），补厅学生；旋，补廪膳生；九年（1870）科举优贡生，朝考用教职，授江浦县训导。周在《百感》诗中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十三弄柔翰，十五赋诗篇，二十穷经术，心追秦火前。戋戋不自量，欲夺服郑筵。其志虽未果，其书如云烟，廿六始求名，跃马幽与燕。眼中天下才，扰扰金台边。”可惜，以后的多次考试，总是“好春偏放别枝花”，幸运之神已不再眷顾这位才子了。

2. 相期鸾凤，光耀明廷

同治十年（1871），张謇始识周家禄，与为友。张謇觉得两人差距很大，“君长余七岁，方余弱冠始识订交时，君以文采声名踔越州乡；余苦系讼求脱，皇皇吏胥之间，暇理举业以自振拔”。周家禄却十分看重这位新朋友，作《与张树人育才订交喜赋》：

我年二十五，长汝才七龄。

赧颜为汝兄，倾倒不在形。

秋风吹敝裘，顾我长眉青。

读书眼如炬，快论新发硎。

四始有妙义，故训久沉冥。

安得匡鼎说，豁若启重扃。

贱子不自量，解诗别畦町。

风以国为纬，雅以世为经。

多持传笺古，决破章句熒。

君见盛称许，谓如寐得醒。

古书浩烟海，助我采芳馨。

但令义完美，不厌辞畸零。

感汝用意厚，吾道免伶仃。

相期为鸾凤，振彩耀明廷。

这首诗情谊真挚，表达了对友人的赞赏和对未来的期盼。

同治十三年二月，张謇应孙云锦之约赴江宁发申局任书记（秘书），“临行戚戚”，家禄又作诗劝慰：

君有父母我扶持，君有兄弟我埙箎。

秋风归娶手牵丝，江山拜献孝子诗。

劝君且去莫嗟咨，鲲鹏变化会在兹。

此诗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责任担当和体贴鼓励。

张謇对家禄亦敬重有加，视之为“师友”，他在《寿愷堂集序》中称赞家禄卓越的才能：“余以幕务旁皇亟肆，君才敏事理应若有余；遇感同赋，稿辄先脱。胪情托讽，豪健多君，君亦谣吟自喜，屡而无疲也。”

3. 行为君子，言为文章

周家禄笃于内行，事亲敬孝，对伯叔兄弟敬爱有加；对戚族中的贫困者，每年都有赡济，即使自己经济困窘，亦毫无吝啬怨悔之态。光绪十七年以后，他基本上在家“奉母闲居，躬耕海滨”。光绪二十年，他在贫困中发起集资捐建川港费孝子祠，倡行孝道。他为人真率，与人交游，无矫饰之态，俦人广座之中，或有不合意，则倚坐不语；然性善饮酒，几杯酒下肚后，则清辩滔滔，锋不可挡，豪情感激之气流露于不自知之中。为生计，曾奔走游食于高官名帅幕中，“未尝以荣利自为”“亦不斥讦责人以为名高”。他“凤裁峻逸，绝不干预世俗，专心一致于文字”；轻视功名富贵，认为“功名石火光，富贵如云浮。”

周家禄的业绩在文教。顾锡爵认为，周家禄亲承叶涵溪、李小湖等大师教泽，“文有师法，其无韵之文，隽永如魏晋人；有韵之文，上通于骚人之清深。”即使百年之后，“必有爱慕君文，推为正始之音”。他博通经史，著作等身，凡十三种，一百零二卷。张謇也十分赞赏他的诗文，“文或屈郁纵宕而尽其旨，或妍丽博赡而振其华；至其为诗，若春条扬花，谷泉送响，风日会美而林壑俱深，其殆有会于丝竹之音者多也。”

家禄热爱教育事业。他历署丹徒、镇洋、荆溪、奉贤等县训导；历主师山书院，湖北武备学堂、白华书塾、南洋公学讲习（院长）。他对教育有独到的建树：一是力主改革。认为“嘉、道以前，人才科举而已；咸、同以后，人才捐纳而已。”“非广开学堂不足造人才，非大变科举不足得人才。”二是倡导西学。主张对西方的校规“参互考订，博采兼收”“博考西书，择善而从”。三是提倡艺学。强调“习西学者，必举水、火、光、气、声、电、物化、矿务、铁路、军械诸艺，各专一门，而引其端于算数”。这些见解，切中肯綮，难能可贵。

由于时代的局限，周、张二位才子未能“振彩耀明廷”，但他们都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他们如一双鸾凤，在江淮大地上施展才华，一位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一位成为中国近代的诗人和文史学者。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敬重和学习的榜样。

二

顾锡爵（1848—1917），字延卿，如皋葭埭人，清末文史学者，情趣高雅，世称“尚洁先生”。

顾是张謇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啬翁自订年谱》载：同治八年（1869），“识如皋顾延卿（锡爵）、仁卿（锡祥）、陈子王寿（国璋）、黄少轩（毓麟），通范铜士（铸），铜士后更字肯堂，更名当世。顾、陈、黄并同案为县生员，与为友”。张謇于上一年在如皋考中秀才，却随即遭遇“冒籍风波”的牵累，不仅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而且思想上受到沉重打击。在困顿中，正是这些朋友给他送来了温暖和慰藉，为他增添了克难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同治十年（1871），陈国璋赴四川谋生，临行前作《寄张育才海门》：

相逢不易复将离，远道飘风共此时。

淡处论交如白水，才人失意有歌诗。

世情未厌秋云薄，客路生增夏日曦。

莫向成都问动静，高枝终待凤凰栖。

七律赞美了他们之间纯如“白水”的友情，激励友人不要失望，不要气馁，坚信“高枝终待凤凰栖”。

陈国障与顾锡爵是同乡，又是同道，他们互相唱和的诗作比较多，为我们了解顾锡爵提供了一个窗口。光绪十三年（1887），陈作《为延卿题故乡图》三首，其一曰：

意气居然盖九州，飘扬书剑赋登楼。

故乡烟树浓如此，举足能无万里愁。

上联写延卿书剑飘扬登楼赋诗的雄姿，彰显其“盖九州”的气概；下联写延卿远游时对故乡的热爱与依恋。

延卿与张謇的交往很多，但在张的诗文中着墨甚少，《挽顾延卿（锡爵）》是张謇诗集中仅见的一首，这首悼亡诗的作法有点别致，挽诗一般总是赞颂死者的人品和业绩，抒发哀痛之情。而这首挽诗，不只是哀悼延卿，也哀“江淮五才子”众星之寥落，亦抒发作者“曙后一星”的悲凉。对逝者的评价尽在颈联：“君甘颓放成聱叟，世与遣忘作幸民”。作者对老友采取似贬实褒的手法，勾勒了暮年顾锡爵的两个侧面：一是看破世事的“聱叟”，唐代道家学者元结，字次山，自号“聱叟”，他在《自释》中说：“彼诮以为聱叟者，为其不相从听”。作者称顾为“聱叟”，刻划了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倔老头”的形象，显示了延卿疾官邪、轻爵禄的“傲气”。二是遗世独立的“幸民”，古人常以不遇祸为幸，正如黄庭坚诗云：“醉乡乃是安身处，付与升平作幸民”。顾晚年颓丧嗜烟无心于世事，因而成为“世与遗忘”的“幸民”，彰显延卿超脱、淡定的品格。

延卿人生的辉煌期大概在壮年时期。光绪十七年（1891）夏天，延卿随驻外大臣薛福成前往英、法、意、比四国，任薛福成的首席秘书。临行前写了一封信给张謇，信中“无常人离别可怜之色，有丈夫慷慨报国之风”，令张謇“循诵增叹”。当时张因多次会试失败，心绪不好，对顾未作具体评价。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顾锡爵呢？只能借助他人对顾的评述。

陈国障很有才气，张謇未把他列入“五才子”之列，而如皋进士沙元炳则将其列入“五才子”，他在《舟中读紫珊（国璋的字）湘汉“宾蓬集”漫题其后》：“菰芦间气数吾乡，范顾朱张各擅长。此老风流分一席，当时歌咏迈三唐。江湖觅食才犹健，欲博逃名晚更狂。后有虞上编亥集，姓名犹幸附同光。”顾锡爵与陈有许多相似之处。陈的学生宗孝忱作《陈子王寿（先生诗序》。因宗曾亲承顾的教泽，在“序”中将两先生的事迹合在一起，现抄录如下：

吾邑前辈以文学知名当世，历游名山川，与一时魁杰之士相往还，虽曾参与大幕，未尝汲汲于利禄，意有不适辄退而修于家，殷殷以提掖后进为志，抱残守阙、不惜以老儒终者，莫如顾锡爵延卿、陈国璋子王寿（两先生。两先生既老，孝忱犹及亲　炙　于左右。顾先生居东乡葭埭，偶入城，寓居北东岳庙中。闻孝忱志学甚笃，召而与语，每侍坐，半日默默相对无一言，有时惜予生之晚为欷歔不置知己之感，盖莫深于此矣。

由于宗孝忱能“亲炙”于先生左右，所以他对两位先生的思想、行为、品格表述得如此准确，让我们看到了两位富有个性的先贤。

三

朱曼君、张季直、范当世是五才子中年龄较小的三位。他们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也更富有朝气。光绪六年（1880）三月，张謇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于十八日“出门”，与朱、范同赴江宁。二十日，舟行至如皋东城宿，有《舟行联句》。过如皋，看陈子王寿（所藏的《元祐党人碑》《诸葛忠武画像》。二十一日，宿海安，作《诸葛忠武画像联句》。二十二日，宿冯甸，作《哀双凤联句三十二韵并序》，这是一首颇有影响的长诗，民国时王揖唐先生在《今传是楼诗话》一书中给予很高评价：“通州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朱曼君铭盘，均以朴学齐名。蛩马巨   相依，艺林争羡。有《哀双凤》五言排律，流传一时，亦一段佳话也。哀感顽艳，荡气回肠，亦可想见三君少年时才藻之盛矣。”二十五日，宿华子口，作《仪征道中联句》。他们在联句中称：“吾侪三十年方壮，裸壤龙章傥可休”。“身世苍茫泣五噫，同舟尔我况将离。大河落日重沽酒，席帽谈兵更赌诗”。展示了三人的才情和豪气。

赵元礼先生在《藏斋诗话》中借张裕钊的话给三位才子予很高的评价。张裕钊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也是曾借以复兴桐城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他是古文大家，凤池书院院长。他是张謇的恩师，张謇曾向他“叩问古文法”。张謇十分崇拜这位大师，在《祭张濂亭夫子文》中，不仅赞美夫子之文，而且肯定夫子对桐城文化的贡献：“刘、姚禅作，姬传尤昌。再传之盛，崒起湘乡。孕忠耿于天骨，荡元气而翕张”。“上参扬、马，俯揖曾、王，开咸、同之绝席，扫尘坌之秕穅”。

濂亭夫子对江东三士关爱有加。他在赠朱曼君诗中云：“龙虎忽腾上，雄出为干将。希宝宁复有？欲持贡玉堂”。他把朱、张喻为龙虎，他们都是国家的稀世珍宝，应当把他们贡献奉朝廷，服务国家。他又说：“英英范与张，騄駬骖骐骝。”他又把张謇与范肯堂喻为千里马。騄駬，指名马，周穆王八骏之一；骐骝，指良马，《商君书·画策》：“骐骝、騄駬，每一日走千里”。骖同“参”，这里有陪伴之意。全句意谓范与张都是日行千里的宝马，都是俊美而气概不凡的人才。

光绪五年十一月，謇母金夫人病卒，其父张彭年为金氏谋一茔地。范君山茨知道后，“割其先茔与君寿穴之余地若干亩，俾归葬焉”。张氏以“海门东图故有薄田，分亩若干，用于抵直”。此事令张氏父子非常感激，张謇在《大人命初易范氏地约》中称：“嗟乎！百年旦暮，谁非陈人；一诺忾慷，公真健者。元白比邻之雅，已愧前休；张范生死之交且从今始。子孙世世，长毋相忘。”从此，张范之间便有生死之交谊，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五日，肯堂突然病发，“吐血瓯许”，张謇闻讯“亟视之”。肯堂“甚惫”，却执张手耳语：“子长我一岁，望节劳。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记之。”张“闻之心楚”，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论其诗文，非吾州二百五十年无此手笔，即与并世英杰相衡，亦无容多让。虽以不节于用之故稍被世讥，要其大段，明白公理，尚非他人所能及也。”

十日，肯堂卒于上海。张謇为之怆痛。他在挽联中写道：“万方多难，侨札之分几人，折栋崩榱，今后谁同将压惧；千载相关，张范之交再见，素车白马，死生垂为永辞哀。”

朱铭盘是张謇在吴长庆军幕结识的朋友。光绪二十年，朱积劳成疾，在旅顺张光前军中病卒，年仅41岁。张謇得曼君客死旅顺讯，“凄惋无涯，名心益冷”。作《祭亡友朱曼君文》，深情回顾两人的友情，“独余是亲，咏陶好喜，余之聪明，实非君配。意量相资，磋磋切切。分笺写檄，昼几宵灯。同舟并辔，抵　趾　揄肱”。他高度肯定曼君的文章，“君雄文章，耻作常语，俾余抨弹，寸痏必举”。更为曼君的不幸而哀伤，“著书不竟，摧肾绝肝。子呱弥月，洗以　雚　兰。”曼君病殁后，其妾携幼子朱驎之来南通，张、范、顾等决定每年接济朱氏母子“二十六千”，朱驎之成年后，张謇将其安排在大生企业任职。可见他们交情之真，之深，是人间最可宝贵的君子交情。

四

“江淮五才子”是南通良好的文化生态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南通文化生态的风彩。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间，我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文化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思想文化的进入，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革命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文化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变化，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艺术逐步成为进步文化的主流。

南通地处江海一隅，东濒黄海，南倚长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长江天险不仅为南通人避免了太平天国军的浩劫，而且为南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海门因此而获得长足的发展。海门于后周显德五年置县，几经沧桑，沦为泽国。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肇始建厅，到咸丰十年（1860）不足百年，经济、文化落后。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并逐步占领江南，江南人因避兵祸而涌入海门，不仅带来了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技能，而且带来了许多文化人，其中有儒学大师李联琇、虞山画家胡芑香、锡山书法家钱子谅以及叶裕仁、赵彭渊、王汝骐等名师。正是他们发现和培养了海门厅第一位才子一一周家禄；也是他们提升师山书院的办学水平，培养出大才——张謇；又是他们帮助茅炳文鉴定出版了建厅后的第一本诗集一一《师山诗存》；还是他们为杨蓉初的《海隅纪迹》即（海门二十景诗）作序、绘画、书写，使之成为诗、书、画、序精美的集子。海门的文化生态大为改观，推动了南通文化生态的整体优化。形成了尊崇知识爱惜人才的社会风气，正如《海门二十景诗·深柳书声》所云：

宅边五柳旧知名，绕屋荫浓画不成。

学锻高情闻叔夜，填词绝调让耆卿。

焚香展卷容驱蠹，携酒传柑懒听莺。

争向龙门思御李，松风常和读书声。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