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张謇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受到学界的追捧和亲睐，张謇研究几近显学，成果蔚为大观。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一些过去不为重视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慈善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慈善公益活动是张謇人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办和维持南通地区的慈善事业，张謇除拿出自己的薪金和花红，让大生系统企业常年赞助，并多次向亲朋和社会募捐外，他甚至拖着羸老之躯，登报卖字。张謇以为:“举事必先启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并自陈:“窃以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慈善。”慈善与实业、教育密切相联，彼此促进。茅家琦先生曾把它们概括为张謇的“三元”思想，认为“办实业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办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即社会主体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办慈善事业是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安置‘失教’和失养之民，使各得其所。”

关于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和实践，学术界曾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朱英在《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一文中探讨了张謇慈善公益思想的特点以及其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高鹏程对张謇在南通创办的慈善事业予以盘点，条分缕析，对其由来、运作实态进行了研究。但对张謇何以会对慈善公益事业如此重视、为什么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等问题却不甚了了。笔者认为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商人的正名愿望、绅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

一、儒家的仁爱思想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融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知识体系，儒学蕴涵着许多有助于慈善事业成长与完善的价值资源，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它在人性论、同情心、仁爱思想、仁政观念、义利价值观、道德人格、忧患意识等层面可以为我国慈善事业的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支持、自然基础、道德权威、价值导向、文化规范等”。其中大同社会的蓝图和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其核心内容。

儒家学说历来对“三代之治”或者说是大同社会大加颂扬，极尽美化之能事，那么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礼记·礼运》作了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事实上，历代贤君名相、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这种盛世自然不是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三代之世”的现实，充其量只是早期儒家为后世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但其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则是其最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部分，它为后世慈善事业指明了奋斗的目标。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讲“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孟子认为，仁就是恻隐之心，它是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觫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是人做善事的内在动力，是促使人产生同情冲动和引发行善行为的根本动因。正是有了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和怜悯，人才会去扶危济困、救助弱者。这与西方思想家的强调的“慈善”的含义是相一致的。休谟曾经指出:“怜悯与慈善关联，慈善借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性质与爱发生联系。”

众所周知，张謇早年接受的长期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儒者的形象，其思想和行为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儒学印迹。张謇的言论中，时常洋溢着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与赞赏。因为孔子被尊为素王，他将家乡长乐镇家宅的一个厅题名为“尊素堂”。他的门人曹文麟在为《张啬庵先生九录录》作序时明言:“吾师生平，大之充絜矩而谋国计民生，小之亲用器而画地形水道。卷之为江澨一乡之善士，放之成瀛海万国之伟人。而道德学问经济文章，则皆由善读经传来也。”这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张謇思想的儒学本源。在举办慈善事业的活动中，张謇屡次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说明他的初衷，并藉以号召他人。他在为救济难民募捐的启事中就以儒家“己饥己溺”等主张相号召:“呜呼，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凡人之欲为仁者言之也。昔儒谓立达者，施乞丐一钱、教村童一字皆是，可谓得孔子近而取譬之旨矣。……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此儒者之训也。”他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讲时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安心一点”他还教育其子张孝若说:“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记之。”

张謇曾对其好友刘厚生谈起自己办盐垦公司的目的，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他将自己的纱厂取名为大生纱厂即本此意:“我以‘大生’两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另外，他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于导淮事业，目的就是要改变因黄河、淮河水灾导致民生困顿的现实。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张謇办纱厂、兴盐垦、治淮河都具有慈善的动机。

二、商人的正名愿望

慈善行为或者说慈善家的捐献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购买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服务产品(可以被视作一种特殊的消费品)的行为，其目的是希望借此“以获得良好声望、减少负罪感、避免社会指责及精神慰藉等”。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慈善家心理世界的探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因此，对张謇的慈善公益实践，我们也应从满足其精神需求的角度进行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商人地位低下，名声亦不太好听。为提高社会地位，改变自身的形象，商人常常热心于慈善活动。儒商更是提倡富而乐善，把经商谋利与好德行义结合起来。尤其是宋、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人成为民间慈善事业的生力军。在扬州，盐商就充当了慈善活动的主要支柱。而他们的行善就有获得精神安慰的目的。魏禧在为这些“善人”作传时，明显流露出对他们“弃儒”命运的同情。在“善人”程文博的墓表之后，张天枢更清楚地表明了其从商的酸楚和以行善来补偿弃儒心理的初衷:“世家子弃儒学贾，是最难关，是最伤心处”。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早已认识到商业流通不可或缺，但传统的轻商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对抑商政策予以褒扬者也代有其人。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当沿海地区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中已经出现重商思潮，许多人仍未改变轻商的思想。“就是商人对自己仍有某种心理上的虚弱感，说得明确一点，还有一定的不可摆脱的重儒轻商心理”。

“张謇可以说是近代儒商最典型的代表，也是儒商经世济民理想最杰出的奉行者。”他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看成是“捐弃所依、舍身喂虎”，并声称是“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他在弃儒从商后时常为自己的弃官经商辩解，这说明在张謇的内心长期存在着一种“失身”、自贬之感，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因而在内心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下意识，就是不能成为一个孜孜牟利的普通商人，要努力改变人们对商人的偏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自己的经商并不错，并借以减轻内心的失落感、自卑感。而通过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一方面可以缓解其内心的紧张，平衡从商以后的某种精神失落，另一方面也可减轻社会上依然存在的对商人的一些偏见。

三、绅士的社会责任感

慈善是张謇地方自治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初，在国内兴起了地方自治热潮。但地方自治在清政府看来，不过是为了“辅官治之不足”，因此，规定“凡属官治之事，自不在自治范围之中”，从而使地方自治缺失了西方民主、独立的精神。1908年底清政府拟定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其规定的自治范围只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事业、筹集款项及向地方绅董办理的事项等八项内容。显然，这些内容并未超过原来绅士的职责范围。所以，有人指出:“绅士所干预之地方公事，其范围与各国地方自治大体略同，而时过之。……若教育(书院等)，若慈善事业(育婴院等)，若土木工程(道路、桥梁等)，若公共财产(所谓地方公积)等类，属于绅士之手者不可胜数。”因此，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地方自治事业也都可归入绅士在地方职责的范畴之内。

所谓绅士，实际上是以“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在野社会集团”。它既包括科举正途入仕者，也包括通过其他渠道如捐纳、保举等而获得身份和职衔者。张謇同治七年(1868年)中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人，自然是本地的绅士，光绪二十年高中状元后更成了通海地区最有影响的绅士。

绅士是官与民之间的中介，也是地方官吏和官府统治的基础，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举凡地方公产，如义仓、社仓、育婴堂、节妇堂等多由绅士管理；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诸如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设馆授徒等由绅士操持。此外，如防盗、防匪、包揽词讼、教化乡民也是绅士当仁不让的义务”。服务桑梓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民的起点和体现，事实上，不仅绅士本人视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造福家乡为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且社会也对他们作这样的期待。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绅士在地方福利事务中也起了主要作用。官吏有时只是领个头，他们邀约绅士到县署磋商，然后任命他们主管赈济局。还有一些情况是官吏只是批准济贫、义葬、育婴堂或其它诸如此类的组织，至于经费和管理均由绅士承担。”“地方志中可说明绅士十分积极地发起和建立慈善组织以及个人做善事的事例俯拾皆是。”

绅士之所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有分担政府应当由承担却因种种原因无法承担的社会保障和救助职责的一面。张謇就曾经说过:“惟是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亦多属公立。謇等以自治之说试于南通，实因清季官厅之无力，及地方之无财，而时势急迫，潮流汹涌，又不容自逸。”而更大程度上则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众所周之，“失教”、“失养”之民历来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是由于出现大灾大荒，却又得不到政府及时有力的赈济而导致的，流民起义尤其是如此。因此，慈善事业不仅关系到地方的形象，更维系着社会的稳定。用张謇的话来说就是“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绅士们惧怕社会动乱，渴望社会稳定，而救助鳏寡孤独、贫而无依等社会弱势群体，减少隐患，缓和社会矛盾，无疑有助于维护其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也正是绅士们何以一向重视兴办慈善事业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创立和经理这些机构时，主事的绅士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报酬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1887年，(光绪十三年)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作为幕僚的张謇随同前往。这一年，黄河在郑州决口，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张謇对灾民的悲惨处境十分同情，并深感赈灾与慈善事业的重要。张謇主张通过“以工代赈”来解决赈灾问题，并认为这是寓治河与赈灾于一体的好方法，甚至誉之为“一切救急之谋”。因为“为工程增一役夫，即为草野去一盗贼”，特别是苏北、安徽一带“民风强悍，夫人而知之，流离失所，数至百万，其宜散而不宜聚，亦夫人而知之。”显然这一方法对苏皖地区更有针对性。

四、民族自强意识

张謇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方面强调“与世界竞文明，不进则退”，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认真向外国学习，采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积极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发展平等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列强的对华侵略和强加给我们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他终身不定居租界，多次领导反侵略斗争，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等。他对外国侵略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在学校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教育。他强调爱国必先爱乡，因此大力发展地方慈善公益事业，改变在慈善事业方面的落后局面，增强民族凝聚力，并防止外国势力借办慈善之机拉拢人心、干涉中国内政、进行奴化教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张謇亲自参观了外国传教士举办的一些慈善机构，他深有感触:“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莅而观之，养男女老者凡百七八十人。行其庭穆然，洞其室涓然，辨其事秩然，相其人温然。尸其事者弗受给，而更迭募资以赡院之用；受其养者弗役人，而各任所能以尽人之宜。退而思之，惘惘然，恤恤然，我中国未尝有也。”1903年他对日本进行考察时参观了那里的盲哑院，并感叹说:“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用乎!?”不过，在他的心目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列强为参照系，并与其进行竞争的意识，这也成为鞭策他前进的内在动力。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张謇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福利事业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在比较中反映中出来的巨大差距则成为其在家乡创办慈善公益事业的不竭动力。从此以后，进入张謇兴办慈善事业的高潮时期。

张謇不仅重视为残疾人提供生活保障，还重视对其进行教育，做到了养教结合、养教并重。他根据西方每千人有盲哑两人的调查结果，估计四亿中国人口中至少有八十万盲哑人，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鉴于“盲哑累累，教育无人”的实际情况，1912年他设立了南通狼山盲哑学堂，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此类学堂。他一再说明“知师范学校之重要而建设者，殆及于中国行省十之五六，则非残废之儿童，不患教师之无人。惟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除英、美、德教士于中国所设之二三盲哑学校外，求之中国，绝无其所”。为此，他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延聘西国教师，不仅“资重而不可以时得，权且不操于我”，对列强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五、余论

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从此，慈善活动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张謇接触佛教的时间并不晚。早在其母金太夫人生病时，少年张謇就曾为之诵菩萨观世音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其子孝若出生，因当年徐夫人曾有狼山观音院祈子之举而写经送院。1915年，张謇在《拟狼山广教禅寺佛事通告》中，就以“信绅”自居。1917年，为儿子赴美求学，张謇又写心经五种奉藏南通天宁寺支提塔。进入晚年后，张謇更是频繁地为父母亲友等的忌日、冥寿等延设道场做佛事。他在建造观音禅院后，又于院侧建造“林溪精舍”作为待客、休憩和读经之所。他在同梅兰芳的诗画交谊中也题款自称“居士”。这些都说明张謇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张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他推扬佛教活动主要是在五四运动，这只是他在儒学受到诋毁后的不得已的行为，何况他所推扬的只是佛教中积极于人事的那些方面，目的是要端正世道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地方自治的顺利进行。而且，张謇也没有把佛教当成每日不可或缺的食粮，而不过是他为社会疾病所开具的处方中的一味而已。在他心目中，最为尊贵的自然还是他自幼即加以诵读的孔孟之道。

总之，张謇不是佛教徒。佛教只是张謇用以迎合大众心理，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工具，而不是他投身慈善事业的原因。

（作者系南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