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明远

1909年9月1日，江苏省咨议局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120位当选议员公推张謇担任了议长。当选议长张謇按例致辞，他的几句开场白让在场的议员有顿开茅塞之感，议员黄炎培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议长开幕词劈头几句：‘不明世界大势，不能解决一国问题。’议员多来自田间，听这几句，胸襟顿觉廓大。”[1]

张謇在江苏省咨议局大会上讲话表达的是他一贯的主张，那就是“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情，就要有一个省的眼光，办一个省的事情就要有全国的眼光，办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有世界的眼光。”[2]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张謇始终关注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大势中寻找贫弱的中国、偏狭的南通可能的发展机遇，发现可以借鉴的经验。“洞明世界趋势、国家现状、地方大计，鼓舞而倡之，以患难促人民之觉悟，以忧危长人民之智力，成斯空前之举，大开自治之先”[3]无论是在探索实业救国路径还是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无论是在规划南通“地方自治”布局还是在推动地方产品走向国际，张謇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的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更以一种通达天下的胸襟、高瞻世界的眼光来把握趋势、超前谋划、创新格局。也正以为如此，先进的科学文化才得以在南通顺利传播，大生企业系统和南通地方自治事业才能够勃兴，终能“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国村落相见”[4]。

一、参仿西法，开启工业化进程

张謇在青年时代就有学习西方、振兴实业的想法。早在1886年他在海门倡导发展蚕桑，就有“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尝试[5]。1891年，他曾给远在英国的好友顾延卿写信，希望他能帮助搜集有关西方农学方面的书籍以资学习。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也逐步成熟。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讲求商务、工艺，设立商务局、工政局，采取保护政策，建立公司、谋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一系列救国建议。张謇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西方国家的包含农工商各业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实业”才是救国之路。针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商务立国”思想，张謇指出:“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6]他认为西方国家富民强国的根本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通过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的工业化生产，把各种产业资源的经济价值发掘提炼出来，生产的产品可以不断增值，而后才有商业贸易的利益产生。张謇看到西方国家商业繁荣背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坚强基础，“工固农商之枢纽矣”[7]，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根本动力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8]张謇发展现代工业的实业救国思想，可谓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发展趋势。

张謇进一步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每年海关贸易册，发现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这使张謇痛心疾首，他说：国人就知道赔款是中国最大的财富流失，其实他们不知道，国内各种产业资源的输出和洋货的输入两者相抵，巨大的入超造成的财富流失要远远多于赔款，“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9]因此为挽回利权，保护民生，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10]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11]。这就是张謇站在世界市场角度观察中国实业发展机会而提出的“棉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的目标“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2]。张謇以其高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棉铁主义”和棉纺织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以南通为中心加以实施，可谓把握住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大生纱厂建成后，以得天独厚的市场基础、有效经营策略以及“绅领商办”的公司体制获得了良好的业绩。其后，张謇迅速谋求产业的横向拓展。在南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共建成37家企业，在淮南沿海拥有相关的盐垦公司20家，形成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大生资本集团[13]。

张謇的“世界眼光”并不是贪大求洋，他非常善于将西方经验因地制宜地用于本土实践，探索了一条内生型发展模式。张謇在南通大力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业入手，利用了本地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可抵制外来的经济掠夺。这种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的“联进效应”，奠定了产业集团化发展基础，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南通经济社会的各项事业在大生纺织企业的引导和支撑下得以全面进步。

二、把握世界潮流，规划地方自治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列强入侵及社会的贫困破败，那些有道义责任感的乡绅们在忧国忧民中开始探索乡村基层自我变革的途径。在南通，张謇正是这样的中心人物。张謇说：“鄙人自前清成进士后，默察世界之大势，谛观内政之状况，知时局不可与有为，即绝意仕途，愿为社会稍效微力。”[14]他认为，地方建设是有识之士的责任，国家的发展就是由地方的治理积累而成的，于是全力经营地方事业。他“盱衡世界潮流之趋向，斟酌地方事业之适宜”，通过观察衡量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来参酌规划南通建设事业，决定“乃以实业、教育，互相孳乳，忘其薄劣，黾勉为之。”[15]

张謇经营地方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丰富的过程。大生纱厂的创办，张謇迈出了实业救国救民的第一步，而对南通地方进行全方位的经营，应该是在考察日本中得到的启发。1903年，张謇在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在日本的治国经验中寻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意”，同时也更多地看到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与世界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16]。通过对日本及西方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借鉴，张謇逐步形成自己的基层社会发展理念。张謇采用了一个西方近代政治名词来概括他的社会建设思想，这就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原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地方自治”思想得以在国内传播。张謇说：“目睹世事纷纭，以为乡里士夫，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当以地方自治为务。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17]“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18]张謇把士大夫的乡土责任和“图存救亡”国家使命相结合，认为发展实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是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路径。南通地处偏僻，“地方自治”似乎是南通的绅士们在做一个封闭式的试验，张謇也自称之为“村落主义”。但是近代南通不再封闭保守，而以包容开放的精神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

大生纱厂建成以后，张謇继续探寻着适合南通实际的建设和发展路径，从棉纺织业向盐垦、教育逐步推进。1912年，张謇因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次谈话又得到了更多的启发。李提摩太说:“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19]李提摩太的言谈与张謇对南通建设的思考不谋而合，这进一步增强了张謇经营南通的信心和决心。谈话次日，张謇就写了《感言之设计》一文，对李提摩太提出的四个方面的事项进行了规划，在已有的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了实业投资350万两、卫生教育慈善40万余两的建设思路和具体项目，这些计划在以后的数年中逐步得到了实现。

三、实施“世界眼光”教育，养成“开门商战”人才

1909年，小皇帝溥仪登基不久，张謇给管学大臣上了一份呈文，建议为小皇帝的保姆侍女们聘请国外女教师。为什么会提出如此的建议？他在呈文中说：皇上尚在年幼，如果左右近习之人先已受到文明教育，那么皇帝受她们涵濡熏染，一定足以帮助他增长眼界和德性；而且，我国政界学界渐有中西贯通的趋势，这些服务皇上的人，能够预先受到西方文明的教育，这在环球各国或将传为美谈。此时张謇正在朝野推动君主立宪，他认为：“环球大势日趋文明”“我国政学渐有中西一贯之势”，小皇帝应该尽早地接触、感受西方文化，这对于国家前途，大有影响，实系当务之急[20]。张謇不仅希望小皇帝能够尽早了解接触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培养中国年轻一代具有“观察世界之眼光”。1911年7月，张謇在北京中央教育会上指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中国传统教育，已不能与列强竞争，已不能救中国危局，“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然非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则救亡图强之教育政策无自而出。”[21]张謇不断呼吁国家教育政策改革创新，呼吁要培养大批具有“观察世界之眼光”的年轻人才，中国的富强才有希望。

张謇在南通的教育救国实践就是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普及为主要内容，张謇给南通医科专门学校题写训词中的“祈通中西”，就是希望南通的莘莘学子能迅速打通东西方文化壁垒。他兴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均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等基础科学课程，还兴办了数十所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和高等专科院校。他聘请国内外名师，参照国外相关专业课程设置，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并选拔学生到国外留学。他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使中国尽早结束“延欧人以司其命”的现状，而有“自树立之一日”[22]。

而张謇“观察世界之眼光”引领的教育政策，不仅仅是希望青年学生掌握西方技术，还要培养他们“开门商战”的竞争意识。张謇认识到近代中国已无法闭关自守、脱离世界，他说：“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23]因此，张謇在除了通过兴办工贸金融企业及商会、举行劝业展会活动培育人们的经商能力意识外，还创办商业学校和各种专修班，“养成吾通州开门商战人才”，培养一代具有现代商业精神的“通商”。

张謇的“世界眼光”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拥有，他着力于南通的开放和具有世界眼光人才的培养，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在张謇的倡导下，从此时起，南通商界不断改变着狭隘的小农自闭意识，将南通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中，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以高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通达的智慧，关注和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商战大潮中。

四、倡导工艺博览，争衡五洲名产

虽然早在清代，南通的棉花和土布已有出口，但这并不是由南通人主导。南通产品主动出口，是从参加世界博览会开始的，而这主要得益于张謇超前的博览会思想。

早在1901年，张謇曾撰写《变法平议》来系统地论述自己对新政变法的主张，其中在“工部之事”一章中首次提出了“开工艺院兼博览所”的意见。张謇建议在沿江、沿海的省会及通商大埠，仿照日本开设工艺厂，发展制造业；他特别强调：博览会尤其有益于工艺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博览会“良楛并陈生竞心，新奇多见生巧思”[24]。当时博览会被称为“劝业会”“赛会”。

1903年张謇应邀赴日参观大阪博览会，则让他对博览会有了更直观的感悟。他先后8次前往博览会场参观，其场面之大、物品之甚，让张謇大开眼界，感慨万千，从此对博览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张謇参与策划了中国参加1906年的意大利米兰渔业国际博览会事宜。此次博览会中国商品虽然陈设面积不大，数量有限，但计得奖牌、奖凭百余张，而且“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效果较佳[25]。张謇创设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产盐获得头等奖，颐生酿造公司的颐生酒、颐生罐洁公司的罐食同获金牌。这是南通产品首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

中国除参与国际博览会外，也开始尝试自己举办博览会。1910年6月至11月于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最具代表性。这是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此次博览会共22个行政省提供了展品。此外，东南亚、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也都有展品参展。整个博览会历时半年，参观人数达30多万，其规模与影响力不亚于世博会。

1912年2月，美国为纪念巴拿马运河的落成宣布将于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向世界各国发出邀请。张謇于1913年出任民国农商部总长后，主持筹备赴美博览会事项，他设立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负责展品筹集及各项准备工作，组织一批实业家组成参观团赴美考察。他说：参加博览会可以“树海外贸易先声，为国内赛会前导。联友邦之情谊，促商业之进行。数善毕臻，裨益匪浅。”[26]

由于张謇等人的精心组织，这次博览会中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出品共获奖1211枚，其中大奖57枚、名誉奖74枚、金牌奖258枚、银牌奖337枚、铜牌奖258枚、奖词227枚[27]，大大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张謇本人也因其突出成就而获得巴拿马博览会的“大奖（Grand Prize）”。南通在这次博览会上有多个展品获奖，其中南通女红传习所所长沈寿所绣的《耶稣像》获得大奖，引人注目。

为了“倡海外贸易，表示中国手工”[28]南通绣织局在纽约第五街开办了分局，在瑞士、意大利等地建立销售部，南通刺绣进入了国际市场。南通绣织局积极组织绣织品参加世界博览会和国货展览会，为打开对外贸易局面而开辟了一条新路。

五、建设“模范城市”，迎来海外眼光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一时间名声大噪，引起了国外记者、学人、官员考察、研究南通的兴趣，他们对南通城市面貌和建设成就留下了很多的记录，表达着对南通社会进步的钦佩之情。

1918年8月25日，美国《新贝德福周日标准报》（The New Bedford Sunday standard）在15版和18版以两个近半版的篇幅，对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进行了长篇报道。1919年初，一位叫上冢司的日本人来通参观，并写出了题为《以扬子江为中心》的报告。唐闸工业镇的迅速崛起使他感到意外和惊讶。

1920年，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在黄炎培、沈君默、陈鹤琴等名流陪同下到南通讲学考察。南通的师范教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参观后的演讲中说：“今兹一度游，觉此邦文物，吾后来殆眷恋不忘；而最足印吾心目中者，厥惟师范教育。”他对南通兴盛的教育事业寄予厚望：“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29]

1920年，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的主编鲍威尔考察南通后，以《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为题作了长篇报道，他说：“从上海前往南通的旅程大约需要八到十个小时，然而仍然值得亲自去看一下‘中国人间天堂’的实例。”他在文章中对南通这座“模范城”的“构成元素”进行了详尽描述，他说：“这座城市现在对江苏省——上海所在的模范省——辐射出新的影响力。”此后，《密勒氏评论报》对南通还有多次深入报道。如1921年3月26日，该报发表了题为《张謇：中国城市的建造师》的长篇报道；1923年3月17日，该报又发表了一篇《中国实业之进步观——中国模范城南通州》的长篇报道，文中说：“廿五年前，南通的情形与其他小城无异”，但是现在“变化之速，革新之进步，实堪为吾人注意也，而有中国模范城之称。观此城，亦可表率中国人建造革新之能力。”美国《世界召唤》（World Call）杂志对南通也曾有过多次报道，如1921年6月期的《聚光灯下的南通》，1923年4月期的《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其中说道：“南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城市之一，1911年以来该地区也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无序。”在与过去、与其它城市的比较中，南通的进步给这些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

南通城市面貌的巨大改观、特别是向西方人熟悉的城市格局与建筑形式上的转变，首先轻易地吸引到来自海外赞许的眼光，而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海外人士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究和判断。

近代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殖民者每十年编制一期《海关十年报告》向英国政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汇报海关业务和口岸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临近上海的南通，其建设成就也引起了英国人的关注，并在海关报告中作了记录。1921年底，署名戈登·洛德提交的《1912-1921年海关十年报告》最后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31]

1922年6月，又有一位叫鹤见祐辅的日本人来南通考察，并见到了张謇本人。他在次年出版的《偶像破坏期的中国》中写到：“不能不说张謇先生的事业，使中国400余州县里面成绩最卓著的一个”“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32]

1923年驹井德三写成《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对南通和张謇推崇备至。他对南通城市这样评价道：“独南通城市之经营，张謇不倦其力，宛然有为江北一带之首都之现象。”驹井德三认为南通建设的经验是“治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33]。

“中国人间天堂”“中国模范城”“中国最出色的城市”“江北一带之首都”这些基于海外标准对张謇经营南通成果的赞扬，以及南通模式对中国社会发展意义的评判是否正确，已经有了历史的检验，而正是张謇拥有洞明世界的眼光、竞会五洲的胸襟、自力更生的勇气，才赢得了众多海外人士敬佩、赞许眼光。

（编者注：限于版面，本文编排时作了删改，特向作者致歉。作者系民盟南通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南通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1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

[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97页，中华书局，1930年。

[3][10][11][12][14][17][19][21][22][2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册第496页、第260页、第211页、第338页、第255页、第458页、第236页、第188页、第330页、第5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5][23][2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2册第583页、第91页、第437页、第53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8][9][15][18][20][2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1册第22页、第23页、第216页、第524页、第430页、第168页、第52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5册第9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3]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2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册第5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7]巴拿马赛会监督处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296页，1916年。

[29]杜威：《杜威博士在演讲之三大问题》，《南通杂志》第一卷第三号，1921年。

[30]转引自南通市档案局：《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南通》第12-4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31]许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249-250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2]转引自于海漪《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第22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3]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政协南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