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荣华

张謇认为“一国之强，基于教育”，把国民教育当做近代立国的根本大计，在南通惨淡经营教育三十年，前后共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四百余所，形成了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文化网络，构筑了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多层次的大教育体系，从而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一、以师范教育为本的普通教育体系

普通教育是张謇教育事业重心所在，用力最勤，付出最多，收获也最大，普通教育的发展，为现代南通基础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观张謇的普通教育，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坚持以师范教育为根本，以此带动各项教育事业的发展。张謇将师范教育列于各类教育之首，认为“兴学之本，惟有师范”，首先应该重视师资人才的培养。1903年他在《师范学校开校演说》中即指出：“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师范则普及根源，教育本位”。他在比较分析了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指出：“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始终将师范教育置于其所倡导的新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02年张謇个人筹资10数万元，在南通创办了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并于1905年创办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这是第一所设本科的女子师范学校，开智力投资之先河，揭开了南通近代教育的第一页，并以此带动和促发了南通各项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南通的普通教育开了一个好头。同时，在官办师范学校屈指可数的情况下，率先在全国创办私立师范和女子师范，实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先驱之一。

第二，坚持以小学教育为重心，发展城镇教育，兼顾乡村教育。张謇对庚子之后清政府仓促兴办高等学堂颇不以为然，认为清政府几年来“兴学”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侧重于高等教育，忽视东西各国重视国民普通教育的经验。他主张学习日本教育改革的做法，办好师范，发展蒙学，广设初等小学力行普及教育。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此为契机，张謇在当年就创办了通州模范初等小学和长乐镇国民初等小学，次年又创办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接着又兴建了通师附属小学和女师附属小学，大力发展城镇小学教育。1912年南通共有初级小学135所，师范附属小学2所，高等小学2所，中学1所，师范学校2所，为义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乡村教育张謇也极为重视，南通地区的村镇分布散乱，交通落后，学生年龄结构复杂多异，正规教学具有相当的难度，张謇主张因地制宜地办学。1905年他在人口较为集中的通海垦牧区兴办了第一初等小学，以后又多次规划垦牧区的建校计划，尽可能地让广大农户子弟接受文化教育。据1924年张謇所写的《垦牧乡志》可知，当时通海垦牧区有初等小学8所，高等小学1所。张謇还专门创办了“单级师资练习所”，培养农村师资队伍，让他们到乡村设立“单级小学”，“广教育于穷乡之子弟”，为探索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第三，通盘计划，未雨绸缪，为教育普及殚思极虑。1905年张謇曾说：“现在上下知识未通，不特愚民不知学校为何事，大概做官的人许多看作兴学是敷衍公事，其尤顽蠢者且看作学校与福音教堂一样。“由此可见，兴学办校，普及教育，在当时绝非易事。面对重重困难，张謇并未推托退让，而是通盘考虑、长远规划，终使南通普通教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1905年清王朝诏令天下预备立宪，复又停开科举，张謇认为应该乘此大好机遇，促进地方自治，加速学校建设。张謇教育普及规划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着重普及初等小学教育，兼顾其它。他认为：“欲图教育之普及，非从多设单级小学下手，无更善之办法。”同时，“既谋多数小学校，则将来递升之高等小学、中学，亦应早为筹设。”二是以每十六里设一初等小学为目标，逐年增加。1906年张謇曾预计南通的初等小学将为600所，而当时实际为70所。在张謇步步为营的努力之下，南通的学校逐年递增，据《南通市志》记载，从1912年至1920年每年平均增加初等小学24所。到1922年，初等小学数量已达350所，这个数据虽未达到张謇普及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已是成就斐然，足蔚乡亲父老。三是缩减初等小学年限，变通科目，以促教育普及。鉴于初等小学教育年限过长，读经讲经内容过多，不利于小学教育的发展，1909年张謇向学部呈文要求比照日本，缩短初等小学教育年限为四年，并以修身、国语、算术、体操为必修课，提出“初等小学之年限愈短，科目愈简，则教育之普及愈易”的教改主张。结果初小学制1910年改为4年，高小学制1912年改为3年，皆有所缩短。

在张謇系统地计划和不懈地奋斗下，南通的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走在全省的前面，位于全国的先进行列。据《中国教育大事典》所载《1916年我国人口与学龄儿童入学数统计》表的记载，1916年江苏省入学儿童与学龄儿童的比例为13.36%，而南通地区从1903年至1920年入学儿童与学龄儿童的比例为32%。1933年教育部通饬《扩充小学之经济法》宣称，1929年全国失学儿童高达82%以上，而1922年南通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当不低于50%(据张謇1922年在《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演说》中谦称的“教育未至乡里学龄儿童什七八有就学之所”而估测)，这一比例在全国都是极高的。

二、以生计教育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体系

清末职业教育称为实业，洋务时期陆续兴办了一批适应国际交往需要的近代语言学堂和适应“御侮自强”需要的近代军事技术学堂，但这些实业学堂多为单独个别设定，尚无体系可言。1902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首次将实业教育列入学制，力图使实业学堂的发展趋向系统的建设，但实业教育不等于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实施重点在中等教育以上，旨在培养应付洋务的人才，而对国民教育却相当忽视；职业教育实施重点在中等教育以下，旨在培养国民生存之技能并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作为实业家、教育实的张謇较早地就关注了实业与教育的相互关系，并为两者的沟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成为设计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先行者之一。

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狭窄观念不同，张謇认为兴办教育应与国民他日之生计紧密相连，使受教育者有一技之长，立足之本，然后谋求更大的发展。他认为：“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新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宗旨。为此张謇主张为工者应为良工，为农者应为良农，为商者应为良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謇在南通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的开拓，因业而立教，因工而设校。例如张謇有感于旧社会妇女就业困难，1908年设女子职业介绍所，1914年创办女红传习所，为妇女择业提供机会。1914年他又创办贫民工场，专门教授无所依靠的贫民子弟各种手工工艺，使其有一技之长，俾能独立谋生。此外，他还兴办了诸如政法传习所、巡警教练所、监狱练习所等培训机构，经过短期学习训练，使其能直接服务于社会。职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摆脱了传统圣贤主义的官僚养成教育，使近代的职业教育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无人才不可为国”，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张謇职业教育实践的重点所在。在兴办近代实业的活动中，深感新型人才的缺乏，因此在引进外来人才为我所用的同时，极为注意人才的自我培养。农校、医校、纺校、商校等学校的建立，为各行各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员，例如1912年创办的纺校，开了我国纺织教育事业的先河，以学校形式成批地培养了我国机械纺织工程技术人才，至1920年该校共培养了技术人员800多人，分布于南通、上海、无锡、汉口等地，成为各地纺织部门的主要骨干和技术人员，打破了纺织业技术数十年依赖于外国人的局面，该校荣获“中国纺织工程师摇篮”的称誉。

张謇创办的职业教育，从纵向上看具有高低不同层次，有相当于职业培训班的传习所，如政法、巡警、蚕桑、保姆、女工、镀镍等传习所；有相当于职业专修班的各种附设科，如通州师范附设的测绘、土木、工农、蚕桑科和公立中学附设的银行专修科等；有较高层次的正规职业学校，如纺校、农校、商校、医校、伶工学社等。从横向上看具有灵活机动、门类众多的特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既有独立设校的，又有附设办学的；既有定期培训的，又有暂时操办的；既有理工科性质的，又有文科性质的；既有一般职业的，又有特殊职业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体现了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些职业学校的创办，把各种技艺的传习引进了教育领域，打破了封建学校教育中没有技艺传授立足之地的局面，扩充了教育内容与接受教育的群体基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而尤为可贵的是，张謇把职业教育与实业发展、地方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南通地区生产特点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设教办学，体现了近代化教育的特征。例如为确定南通市政规模和管理范围，他在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随之建立了测绘局、清丈局和清丈传习所。南通盛产棉花，为改良棉种，促进农业技术的提高，他先创办农学堂，后又发展成为农校。为开办地方银行和发展商业需要，先后创办了“银行专修学校”和“甲科商业学校”。为充实南通市民文化生活，他耗费巨资创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至1920年张謇共创办职业学校二十余所，在南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职业教育体系，充分体现了他“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指导思想。

鉴于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张謇颇为注重各种技能的训练，认为“无徒手空言而可为道德者。”因此职校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应以技能训练为中心。“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习，必应有实地之经验”技能的训练和提高成为各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女红传习所的主要课程有伦理、刺绣、美术、习字等，重点为刺绣课程，每天要学习6小时。银行学校除开设大量专业课外，专门设有“银行实践室”，模拟实际操作过程，两个月学生便达到“簿记迅速，珠算娴熟”的效果。为了便于纺织学校学生的技能训练，又先后建立了纺纱实习所、机织实习所、金工实习所、针织实习所、染色试验室等各种实习场所，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

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实践，不仅惠泽了南通的父老兄弟，而且影响及于全国，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开拓创新和卓越成就，使其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认为“中国近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近代职业思潮萌发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2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主要倡导者是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他倡导职业教育是在1915年考察了美国职业教育回国后的事，而此时南通的张謇早已创办了近20所职业学校，在南通一隅形成了一个职业教育的综合体系。据记载，1916年全国实业学校为525所，当时南通虽然仅是1700个县中的一个县，但它的职业教育却占了全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而且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及女工传习所和伶工学社在全国职教中皆开风气之先河，领时代之潮流，南通职业教育的示范作用及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张謇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三、以大众教育为目的社会文化教育

我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最早可上溯到西周的彝教，近代社会教育则以清末维新派所提出的“新民德”、“开民智”为滥觞。晚清国民教育倡导最力者梁启超主张国民教育应使全国人民都能接受教育，张謇对此深为赞同，在大力倡导中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通俗的社会教育，希望借此提高大众的道德与常识，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首先，建立博物馆、图书馆，以补助学校教育。1905年张謇曾致书张之洞，指出“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认为“以少数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材，岂能蔚为通儒，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苑，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1904年即在南通东南濠河滨购地2.33万平方米，为通师规划公共植物园，次年就正在兴建的植物园内规划创建博物苑，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29000余件，成为南通校外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张謇认为图书馆“地必爽垲，屋必通明”，选中南通城南门外的天齐庙为馆址，至1924年，南通图书馆即收藏中文书籍15余万卷，西文书籍600余部，日文书籍300余部，为南通地区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张謇之所以筹措巨资，热心兴办图书馆、博物苑，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公共设施的设立都是“留存往迹，启发后来”，光大文明，足裨自治的重要举措。

其次，创办公共体育场所，大力倡导“武备精神”。甲午之战后，张謇受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通过中西方武备教育态度、实施过程等方面的对比，痛感在强邻四逼中羸弱的中国必须提倡尚武精神，体育实为现今之急务。因此，他把“武备精神”立为教育的三大纲领之一，希望从精神和身体两方面来提高国民素质。张謇不仅在所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中，把体育、军事训练与其它各科相提并论，开课设教，而且捐资兴建了南通最早的体育场——第一公共体育场，占地约20亩，运动项目设有网球、篮球、野球、队球、乒乓球、秋千、木马、平台、浪桥、浪船、滑台、旋板、高梯等。每天对外开放9小时，使南通人民较早地享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和锻炼的运动场所。张謇还督促和鼓励全县中等以上学校每隔一年在公共体育场联合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公共体育场的兴建和各项体育运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南通体育运动的普及和人民体质的增强，而且对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弱”之风，养成广大民众尚武的精神，起了一定的教育推动作用。

再次，兴建更俗剧场、南通公园，改善人文社会环境。张謇曾说：“改良社会的作用，文字不及戏曲之捷，美术不及戏曲之便”。因此他亲自策划和组织了南通戏剧教育与京剧艺术的改革创新。1919年不惜耗资8万元，创办了一所新型的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兴建了一座具有全国一流水准的更俗剧场。聘请京剧表演家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用近代教学方法培养京剧苗子，而且延请了梅兰芳、程砚秋、王风卿、杨小楼、谭富英、赵桐珊、盖叫天、魏莲芳、姜妙香等著名演员来通演出，促进南通戏剧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同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了南通人民的戏剧欣赏能力和文化素养。同时，张謇把公园建设也视作社会人文教育事业，他说：“公园者，人情之圃，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期望“于学子广学艺健筋力，于众人资劝戒益见闻也”。1918年张謇集资建造南通五公园，依次为北公园、中公园、西公园、南公园、东公园。公园内设有球类、棋类、钓鱼、弹子、气枪、秋千、走梯等各种活动械具，有的还设有球场和运动场。

四、救助弱势群体的慈善教育

张謇慈善思想的最大特征是将慈善公益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联，把它作为促进地方自治和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慈善事业在三者之中虽位处最后，但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撼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从新的层面阐述了慈善事业的地位与作用。

张謇认为慈善活动既要注重对弱势群体的赡养，更要强调对他们的教育，应该说重视慈善教育是张謇慈善事业的又一突出的方面。清末民初重视教育发展的不乏其人，但像张謇这样关注慈善教育，重视对弱势群体教育改造，尤其是残疾人教育的却不多见。早在1907年张謇就曾在致函江苏按察使时提出了发展盲哑教育的主张：“盲哑学校者，东西各国慈善教育之一端也。教盲识字母，习算术，教哑如之。入其校者，使人由然生恺恻慈祥之感，而叹教育之能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他以“培养盲哑师资、造就盲哑使其有独立自存之能力”为宗旨，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盲哑双部学校。张謇亲自担任校长，以“勤俭”为校训，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品德，增强学生“生利于国民”的自强意识，以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相结合，造就学生独立自存的生活能力。张謇认为只有对残疾人也进行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普及教育的真谛，“盲哑可教以相当之知识，则凡不盲不哑，更无不可教之人”。张謇一生共创办育婴堂、养老院、医院、残废院、盲哑学校、栖留所、济良所等十六所慈善机构，在对社会上这些无依无靠的孤老、弃婴、残疾、乞丐、妓女、贫民子弟收容抚养照顾的同时，也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收社会自治之效果。

近代中国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根本的人可以说不乏其人，但综观同时代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却很少有人能像张謇如此大规模地兴办教育事业。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一般教育到特殊教育，从知识教育到实业教育，在一个仅仅拥有130多万人的县城中，创立了如此众多的教育实体，吸纳如此广泛的教育群体，开展了如此全面的教育活动，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教育实绩，近代史上实难以找出第二人。而这一切，则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张謇的大教育体系。究其根源，一是由于张謇实业经营成效斐然，经济实力之雄厚为他人所无可比拟，具备了独自兴办各项教育事业的能力；二是由于张謇对教育事业的作用与影响有深刻的认识，即他把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与共和立宪、地方自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对张謇说：“中国非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张謇深以为然，因而对教育情有独钟，毕其一生，倾其所能地从事着南通教育事业的建设。他的大教育思想体系及其实践运作在诸多方面皆走在当时全国教育的前列，深刻地改变了南通近代教育的演化历程，作出了同时代的教育家所难以比拟的创造性贡献。

（作者系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经管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