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颖
张謇，江苏南通人，1894年的科举状元，次年在江督张之洞支持下，在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了由封建官僚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历程，并逐渐成为清末民初的实业界巨子。
中国的新式工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到甲午战前，已有30余年的历史。洋务官僚的实业活动，尽管步履蹒跚，但毕竟开启了一代新风。甲午战败，严重的民族危机，更刺激了社会风气的整体转变，日本自明治以降的迅速强大，也使国人颇受启发。“设厂自救”、“实业救国”逐渐成为时代的热潮。张謇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从封建官僚向实业巨子转变的。
一、“实业救国”口号提出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早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甲午战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也曾喊出了“振兴商业”的口号。但是，直到甲午战后康有为提出“兴实业”观点为止，他们都未完全超出传统，从兴邦立国的高度来认识工商实业的重要地位。
张謇是较早将“实业”与“救国”相提并论的经济思想家，他认为振兴实业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是救国的根本。针对甲午战后盛行一时的军事之败、教育之败等皮相之见，他独树一帜地指出，“救国为目前之急”，但如何救国，他比喻道：“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骛其花与果之烁灿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此论一出，可谓切中时弊。这是张謇“实业救国”口号的提出和思想的萌发。
张謇这里所说的实业，农、工、商皆在其中，而以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为中心。他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商之说为完善”。“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他并从理论上对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所处的地位作了一些分析。他认为：“上朔三代、旁考五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由于当时工业生产的原料主要来自农产品，他认为“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可见他对农、工、商三者关系的认识是较为清楚的。
二、“实业救国”的中心——“棉铁主义”
张謇经济思想主要的和最具特色的内容，是他以“棉铁主义”为中心振兴实业的思想，其内容是发展大工业应以棉、铁两种工业为起点和中心，有步骤建立和发展各种工业部门，从而达到全面振兴实业之目的。
张謇的“棉铁主义”的主张比他同时代许多人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也更适合中国国情。
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棉纺和钢铁一直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两个主要部门。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工业开始的。在长时期内，棉纺业都是西方国家最发达的工业部门；后来，随着对原料需要的增长和对外殖民扩张的需要，钢铁工业发展起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在所有工业部门中占居首要地位。因此，张謇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棉铁工业，才能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才能操纵经济界之全权。这种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使轻重工业皆得以发展的经济思想，是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
此外，张謇的“棉铁主义”主张还具有强烈爱国色彩，有振兴本国实业以抵抗外国资本侵略的内涵。他说：“中日交涉发生以后愤激而言抵制日货者比比也，……我仍其旧而不慕于外物也，则不必言抵制，我而自为之不资于外物也，亦不必言抵制，为其无所为抵制也”。他认为要想达到抵制之作用，必须“我有可以相当之物”，否则即为“空言抵制”。但是鉴于当时国情，他又主张分轻重缓急，先集中精力办一些最急需、最现实的企业，突出重点。他说：“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那么，重点应当是什么呢？张謇指出：“在棉铁，而棉尤宜先。曷为先棉？鄙人比辑海关贸易册，知每发进口棉货之代价，最多者盈银一万八千两，铁之代价，盈银四千六百余万两，是以有棉铁政策之计划”。1913年，他在研究晚清40年来中外贸易情况时指出：“查前清光、宣两朝各海关贸易进册，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是以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实须用铁政策之说，复著奖励棉业之议，上之政府，彼时政府不之省也。今謇主张无以易此”。可见，张謇认为列强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棉铁，也是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的主要商品，“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只有出口商品“日伸一缕”，进口商品“日缩一缕”，才能“我自为我”。
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张謇主张率先发展棉铁，尤其以棉为先，以后再有步骤地向其它经济部门投资的思想，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力量和人民生活之需要的。
张謇认为当时之中国，百废待兴，“农工商业为类至多”，而“政府人民，财力均困”，如果在振兴实业方面不分轻重缓急，各种工业齐头并进，势必造成“备多而力分”。旧中国的民族工业皆遇到缺乏资金的困难，尤其是小型企业。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感触尤深。造成缺少资金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对外赔款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中国没有发达的金融业，近代银行系统还刚刚开始发展，而且非常不健全。鉴于当时中国财力状况，张謇先发展棉纺工业的思想可谓较为务实。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中国近代化开始以来所积累的技术力量看，发展棉纺织业是有一定基础的。古代的中国是个男耕女织的国家；近代中国无论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设的工厂，还是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工厂，又多为轻纺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发展相比，棉织业方面积累的技术力量相对雄厚些，也有大量操作熟练的技术工人，所以中国优先发展棉纺工业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有鉴于此，张謇以棉、铁两种工业为实业发展的重点并放在优先地位是比较合理的，棉纺织品是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棉纺又是联结工业和农业的一个纽带部门；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生产的基础，联结工业和矿业部门。以棉铁为中心，既能够广泛带动国民经济中其它行业的发展，又能立足于国内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从而捍卫国民经济的独立。张謇的“棉铁主义”比他以前和同时代的许多进步人士提出的救国方案更明确、更具体、更系统。
三、农业近代化的尝试——“实业救国”的延续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需要大量廉价优质的棉花作原料。为了给自己的企业建立原料基地，为了同日本纱厂争夺“通产之棉”，大生集团把资本伸向农垦领域，办起了“通海垦牧公司”等16个盐垦、垦牧公司。
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张謇向往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农场。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提出过“振兴农务”的主张，要求把“久荒之地，听绅民招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这里所谓“招佃”究竟是指封建制度下的佃农，还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张謇未作具体说明。但从他经营成集公司采用机器垦种和雇佣劳动的经营方式来看，显然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张謇经营农垦公司的办法是：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筹集资本，由公司筑堤排水，除去盐碱，然后招佃垦种，由公司统一派人收租。公司所招的佃户，都是贫苦的佃农，而不是拥有资本的农场主。这样的租佃关系，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民或农场主之间的关系。这些公司实行着按股分配土地的办法，将垦出土地，按出资多少分在各股东名下，每一股东名下的土地，地租都归该股东所有，只是各股东都不自行担负招佃、管佃、收租等活动，而由公司统一代办而已。各股东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资本家，各盐垦、垦牧公司，也就是进行农牧生产、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
然而，张謇的这种经营尝试又是失败的。公司筑提排水，“公司”机构和人员的日常开销，尤其是雇佣许多人员管理佃种、收租，费用不少。但垦出的土地却都分到了股东名下，收取的地租为股东所有，公司得不到什么利润，无法积累资本。这样，公司就谈不到发展，甚至连维持都有困难。究其原因，在于张謇和他的资本集团成员，都是从地主、官僚或商人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地产，他本人就有3000多亩土地，已经习惯于农业中的封建地租剥削方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企业处境困难，经营风险特别大，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但不愿改变自己原来在农村中的封建地租剥削方式，甚至还常常把从工商业中获得的利润拿回农村购买土地，形成资本倒流的现象。
张謇创办垦牧公司的目的本为解决纱厂的原料来源问题，但由于他的公司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外壳同封建主义的内容之间的严重矛盾，因此，张謇经营农垦公司的结局只能是：不但无助于原料的解决，反倒成了他的资本集团的一个沉重包袱。1924年，当大生纱厂因纱布滞销而陷入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时，各盐垦、垦牧公司积欠纱厂债款达二百五六十万元，造成他自己所说的“盐垦累纺织”的局面，使得这位实业家大伤脑筋。
四、引进外资的思想
其实，张謇在实现他的“棉铁主义”理想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遇到了资金匮乏问题。他曾呼吁满清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给予大力支持，结果仍是“无可措手”。为解决财力不足之难，他提了引进外资的思想，并且对如何引进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1913年，张謇在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任上时，就提出引进外资的三种办法：一曰合资。凡利害参半的企业，采用此法，有利同享，有难同当；二曰借款。凡确有把握的企业，无多大风险可言，采用此法，以免与外人分利；二曰代办。凡先难后易而可以永久获利的事业，采用此法，如开垦荒地。在他的大力鼓吹和积极推动下，引进外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又坚持引进外资不能丧失主权。他的这种思想在后来提出向日本借款时亦有反映，即借款条件要以“能还本息为终止”，“其尤要则借外债不可丧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张謇进一步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他曾呼吁外国资本集团同中国资本家合作，共同成立一个国际“银公司”，进行长期投资来实现他的“棉铁主义”。
张謇试图引进外资来加速中国实业的发展，这种思想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旧中国并不存在实现这种主张的条件。西方列强在华早已确立了牢固的金融垄断和经济控制地位，他们决不允许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独立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张謇引进外资的设想和计划，只能是望梅止渴而已。
五、世界实业大同论
晚年的张謇仍念念不忘实业，他强烈地预感到世界未来必将趋向统一，实业也必将趋于大同。1923年，他经过详细的数字统计，认为就棉织业讲，存在原料供不应求的趋势，一旦发生原料短缺现象，必然要引起原料竞争，“竞争必至相恶，相恶必至失和，失和必且有意外之变幻，此岂非东亚和平之隐障哉!”随着世界市场的统一，各国利害必将趋于一致。就在1922年，美国由于棉荒而大量购进中国的棉花，引发中国棉花的缺乏，迫使一向依赖中国棉花的英国不得不从印度购棉，而印度本身棉花自给已有困难，结果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棉花危机。
有鉴于此，张謇郑重提议：一国的工业与农业，应力谋供求相适应。现在美国、印度等国由于大力投资于农业，棉田面积不断扩大，土壤得以改良，棉花产量日增，自给率达95%，而中国棉花自给率仅65%；他还分析了中国宜棉之地甚广：一江淮流域，一直隶，一西北、东北边。建议工商业者为自身计，为国家计，宜应大力开垦。至于开垦所需费用之短缺，他又提出了引进外资的问题，他援引美日经济发展的经验：“现今美国人口约一万一千余万，平均资产，人各有五千美金，然须知百数十年以前，美之始建，负外债以兴其地者，其数甚巨；即日之营北海道，负外债亦巨”。引进外资，值得一试。
六、实业救国的破产
作为近代中国实业界巨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謇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反帝反封建的任何近代革命，他都抱敌视态度。他幻想能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在封建政权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一定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实现自己发展资本主义、振兴实业、实业救国之平生抱负。他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总是幻想在清政府或北洋军阀政权的统治下振兴实业。实践证明这只能是一种梦呓。他提倡棉铁主义，然而他办了30年的企业，对于怎样实现以棉铁主义为中心的振兴实业的目标，建立一个“操经济界之全权”的独立工业体系，终于还是感到“茫无方向”。他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举办和支撑起来的一些近代工商企业，也大多在帝国主义的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摧残下，而最终陷于困境。1922年，他的企业即开始衰落，至1925年，大生纱厂因负债不能偿还而被债权银行团接管，这实际上宣告了他所谓“实业救国”理想的破产。历史证明，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才有可能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张謇所办实业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仍不失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他一生之中建立起了一批新式工业企业，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甲午战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辛亥以后、一战期间的进一步发展，张謇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的著作《张季子九录》既为发展中国民族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留下了丰富的材料。他所提出的“棉铁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和要求的工业化方案。张謇不愧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论的典型代表人物。
（作者系淮北师范学校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