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 （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
一、张謇笃信王船山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出生于海门。他自幼聪慧过人，被人目为神童。早年十分不顺利，但意志中正，坚持走科举正途，在甲午战争那一年，42岁中状元，却看透了腐朽无能的清朝，厌倦了官场生活，下海经商，以实业救国为理想，干出了一番伟业，命载史册。
据张謇的目前现存日记、诗文、年谱等史料，最迟在同治十三年（1874）已成为王船山的高等粉丝。同治十三年(1874 年)夏，21岁的张謇随孙云锦到淮安查勘有关渔滨河积讼案，写有《从孙观察公奉差淮安纪行》十六首。其一云：“宣房岁岁志河渠，顺水应知一事无。识得禹功兼贾策，船山不是一经儒。”自注：“时方读王船山《遗书》。”可知张謇认为，王船山精通治国平天下之道和儒家为商之道，并非只是一个传经之儒。张謇在光绪年间的日记中，多次提及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甚至于以此为学校考试题目。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二十一日日记：“课题：使先觉觉后觉；船山亭林梨洲学术同异论。”当时革命派推崇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以为反清的思想武器。张謇以此考核学生，自有其微言大义。张謇作为状元，既有朝廷之恩，又看到了朝廷的愚昧无知、腐朽无能，不敢明言“革命”，却实行宪政之实。这是张謇的一种权变。
张謇与船山学社第一任社长刘人熙有交情。其挽刘人熙云：“船山不死社犹存，讲学得贤，宁非效者；湘水无情波不静，归丧靡所，谁之咎欤？”好友沈曾植逝世，张謇挽云：“晚节继王船山，绝望丹心常饮恨；寓居同杜子美，故人白发为招魂。”可知，王船山是张謇心目的值得推崇的重要精神偶像。张謇21岁之后，研讨儒、士标准，于义利上辨人禽，砥砺名节，坚苦自立，受王船山坚苦力学的影响。
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张謇说：“进德之积分,则在不与世界腐败顽劣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之人争志气。”张謇是以大丈夫自命，以圣贤豪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锐，字旭东。祖籍湖南湘阴。出身诗书人家，从小聪慧过人，过目不忘，手不释卷。12岁开始从哥哥范源濂身上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成为王船山的高等粉丝。后来留学日本，范旭东又饱读王船山的书，思想上从武装革命转向了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在实践中，范旭东以“永久黄”传承王船山的“黄中立极”思想。
张謇、范旭东都是王船山的粉丝，一前一后，并且二人有过交集，张謇入股了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算是忘年之交。分析二人的性格、情操、家世、成长、创业、结果等，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一、二人都是天赋过人，从小便是神童，有经商的绝世天才，相当于今日比尔·盖茨似的神人，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二，二人都出身贫寒之家，创业从零起步；三，二人敢于担当道命，以实业救国为追求，坚苦卓绝，呈现出了一种儒家圣贤人格；四，二人都有有超人意志与气力，二人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条件不具足，都遇到无数的阻力，但仍然不改前志，砥砺前行！
在野蛮的语境中，以成败论英雄；在良知审判的语境中，以道德人格论英雄。自古以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只保佑有德之人，曰选德，曰天选。机会自由、均等，门户开放，天下共享，人人都具足选贤与能的条件，这是公羊学所谓太平之世。未臻此世，英才或有滞塞，庸人或有显达。钱穆曾论及此，现实之成功者多遭后人厌弃，钉上耻辱柱；现实之失败者多为后人推崇，命载史册。如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陶渊明、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船山、顾炎武、傅山、李颙等人。
张謇、范旭东之事功，已淹没于时间之海；张謇、范旭东之精神，穿越时空而不灭，犹在感召后人重光祖德。梁启超《曾胡治兵语录序》云：“自古圣贤豪杰，初未尝求见事功于当世也。惟其精神积于中，著于外，世人见之，以为事功耳。阅世以后，事功或已磨灭，而精神不敝。传之后世，遭际时会，此精神复现为事功焉。”这段话完全可用于张謇、范旭东。
二、张謇之事功
《周礼·夏官·司勋》云：“事功曰劳。”郑玄注：“以劳定国若禹。”贾公彦疏：“据勤劳施国而言。”后世以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为事功。
张謇是一个务实的理性主义者，用时髦的话，应当称作保守主义，或实用主义。1900年，张謇作为商绅领袖促成了“东南互保”，确保了南方不受战乱之灾。张謇不满于现实，试图慢慢改良，走和平的立宪派道路，但不求革命，甚至于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谋求扑灭革命；一旦革命大势已成，他马上及时调整方向，支持革命共和。为了减少流血牺牲，避免战乱，作为立宪派领袖的张謇联络各方力量，督促清朝政府放弃权力，是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人。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三天后，张謇看到退位诏书时，在日记中并不轻松地写下：“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可见，张謇是非常理性的，也预见了未来的问题。
张謇自幼聪颖过人，十分自信，恃才傲物，因而受到了无数的磨难。正是这些磨难，让他意志更加坚定，思想日益成熟，内心不屈于现实。到后来，他自我反省，反复研讨“儒”、“士”的标准，砥砺名节，强调儒家士大夫的操守，有独立人格，坚苦卓绝。由此，这一切成就了他对圣贤人格的向往与践行。
西历1895年，张謇与一些投资人商议在南通创办通州纱丝厂，计划募股60万两，每股100两，共6000股，自己仅有2000两银子，其中700两还是借的。张謇有状元的美名，却无实力，他奔赴各地募资，四处碰壁，受尽侮辱，还把本钱花光了，只得靠卖字筹集回家路费。其中，还一度被盛宣怀欺骗。1896年秋，几个合伙人见此无望，趁机撤退。直到1898年，张謇通过刘坤一将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机20400锭领回，才有转机。1899年春，开车生产。从筹款到正式生产，费时4年。
张謇行事按照理想，他根据《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取名为“大生纱厂”。张謇不愧是商业天才，他的大生纱厂十分成功，后来不断扩张，开办了8家纱厂。因为张謇的成功，有着趋利本性的投资人一反常态，前倨后恭，竞相入股张謇的大生纱厂和相关企业。
从此，张謇的事业蒸蒸日上，创办几十个公司，走上了多元化经营的道路，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大民营企业集团。而张謇也成为了江苏首富、中国商绅集团领袖。在1920—1921年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集团的股票行情，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就是大生集团。1922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
今人总结的历史贡献，一是建立了第一个最大的现代民营企业集团，开拓性地创造了先进的企业制度；二是“父教育而母实业”，创办了几百所学校；三是提倡和发展地方自治，以个人之力将南通建设成为现代化模范大都市，由此南通被称作“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当时，上海的现代化是由西方人建设起来的，而南通是在张謇的领导下由中国人自己独立经营完成的。
三、张謇的圣贤人格之呈现
宋明理学家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学做圣人。也可谓头等大事、终身大事。据说，王阳明在读私塾的时候，老师问学生：“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学生们各有所答。老师最后告诉学生们说：“只有读书登第。” 王阳明跳出来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
圣人或者说圣贤，是有伟大功德于社会的人。秦汉儒家认为，有前圣、中圣、后圣三种圣人；前圣是科技发明家，如伏羲、女娲、神农氏、黄帝等；中圣是制度设计者，如文王、周公；后圣是传道者，如孔子、孟子等。张謇受王船山兴起为圣贤豪杰的影响，是集前中后三种圣人于一身的圣人。
公羊学讲三王，明王、文王、春王。明王是驱逐黑暗、开启光明之王；文明是立法则之王；春王是生生不息之王。我曾说：“我心有光，我是明王，我自放光芒！我是文王，我为自己立法，我自作主宰！我是春王，我盛德日新，我生机长扬。”张謇是三王。
张謇是42岁中状元，随即下海经商，他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这一点，表现出了张謇的担当道命的胆识。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即士大夫文化，即君子文化，追求担当道命，以成圣成贤期许，致天下太平。中国近代化运动，是由士大夫策动的、主导的。即使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是由士大夫占主导的。
张謇有担当道命之自觉，对国家、社会负责。大生纱厂曰大生，是张謇依据《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来。《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段话是儒门理财学（经济学）要义。又《周易·系辞上》云: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可见张謇有着致中和、位育天下的心志追求，是为圣人之心！因此张謇说：“中国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时，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张謇的经营目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以投资人的目的为转移。他曾对投资人说：“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方之实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张謇说：“时局至此，若专谋个人之私利，虽坐拥巨万，又何益哉！”
张謇认为，国家要变革，跟上世界潮流。他说：“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 ,更无中立。”张謇生活于不良制度、不良市场环境之中，故而认为中国之问题在于规则改良、依宪治国。张謇就任农商总长时，“第一计划即为立法”，因为“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则自今以后，可忧方大”。他希望“官民都有轨道”，全社会都依法行事。张謇说：“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张謇认为，一个人如果“示人以信用”，人们就会信任他，就会跟随他，事业也可以成功。他认为“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当时的官府或政府，一是采取压制型方法管理社会，事事审批，处处牵掣，不利于人民干事业；二是权力无有制衡，权力通吃，生存成本居高不下；三是无有诚信，朝令夕改，新官不理旧事。在张謇的时代，既缺优良官府或政府，也缺优良资本市场，更缺合格共和之民。但是，张謇有独立人格，拒绝官吏干涉企业经营，抵制任意摊派的苛捐杂税。
本来国家变革的事业应当由执政当局进行，但是官吏愚昧无知、腐败无能、消极怠工，使得无所作为。张謇认为，此时应当由士大夫来承担国家变革的责任，然而他出身寒士，没有足够的经费，必须依靠经商。担当道命，要“得寸进尺”。他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他说：“我知道，我们政府毫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进寸，尽可能的心而已。”他在《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中说：“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张謇要救国救民。张謇认为，人人都要有国家意识，他在师范学校章程改订说明中阐述：“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他说：“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于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合众商之力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济其穷。”张謇要改造国民人格，“中国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国之处，在今日尚沿科举余习，人人歆羡做官。官之所以令人歆羡者，岂不以贵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既图遂吾之所快，则不得不尊人而受压制。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做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至于实业，不俭则耗费多而折本，理最易明。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以诸生既投身于教育，苟不自俭，何能教人？”张謇不在乎一时之成败，追求为万世立法则，待五百年之后王。他说：“与二三同志，播种于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怨无悔！
谋公众之利，是张謇的目标。王船山主张“公天下”、“利天下”，其说：“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仁莫切于笃其类，义莫大于扶其纪。笃其类者，必公天下而无疑；扶其纪者，必利天下而不吝。”张謇认为他是“实业目的之办事人”，因此，张謇自称“公仆”，是社会大众“公意”（道心）的仆人，但不是“众意”（人心）的仆人，即具有独立人格的对社会负责的职业经理人。张謇是儒士，不是“众仆”，他不愿当私人资本家的奴隶。他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股东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担当道命，呈现王船山所谓黄中仁爱，致天下太平。投资人只求私人利益，枉顾社会责任。张謇经常批评投资人，说“资本家势利”，罪恶罄竹难书。当时的投资人取高额“官息”，不问企业盈亏，每年必须分取回报，更不管企业科研、教育、机器更新等长远之道。
张謇有致大同太平世之心，关切民众疾苦，谋求改善人民的生活。张謇说：“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张謇与友人交谈时说过：“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言之，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他说：“庶几恤贫安富，脉络可通，即所谓五戒十善，佛法之慈悲，亦轸涂有导也。”“鄙人向来不言社会主张，惟见社会不平，必求所以改革，故办种种实业教育，为穷人打算，不使有冻馁之忧，但亦不能令人人温饱。……《周礼》一书，调剂贫富之方法，粲然具备，此虽非社会主义，颇足以泯除社会上之不平等。将来国家果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然非可一蹴而几也。”
张謇有道有德，格局高大，眼光长远。他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格局决定方向，眼光决定成败，这是张謇成就伟业的根本原因。江苏教育出版社编审严明瑗《张謇的现代价值》说：“他在《中央教育会开会词》中又说，处于列强竞争时代，制定任何政策，均须具有世界眼光，如无世界眼光，也就不可能有救亡图强之教育政策。他甚至认为，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均须具有世界眼光，如若不然，终究会产生不利影响。张謇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创新，之所以许多理念在今天仍未过时，正是由于他的世界眼光。”
儒家以教化为本，“学”以成人，以德成圣。学，觉也，先觉觉后觉。张謇认为父教育而母实业，教育是实业之母，师范是教育之母。中国之落后，在于教育的落后。他说：“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 “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 张謇从1902年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开始，从师范到小学，从职业学校到大学，张謇在南通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南通有60多所高小、350多所初小，还有7个初中，大致上做到了教育普及，学费很低，基本接近义务教育。同时，还在各地创办和协办了几十所专门学校和一些大学。如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的创始人都会追溯到张謇。特别指出的是，张謇还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女工传习所、贫民工场、流浪人栖流所、妓女济良所等诸多的社会教育机构。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来南通考察后表示：“南通是教育的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张謇针对朝廷无能、经济落后、外侮内乱的社会背景,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思想，以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等为中心，以宪政为前提。张謇说：“自以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地方自治是治本，“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窃尝谓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不亡亦亡，国亡而自治精神不变，虽亡犹不亡。”他村落主义，构建了“一城三镇”的田园城市模式和一个特殊的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等。前者是城市建设，后者是慈善公益事业，谓之“南通模式”。张謇在南通办了中国最早的博物苑、气象台、医院、体育场、图书馆、公园、“伶工学社”、更俗剧场，还有养老院、育婴堂等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张謇在慈善方面也有伟大贡献。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儒家则为仁爱精神，在罗尔斯《正义论》则为“博爱”精神。张謇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慈善思想和西方慈善思想，提出了自己较为系统的新儒学慈善思想：在救济时间上要“久”，救助范围上要“遍”，救助方式上要“次第举办”。
据史料，张謇一生所赚的钱，有数百万两，无不用于办教育、做慈善和地方自治建设。据粗略统计，张謇与哥哥一起捐款数超过300万两。他一生清苦，生活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1903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赴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张謇说：“所谓实业家，驷马高车，酒食游戏征逐，所业亏倒。”“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张謇50岁之后，以“啬庵”为号，晚年更自称“啬翁”，以节俭自勉。会赚钱不算什么本事，会散财做慈善公益是本事。他说：“人单单寻钱聚钱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又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张謇自我节俭，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社会之事，毫不吝啬，把几乎全部财产都用于地方建设上去了，甚至连个人负债也在所不惜。
张謇私德、公德俱美。在青年时代，张謇富有才华，善于学习，难免恃才傲物，有点狂狷，受尽磨难之后，更加砥砺名节，特立独行，坚苦卓绝，注重私人道德，规规矩矩做人。张謇不愿意随波逐流，要担当“士”的责任，当中流砥柱。他不是“众仆”，而是公仆，即国家、社会之仆人。“非书生之本分，夙昔之本愿也。”他保持儒士的操守和矜持，拒绝为了名利向富人、达官贵人屈服，内心上厌恶这些人，但是谋求国家、社会的利益，又不得不与这些人打交道，争取在体制内合法道路和资本以求发展，并且将自己的劳务报酬贡献给社会。他说：“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
张謇为一些学校题写的校训，足以表明其心志与对人材之期许。张謇为南通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题的校训是“勤苦俭朴”。为通州师范学校（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题写的校训是：“艰苦自立，忠实不欺。” 1906年，张謇为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实习需要，又创办了附属小学。他为附属小学题写的校训是：“爱日、爱群、爱亲、爱己。”1914年，张謇给医校书写的校训是：“祁通中西，以宏慈善。”1912年张謇创办纺织传习所，次年新校舍落成，始名“私立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27年改名为“南通纺织大学纺科”。他题写的校训是：“忠实不欺，力求精进。” 1917年，张謇手书南通商业学校校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 张謇有“三王”之心，自认“舍身饲虎”，要当圣贤，为天下表率。他说：“非我商界有一二巨人、长者，有知识，有经验，能提倡一二实业，为天下之表率，则奄奄一息之病国未易振起也。”
崇高的信仰是人生不断前行的动力，是为春王。正是有着崇高的理想，张謇是一架“永动机”。这印证了我对儒学是从黑暗走向光明、使野蛮升为文明的“引擎”的判断。张謇一生有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奋发图强、屡蹶屡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奋斗至死。他认为：“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人之价值，是自定的，非人定的。人苟自视一钱不值，则人亦以一钱不值视之。”一些人只求长寿，不求事业，因此速朽。一些人被动工作，一旦退休之后懈怠下来，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张謇说：“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但是晚年的张謇，一时难以改变私人资本家的贪婪和鼠目寸光。他在失败之后，不屈于现实，要学习“屡蹶屡起”的成功之道。
对于张謇、范旭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人治问题。二人都属于尼采的“超人”，信仰坚定，道德高尚，一般人难以企及，但是如何将理想通过制度来表达，同时限制小人，并将小人转化为君子，还是获得没有重大突破。
四、尾论
王船山的使命尚未完成，“新王船山”、“商界王船山”张謇、范旭东的使命也未完成，仍需坚苦自立，努力奋发，砥砺前行。
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张謇所处时代，内困外交，国威日削，几国不将国，是为乱世。但是，张謇作为儒士，自觉担当道命，特立独行，舍生取义，为万世立法，扶植中华。在张謇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不随波逐流之人，不愿被污染之人，一个关切天下受苦受难者之人，一个不仅只维护一己利益之人。张謇“言商仍向儒”，实际上内心对于经商还是有压抑感的，但他有一股大雄大力，无所畏惧，受尽侮辱也无所谓，勇于担当，可谓真正勇敢的人。著名商业作家吴晓波说：“从张謇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国难乱世之中，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维护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竟让人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
吴晓波说，张謇是“华盛顿”。此言差矣！华盛顿是美国的新孔子，张謇岂只是华盛顿？张謇是华盛顿难以企及的圣贤！
儒家讲人皆尧舜、人人都是圣人。孙中山对张謇之子张孝若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马相伯评论说：“一千七百县中仅有一南通，四万万人仅有一张啬老。对于一切学术事业，努力做去，使人人皆为张啬老，县县皆为南通。”如果人人都像张謇一样，中华复兴指日可待！
工商业需要圣贤精神，商人要继承张謇遗志，争做圣贤、争作三王。张謇敢于开天辟地，为万世立法！他说：“中国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又说：“非我商界有一二巨人、长者，有知识，有经验，能提倡一二实业，为天下之表率，则奄奄一息之病国未易振起也。”在一群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型商人中间，要有一个担当责任的圣贤，先觉觉后觉，领导这群商人自我拯救。小人是没有觉醒的人，占据大多数；圣贤、豪杰是已觉醒之人，从来只是少数。特立独行的张謇充当了这个领导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