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俊美
有关张謇的研究，20多年来，已出过不少专著，至于发表的大小论文至少也有近千篇。此外，由南京大学和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牵头，学术界曾召开过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及相关专题讨论会。在众多的近代人物中，向对张謇作如此多的研究，实不多见，足见其在近代历史上地位是何等重要。
张謇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现在不少研究者称他为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甚至冠之“儒商”。这些研究都符合史实，不乏真知灼见，启牖人们的智慧。然而细细想来，它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这里，就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定位以及他人生事业的民族特性发表一点看法。
一
近代中国是一个剧遽变迁的时代，变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人形容它是“亘古未有的奇变”，“三千年来一大变局”。新旧交融，东西互渐，矛盾冲突，始终贯串近代社会的全过程。张謇生于这个时代，他的人生轨迹、事业活动无不打上这个时代的印痕。
张謇的事业活动源于时代的启示和他的思考。这里既有因外国殖民侵略所带来的剌激，又有社会政治运作所产生的推动，也有出国考察产生的感悟，更有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国家民族负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呼唤。当众多士大夫混迹官场忙着做官时，他却独辟蹊径，艰难地开拓着一条千百年来士大夫视为贱业、不屑一顾的工商实业道路。历史上，书生典兵，不在少数。而拿着状元头衔，开办实业，却实属罕见。在甲午战前，士人举办实业虽已有之，但大多系捐纳出生的非正途人员，如海上实业家盛宣怀、严信厚、徐润、叶澄衷之辈，率多如此。他们大多纳赀捐官，取得官的身份后再从事实业。科举出身的正途人员却少有问津。就这点来看，张謇投身实业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是传统文人经营近代工商事业成功的典范。他的活动顺应了时代要求，反过来又深深影响着社会，于是他成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事业成了近代中国的一道风景线。
张謇不是世俗之徒，一介庸儒，他没有将自己设定成为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家和富翁，他是带着政治理念入世和经世的。他的事业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近代所有的重大政治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还是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初政坛，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近代社会政治和新旧制度嬗递过程中，张謇始终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属于社会进步的一面。
张謇的一切有形的实业活动和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来自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謇自甲午丁忧出京，乙未马关定约即注意实业、教育两事，后因国家新政需人奉行，故又办地方自治。虽不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官僚政治是世卿世禄政治，不同于平民政治，张謇的自我描绘，不乏平民政治色彩。它恰好是社会政治变迁在他身上的留痕和反映。可以这样说，他的事业是他政治理想的体验和实践。因此，简单地将张謇的一生诠释为实业家和教育家显然还远远不够，他不仅是实业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带有平民政治色彩的近代爱国政治家。
二
自1840年以来，外国列强曾对我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然而没有一次象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那样创巨痛深，给民族以强烈的震撼和剌激。在甲午战争前，张謇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无所表现。甲午战争中，他以新科状元第一次崭露头角。战前，他到过朝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已有相当了解。因此，当日本挑起战端后，在和战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力主抗击日本侵略，并对李鸿章对日妥胁退让、主和误国造成战争失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因主战而与主战的帝师翁同和成为莫逆。甲午战后，主和官僚和李鸿章的亲信说翁同和的主战是受了张謇、文廷式等一班清流的鼓动所致，显然是对张謇、翁同和等主战派的清算和否定。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遭到外来侵略，是抵抗还是妥胁退让，往往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一般地说，凡是主张抵抗侵略的，是属于爱国的(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个例外，另当别论)。日本一手挑起侵略朝、中的战争，张謇、翁同和等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无疑代表了民族反侵略的正义立场，是爱国，应当予以肯定。
近代爱国主义不同于古代爱国主义。赞成还是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政治制度，成为衡量近代爱国主义的又一个标准。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力主学习西方、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强，无疑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最佳方案。维新运动初期，张謇虽在籍丁忧，但并未置身事外。当康有为在沪创办上海强学会，他毅然列名于会。后来服阕回京，亲手帮助翁同和草拟开办大学堂的章程。这些事实，不仅说明他支持变法，而且证明他参与了维新变法。当翁同和因支持光绪帝推行维新变法遭慈禧罢斥回籍后，他多次前往虞山看望翁同和。“尚湖鱼鸟堪寻侣，大泽龙蛇未息机”，要翁同和不必过分悲观，安心养病，静观待变，等候起用。除了送去大米白面，接济贫病中的翁同和外，还就当时社会政情交换看法。这些也多少寄托了他对光绪帝、翁同和以及维新派重登政治舞台的期望。
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极为丰富，表现的形式也不同于古代。在近代，忠君爱国有之，如林则徐、邓世昌等。叛君爱国亦有之。如秋瑾，孙中山反清革命等。同样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发生的由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东南诸省督抚，发起与英、法等驻沪领事共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东南互保”亦属于这种情况。“东南互保”是有清以来地方督抚集体“抗旨”、抵制中央政令的事件。慈禧太后欺骗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向各国宣战，将国家、民族存亡推到最危险的地步。在刘坤一联络张之洞及其他东南诸省督抚发起的“东南互保”活动中，张謇大力促成“互保”的实现。是他一手向刘坤一建议，收编了横行长江下游的盐枭徐宝山，消除了东南地区安定的一大隐患。当刘坤一在“互保”的问题上流露“怯意”、表现出犹豫不决，询问他“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时，张謇明确表示“：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于是刘坤一乃下定决心，实行“互保”，定议电约张之洞联名上奏。“互保”虽有利于列强集中兵力于北方，镇压义和团，但也使东南地区免遭兵火蹂躏，使这一地区民族资本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此外，因为东南诸省实行“互保”，还为清政府保留了10多万军队，从而为辛丑议和告成乃至避免列强瓜分提供了条件。张謇力促刘坤一、张之洞等实行“东南互保”，主要出于对国家、民族存亡的担忧，但也有个人实业方面的考虑。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创办的大生纱厂刚有起色。他说“：北方兵衅忽起，警及东南，商贾缩手，积纱盈栈，无人过问，虽广筹销路，而折阅已多”。这种基于实业发展的考虑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小工商业者都有这种想法和看法。慈禧太后事后承认“互保”合法，肯定刘、张此举是对朝廷的忠诚。自然，张謇为此而作出的努力，显而易见是属于爱国，当然要给予充分肯定。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宣布开办新政。张謇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费时半月，写成长达2万余字的《变法平议》，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改革社会的方案，内容包括改革六部，中央设立议政院，地方设立县议会，改革教育，施行法律，设立银行，等等。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张謇对日本一直予以关注。1903年5月，他应邀前往日本考察实业，历时70多天，先后参观神户、大阪、长崎、札幌、东京等城市的数十个工商企业、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校、农场，日本人的求实奋进、勇于创新的精神留给他的印象很深。归来写了《使东日记》，详细记载了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及其感受。在日期间，他还会见了包括吴锦堂在内的诸多旅日华侨，倾听了他们有关发展国内实业的看法，至今在神户吴氏的移晴阁(今改孙文纪念馆)内仍悬挂着他旅日时所写的送给吴氏的条幅和匾额。
张謇从日本考察回国的次年，又一次前往虞山，看望久病的翁师。在瓶庐病榻旁，两人讨论了立宪问题。他在日记中说，对于立宪，“老人极赞成”。当年翁同和就曾说过“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非变法无以救国、“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之类的话，事隔多年后，并未因赞成变法遭受重惩、打击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老人极赞成”，无疑表示了两人在立宪救国主张上的一致。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成立宪政编查馆。清末立宪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一章，在这场新旧制度嬗递过程中，张謇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同年他与蒯光典、赵凤昌、汤寿潜等联合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了立宪奏稿，请朝廷仿效日本，实行变法，定大清宪法帝国，派亲信大臣出国考查宪政。为了推动宪政早日实现，张謇和郑孝胥、汤寿潜等发起成立了江浙预备立宪公会，他连任四届副会长，1911年(宣统三年)当选为会长。发行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开办法政讲习所；筹办江苏谘议局，作为未来国会的“权舆”。领导各政团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士大夫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先后发动三次全国请愿，虽无结果，但把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由于清政府的冥玩不化，张謇的立宪救国的愿望未能实现。“皇族内阁”成立后，张謇对清廷彻底失望。此时，他的爱国思想又一次从背弃旧制度转化为对新制度的赞同，毅然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了民主共和。“共和…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江之水使之逆流”?!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謇被举为首任实业总长，为解决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他以大生资产为担保，向日本借贷30万元，又通过其他渠道筹借了50万元，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创建尽了自己的努力。他由赞成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展现了他在晚情社会政治变迁中最可贵的一页。
三
历史上王朝更迭，屡见不鲜。只有辛亥革命不同，它所建立的政权是以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替代另一个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朝统治并未终结，宣统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仍然在发号施令。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清朝大臣仍然拥护清朝，敌视革命，中国政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如何结束南北分裂，实现国家统一，成为当时迫切的议题，而袁世凯则又是个中的关键人物。
革命党人因为己身力量弱小，一时还无力推倒清政府，他们从种族主义出发，把希望寄托于与清朝统治矛盾甚深的汉族官僚袁世凯身上，希望他能做中国的华盛顿，行民主共和于中国。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结束清朝统治，未来的大总统就让给他。而一切拥护清朝的政治势力则希望他做曾国藩，全力扑灭革命起义。1912年1月6日，袁世凯公开表示赞成共和，随后清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也因此正式结束。
促成袁世凯政治态度的改变，最终背离清政府，接受民主共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若从人事上来说，张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袁世凯曾是张謇的学生，但因他崇武厌学，被张謇摒出门墙之列。后来在吴长庆与李鸿章的关系上，袁世凯的投机行为，使张謇对他深恶痛绝，从此不相往来。清末，袁世凯赞同立宪，在直隶总督任上举办新政颇有一番声色，深得张謇等立宪派的赏识。这就为日后彼此弃嫌修复旧好奠定了基础。20多年后，两人在河南彰德相见。道故论时，觉袁比先前大进，其识见远在碌碌诸公以上。清廷拒绝召开国会，成立皇族内阁后，张謇对清廷彻底绝望，政治态度迅速转向共和。1911年10月，上海、江苏、浙江先后光复。他的好友如汤寿潜做了浙江都督，亲信沈恩孚、黄炎培等成了江苏都督府的成员。张謇的民主共和政治倾向变得更为坚决。他致函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接受共和主义。11月23日，他与伍廷芳、唐绍仪等致函摄政王载沣，要他顺应潮流，承认民主共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袁世凯内阁成立后，袁世凯的政治意向至为关键。张謇认为，若袁世凯能转而赞成民主共和，则民主共和在全国便不难迅速实现。于是致电袁内阁：“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中”。并派江苏咨议局议员杨廷栋面见袁世凯，要袁世凯接受共和，“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然矣，分崩离析之余，必求统一维持之法”。1912年1月，他再次致函袁世凯，以南京临时政府虽告成立，但南方各省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宁，要袁世凯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甚至提出请段祺瑞等军人进行干预，实行逼宫，以及举行国民会议，尽快结束南北相持，早日实现国家统一。袁世凯在得到革命党人选他为大总统的承诺后，于是回过头来实行逼宫。其实，南北议和表面上是伍廷芳与唐绍仪进行折冲，实则幕后在上海南洋路上的赵凤昌家中进行，由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从中操纵”。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清帝退位和优待清室条件。张謇不仅参与商讨清帝退位和优待清室条件的有关活动，而且清帝退位诏书也出自他的手笔，只是原稿中并无清廷委托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内容，是袁世凯自己后来加进去的。总之，他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民主共和政制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沿海开放的诸多城市中，如上海、天津、广州等，都涌现了一批实业家、新兴工商业者。以上海为例，著名的就有前述的盛宣怀、严信厚、叶澄衷、谢纶辉、徐润、杨文骏、陈猷以及20世纪初年的虞洽卿等人。不过他们虽创办了不少企业，拥有较厚的资本，但他们当中大多有外国资本的背景，同外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主要以牟利为目的，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具有较多的买办性。同上述人物及其企业经营活动相比，张謇的人生事业明显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
张謇的实业活动多半集中在长江下游的通、海一带。这里临江濒海，历来是海滨斥卣地区，民生困苦，经济落后，无论是交通，还是人员、技术条件，以及资金筹集等，都无法同一江之隔的苏常地区相比，创业的条件很差。张謇之所以选择这里，显然有出于改变家乡面貌、振兴家乡经济的考虑。
张謇的实业活动外国资本背景较小，基本上是依托当地的既有条件，凭着自己的力量逐步发展起来的。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曾“奔走南京、湖北、通州、上海间，谒官绅富户，冀得巨资，而世家多鄙吝，往往讥嘲相加，即有所得，或不足数日之需。每于黄浦滩头，搔首自叹。更为长笺分贻厂中诸人，以慰其心，而已则卖文鬻字以偿逆旅主人”。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张謇在日记中有不少记载。在一般巨富豪绅眼里，状元只不过是个功名头衔，算不得什么。张謇在向严信厚等求助借贷资金办厂时，就遭到严氏的白眼。在严氏看来，状元只会写八股文章，办工厂，搞实业，简直是开玩笑。向外国行商借贷则需有各种可靠的担保，张謇无此条件。这就逼着张謇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更多地从民间去筹集资金，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这种情况，客观上使张謇的实业活动不同于上述近代实业家，而带有很大的本土特色，即所谓的民族性。
张謇的实业活动因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所以，经营谨慎，基本采用以丰补歉、以盈济虚，集团内部资金融通周转的办法。张謇在通海一隅，以苏北为依托，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创办了一系列的企业和文化教育机构，从各类专门学校到气象台、博物苑、图书馆等。此外，他还兴水利，办农垦，开商埠，办银行。张謇创办的企业，有些是盈利的，有些是亏损的，有些是非盈利，他就需要通过内部资金的融通来进行调节，维持发展。这点颇与盛宣怀的“自家生意自家做，勿落于人”的经营之道十分相似，只是张謇实业资本和规模均无法同盛氏相比。
张謇说他“振兴实业，以救孱国”，因此，他的实业活动带有强烈的“实业救国”色彩。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内地办工厂。张謇“亲见其乡棉花，常由日本人低价购去，纺织纱布，转卖于我。今又得在国内设厂经营，利我国贱价之原料，低价之工钱，沥血肥虎，失计孰甚”。因此，奋而兴办纱厂，开办实业。
张謇的实业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理念。“謇办实业，其志尤在设学校，建设地方自治事业”。1903年他考察日本，受日本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的启示，决心要将通海地区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达、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区，政治上实行地方自治；社会治理上实行自卫；教育上，拥有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等全新学校以及各类专门学校；文化上，有图书馆、博物苑，印刷所，出版机构；经济上，实行农、工、商相结合，重视渔盐之利，设有渔业公司、盐业公司、垦牧公司等；交通上，有商船学校、轮船公司、船坞码头，等等。这几乎近似一个社会改造的蓝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南通城市的近代化。将传统的以官府衙署、文庙、城隍、书院以及许多祠堂、家庙等为城市主要结构的南通州城逐渐演变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都市，因此，将南通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城”并不为过。
任何人都为历史所孕育，在历史中生活，同时又在用某种方式创造历史。张謇集状元、实业家、教育家、诗人、学者、爱国政治家于一身，其人生旅程几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同步。纵观他一生，顺应潮流，追踪时代，与时俱进，推动社会进步，不失为时代的楷模。“富强之基，系于实业，公家多不留意，土庶又鲜新识。惟我公先觉，历经困难，坚忍经营，开各省之风气”。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近代爱国政治家，他将永载史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