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远
（南通市文广新局，江苏 南通 226018）
摘 要：张謇的产业思想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确定了棉纺织业为先导的内生型发展路径，新旧产业形成强大的“联进效应”。张謇紧密依托上海，扩展企业集团，形成区域中心并将发展成果输送往周边地区，在保护地方利益的同时，谋求对外开放。南通产业发展中，精英治理的效能与急进务广的隐患并存。张謇的产业发展思想与实践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今天仍是我们可以汲取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张謇；实业救国；产业思想；精英治理
一、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产业思想
张謇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逐步成熟，其核心内容是发展现代工业，这就超越了当时盛行的重商思潮以及传统的农本思想，从而扣住了近代产业的发展脉搏。
1.张謇的“实业救国”理想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机，主权渐丧失、利源遭掠夺，民生日益窘迫。一些社会精英在考察分析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寻求救国路径时产生了“实业救国”思想。所谓“实业”是对现代产业意义上的各种“生利之业”的概括性说法。
张謇在青年时代就已萌发了振兴实业的想法。早在1886年他即提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1]480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也逐步成熟。他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讲求商务、工艺，设立商务局、工政局，采取保护政策，建立公司、谋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一系列救国建议。后又提出《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论，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张謇指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2]497他的“实业”概念已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较完整的产业概念。张謇不同于一般“清流”的空谈议论，而是务求实施。1895年底，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创办大生纱厂，状元身份的张謇毅然“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3]836，“捐弃所恃，舍身喂虎”[3]767，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队伍，并从此开始把实业救国理想付诸实践。
2.以发展现代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思想
张謇认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4]151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当时流行的“商务立国”思想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5]37张謇看到西方国家商业繁荣背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坚强基础，“工固农、商之枢纽”[3]733，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根本动力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5]38因此，张謇的实业救国核心是发展现代大工业，可谓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发展趋势。
二、产业发展序列和集团化建设
张謇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加以实施。以棉纺织业为先导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强大的“联进效应”，为产业的集团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
对于如何发展现代产业，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的战略主张。张謇生长的通海平原盛产优质棉花，却在近代横遭日本等列强掠夺。张謇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发现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这使张謇痛心疾首：“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5]164因此为挽回利权，保护民生，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6]164，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3]793。这就是张謇的“棉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
纺织工业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前期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导工业”，而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棉业与铁业相比具有投资小、周转快，利润高的优势，与民生最为关切的产业“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3]790。因此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的目标“在棉铁，而棉尤宜先”[5]155，“环顾中国实业之当兴者，孰有大于植棉与纺织者乎！”[3]802张謇在南通大力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入手兴办实业，既利用了南通的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可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张謇以棉纺织业为先导，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
2.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联进效应”
前文所述，通海平原是优质棉花的产地，农户主要的副业是手工棉纺织业。在上海、营口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通海土布得以从上海转运东北，产量增长。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南通土布逐渐改用机纱织造，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关庄布”为主的土布生产与日俱增，南通“土布之乡”盛名由此产生。
南通大生纱厂建成之初，张謇及其助手们实施“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机器纺纱业与本地传统的植棉业和土布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大生纱厂由此营业顺利、利润丰厚。传统土布业非但没有在机器工业冲击下破产，反而与之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这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型”发展方式。张謇的经营方针充分利用当地传统市场和经济的优势，找准了工业化的突破口，把握住产业体系的生长点和立足点，这对南通工业化的顺利启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3.现代企业形式的运用和经验主导型管理
中国的工业化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发展新式工业所需的资金一直是困扰近代企业家们的首要难题，而股份制是一种最有利于汇集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早在1886年张謇就已了解到股份制的益处，就有过与乡邻“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兴蚕桑的想法。[3]759他对股份制曾作过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3]212表现出对股份公司推动产业发展的良好预期。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张謇以其状元的号召力来吸引社会资金集股办厂，开始了股份制的实践。此后，张謇兴办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这种新型的企业形式，甚至把这种制度移植到农垦、盐业、渔业等传统产业中。
但是，以张謇为首的大生企业的管理阶层，包括张詧、高清、吴寄尘、张作三等基本属于商人和旧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具备系统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他们长于实际经验，缺乏抽象理性；对本地市场敏感，却缺乏宏观长远的科学规划。市场基础有利、经营一帆风顺使他们长期忽视资本积累、成本核算、技术更新、市场拓销等一系列企业内部管理基本规范建设。而年轻一辈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如张孝若、张敬礼、张文潜、沈燕谋等，当时或没有获得企业经营实权，或尚未到达上层管理岗位。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落实尚需时日。
4.产业链的形成和集团化发展
大生纱厂建成获利后，张謇迅速谋求产业的横向拓展。1904年大生纱厂生产能力扩大了100%，同时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筹建大生二厂，1907年建成开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张謇在南通及周边地区进一步规划建设七个棉纺织厂，于1921年建成大生三厂，1924年建成大生八厂。至此，大生系统四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0枚、布机1342台[7]143，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39%和9.8%[8]1、3，大生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华商纺织企业系统。
为了实现棉产等资源的综合利用、节约企业运营生产成本，加快资金周转，张謇积极谋求纺织业向上、下游产业的延伸。1901年为建立大生纱厂原料基地，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3]385，开启了苏北沿海垦殖业。同时，为了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及多余动力等，张謇又设立榨油厂、肥皂厂、造纸厂、印刷厂，逐步构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并进一步发展冶铁、制造、电力、食品、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商贸、仓储等企业，在南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共建成37家企业，在淮南沿海拥有相关的盐垦公司20家，形成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大生资本集团。[7]204－208
三、产业发展战略与区域中心形成
张謇在推进南通的工业化进程中，紧密依托上海，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同时通过垦殖和沿海开发又将自身的发展成果影响和输送往周边地区。长三角北翼一个新兴的次中心城市领先于江南诸城而迅速崛起。
1.淮南垦殖启动沿海开发战略
大生纱厂开工后，张謇“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于是着手在沿海一带开辟原棉生产基地。1901年张謇建立通海垦牧公司，此为中国最早的农垦公司之一。经过10多年的努力，通海垦牧公司开垦10余万亩海滩荒地，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年产皮棉以达1.2万担。民国建立后，在张謇等的倡导下，在原淮南沿海广袤的退化盐场、海涂滩地上掀起了垦殖大潮，十数年间涌现了40多个农垦公司，吸引了数十万移民北上开垦。通过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广植棉花，使淮南垦区形成了我国早期最大的产棉区。至1934年，淮南垦区已拥有棉田500多万亩，年产棉花100余万担，两项数据均分别占江苏全省的1/2，全国的1/8。[9]
张謇倡导的淮南垦殖，是和改良盐业结合的。1906年他设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把原吕四盐场盐民集中“设厂聚煎”，实施工场式的集中生产管理。吕四一带盐民多兼营渔业，张謇筹划组织吕四渔业公司改良渔业，并把这看成是保护海权的关键举措。1905年，成立江浙渔业公司，向德国购进一艘蒸汽机拖网渔船，成为中国机船渔业的发端。中国传统盐业、渔业在此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2.以产业延伸带动区域发展战略
市镇建设是南通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随着张謇淮南垦殖事业的推进、大生纺织公司各分厂的兴办、商品市场的扩大，以及以南通县城为枢纽的公路、运河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传统市镇商业空前繁荣，如著名的花纱布市镇有平潮、兴仁、金沙、二甲、白蒲、马塘、久隆、茅家港等，其他鱼盐粮商市镇有掘港、三余、吕四、拼茶、余东、双甸、石港、西亭、四安、汇龙、李堡、石庄等，唐家闸、海复、天生港、大丰等一批新型工商市镇兴起。市镇商业的繁荣使南通地区的产业格局趋于成熟。
市镇经济的发展改变着南通地区原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的经济结构。这些小市镇与南通城组成了一城多镇、城乡结合的多层次城镇格局。据统计，上世纪30年代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所属的17个公司，共建有25个市镇，474间仓库，1761.2公里公路，架设了631公里电话线，建立95所合作社，56所中小学，10所诊疗所。[9]南通发挥了中心城市的作用，通过网格状的水陆交通支脉，将近代化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阔的苏北平原，从整体上推进了区域现代化的发展。
3.依托上海的次中心发展战略
南通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江与黄海带来利益每每被人们高估。事实上，长江作为南北天堑对南通的交通阻隔远过于其带来的水运便利。近代以后，随着汽船开航，江河海洋的价值日益凸现，南通但因距上海太近以及本地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其口岸价值并不高。但张謇敏锐地注意到开埠后上海已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新的中心城市，紧邻上海的南通有主动接受辐射的便利，于是张謇将南通事业紧密依托于上海。
1897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两年后又成立了大生公司，他们的业务从采办物料、融资结算，发展到金融、贸易乃至进出口业务上。1904年张謇集资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十六铺码头。1920年又在九江路自建四层南通大厦，成为南通驻上海各项业务的中心。上海是南通的产品最主要输出和转运中心，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源源不断的流向南通城。南通紧密依托上海，发展本地经济。仅20多年，一座新兴的工商业次中心城市、一座上海的卫星城在长三角北翼崛起。在当年日本人驹井德三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南通被称为“江北一带之首都。”
四、保护地方利益 谋求对外开放
在南通工业化兴起之初，张謇着力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为本地产业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他以“观察世界之眼光”积极谋求对外合作。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南通的开放难有大的突破。
1.以资源垄断为目的地方专营
在南通经济发展之初，张謇凭借权势排斥外来势力的进入。大生纱厂建厂初就从清政府获得了10年的“专利”即地方专营权，在成功地阻止了朱幼鸿在启海一带的建厂企图后，于1907年再次申请了20年“专利”；以后兴办的各企业均能享有此特殊待遇。张謇实行的是“土产土销”产业政策，排斥外来势力就是要对本地市场实现垄断。他以上海九家纱厂恶性竞争的事例来论证实施地方垄断的必要：“时乎买花则九家争买，而价必抬高；时乎卖纱则九家争卖，而价必贱落。……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居奇。”[10]66在工业化最初30多年时间里，南通有效地排斥外来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介入，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为企业谋得了厚利。然而，正是这种地方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失去了外来竞争的压力，导致长期轻视企业科学管理和技术更新，不能积极地培育开拓外部市场。南通工业化因而基础薄弱、张力不足。
2.维护主权前提下的对外开放
张謇在谈到大生纱厂办厂的动因时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3]17他忧愤于地方资源和百姓生计被掠夺侵害，爱国精神和利源保护相结合的主权意识在张謇身上表现得异常强烈，他创办的许多企业都规定股票不得出售或抵押给外国人。1911年底，民国临时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孙中山、黄兴秘密批准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中日合资，以取得日本贷款。这方案在张謇看来是丧失主权、饮鸩止渴的办法，他函劝孙、黄收回成命，后竟以此为由辞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不就。
但张謇产业思想并不封闭保守，他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中，以包容开放的姿态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成果。他说：“世界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5]291，“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由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5]169他的企业设备、实验仪器均来自西方，外聘了一批专业人才来南通工作，全面仿效西方城市建设的理念。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了70天，虚心学习日本各方面经验。1905年他向清廷申请通州“自开商埠”，并于次年建立了江海关南通分关。他曾邀请杜威、李提摩太等西方知名人物来通考察、听取意见。他多次组织本地及全国的商品参加世界博览会，积极鼓励对外贸易。1920年他将上海成立的南通绣品公司开到了美国纽约第五大街，次年又在上海成立新海贸易公司，从事进口业务。他先后计划与美国、比利时等国设立航业公司，拟发展远洋航运。在中国产业资本极其匮乏的现实面前，张謇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外资发展产业。他说“则振兴之机，宁不赖外资之过渡？”[6]620他希望在维护主权、平等互利、审慎择优的前提下利用外资，但在当时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对外合作尚难取得实效。
五、张謇产业思想的评析和认识
甲午海战后，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中。张謇深深忧患于国家的危亡、民生的苦痛，自幼饱受儒家经世哲学浸润的他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投身于救国救民事业上。但他的政治主张多不被当局者采纳，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他深感：“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2]147于是他把儒家政治理想和绅士乡土责任结合起来，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去实践他的理想。他希望以“地方自治”的方式，实现南通的社会改良和进步，并进而为中国的复兴和进步提供一个成功的范式。
1.精英治理体制下的效能与隐患
在南通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张謇以其社会声望、经济实力、文化感召和奉献精神引领导南通人民迈向区域现代化的征程。这种体制排除了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确保了他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南通在短时间动员和集中所有资金、人力等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一以贯之二十余载，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上世纪20年代初，南通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好评如潮。张謇自己也毫不谦虚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余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之士，目为模范县。”[4]434－436
这种精英治理体制充满了张謇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张謇自恃个人的权威，寄望于少数精英的奋力和奉献，却始终忽视建立起有广泛公众参与管理体制，更无法改变当时主权沦丧、官场腐败、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南通的产业运行系统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不可持续性。对此张謇晚年也不无担忧地说道：“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2]407这种过于依赖个人权威的体制诚然可以确保计划实施的效能，却也会导致决策失当难以预防和纠正。
2.救国理想主导下的“急进务广”
张謇的产业思想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实现国富民强的坚强决心结合在一起，他的产业思想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含着一种要急切改变现状的发展冲动。这种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相结合意念使张謇对南通的经营不可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必然是全方位的。张謇发展产业的目的完全超越了产业本身，他说：“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1]515，他坦言“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3]116
在救国理想和发展冲动主导下，张謇的产业发展思路至其晚年已显现出冷静思考和理性谋划的不足。张孝若评论其父：“他认定凡自治国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11]375大生企业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张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样，南通的社会建设全面铺开，几乎都要依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挹注”，而这种“挹注”全凭张謇的意志，并无适应企业营运的合理规则。一旦市场有所波动，企业会轻易被连累以致拖垮。1922年中国棉纺织业发生行业性萧条，大生企业集团很快陷入困境，最终被债权人接管，张謇由此失去了对企业的主导权。在分析经营失败的原因时，张謇不得不承认：“南通实业，三五年来，因急进务广而致牵搁。”[8]837这种救国理想引领下的“急进务广”正是南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謇的产业思想是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得他的思想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并充满了实践性。在他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南通从一个落后的小县城一跃而成为著名的新型工商业城市，并开启了长三角北翼广阔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存在，张謇时代中国混乱、落后、黑暗的社会局面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他救国情结主导下产业发展的非理性急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不足，更应该由衷地赞叹他思想的精明、深邃和超前。今天，南通正站在“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与百年前的南通又何其相似。先贤张謇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依然闪烁着时代的魅力和智慧的光华，仍是我们今天可以时时汲取和大力弘扬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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