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张謇是独自抒写传奇的那个人：他是满清的状元，也是弃官下海的首批实业家；他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更是“新新世界”的构建者；他的家乡南通，因为他的辉煌而闻名世界；而他的失败，则是一个心怀尧舜的理想主义者，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所付出的悲情代价。

状元经商，曾经摆摊卖字赚路费

1894年，41岁的张謇成为当年的恩科“状元”。仅一年后，他却放弃仕途，下海做了一个商人。

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年。清廷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让中国有识之士深受刺激。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

张謇将厂址选在唐闸，并给纱厂起名“大生”，意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纱厂采取股份制，拟在民间招股募资，但进展却非常不顺，无奈之下的张謇只好向官府求援。

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从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算成50万两官股。而另一位洋务实业家盛宣怀此时也要买机器，张謇便将旧官机分给他一半，大生的商股目标因此下调到25万两。但即便这样，也很难达成目标，大生最后开工时，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万两。

1895年10月17日，当2万多锭旧官机运到南通时，张謇傻眼了：这批英国机器在上海码头搁了5年，日晒雨淋，连包装的木箱都坏了，机器零件更锈坏了小一半。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光是搬运和擦锈，张謇就花了6000两白银。

终于捱到要试生产了，但大生的运营资金却只有区区几万两，连买棉花当原料的钱都没有。四处求援被拒后，张謇一边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款，一边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纱厂终于正式开机。虽然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但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那时，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

幸运的是，大生开机后棉纱行情看好，资金不断扩展，第一年就赢利了。此后，大生一路顺风顺水。到1904年，资本增加到63万两，纱锭2万多，张謇决定筹建大生二厂。这次集资招股异常顺利，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只用了29个月，就轻松地募集到80万两股本。1907年，大生二厂在崇明久隆镇开机。

南通模式，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超前的理念，决定了张謇事业的规模。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将扩张的触角伸向了相关行业，先后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企业，唐闸镇工业区渐成雏形。为了便于设备、货物的运输，张謇又在唐闸兴建了天生港，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又在城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成为南通主要的长江港口，南通也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此时，西方各国忙于一次大战，中国纺织业因此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张謇适时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大生两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而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更高达1000多万两。在1920、1921年的上海报纸上，每天刊有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也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发展工业需要科技和人才，而读书人出身的张謇本身就很重视教育，这让他有了办学的想法。1902年7月9日，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在南通东南的千佛寺开工，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据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20年间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许多学校和机构的创办，当时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张謇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张謇的作为，成为那个时代的典范，他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胡适赞誉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最让人称慕的是，在那个年代，张謇在对南通建设时，就有了非常清晰而前卫的规划，其中包含了西方建筑的许多先进理念，比如他将南通建成花园城市的规划，让今天的南通人依然受益，南通濠河岸边的公园，就是张謇当年建设的5个城市公园之一。

在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都溟然不见，而在南通方位却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因为张謇，南通这个弹丸小镇，得以进入世界视野。

20世纪初的中国，浑噩茫然，制度缺失，张謇却尽情挥洒自己的美好社会理想，在南通建立起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城市范本：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医疗和慈善一应俱全，并因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南通社会井然有序，风气清明淳朴，当时许多社会学者慕名前往考察，南通因此有了“中国近代第一城”之誉。

英雄迟暮，随乌托邦王国陨落

1922年，是张謇预办70大寿的年份，也在这一年，他进入了自己人生的巅峰。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票选中，张謇以最高票当选“最景仰之人物”。

同样在这一年，一战导致棉花原材料暴涨，持续走红的棉纱市场突然转黑，向来赢利的大生两厂一气亏损70万多两。大生的黄金时代就此戛然而止，且一去不复返。

但市场因素只是大生衰落的浅层原因，真正导致大生破产的，是它背负着张謇沉重的理想主义包袱。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业上，远超出大生的负荷。

大生即将搁浅，张謇被股东们抱怨。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张謇也满腹不平：大生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朝廷高官厚禄尚不动心的他，哪会低声下气为人作牛马？

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时代。那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足够的社会权利，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未走出小农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制约。张謇失败的大环境，是发生于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但政府没有施与任何有价值的援手，也是大生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士大夫向来耻于经商，张謇的弃官从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家传统；但经商之后的张謇，心中却从没放弃尧舜之治的儒家理想，他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立志要打造出一个“新新世界”。而他的南通城也确实具备了“新新世界”的雏形，但当时日渐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环境，却不是生长“新新世界”的土壤。

1926年7月17日，被胡适赞为“很伟大的失败英雄”的张謇在无限落寞中黯然离世。他的破产和离世，让其“乌托邦”象征的南通城，也随之走向衰落。而中国，在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市民社会的花蕾却在一城又一城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