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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中国科学社
2017-11-1    作者:施仲华    点击:2816
 

王 士明

张謇说:“科学是一切事业之母”。张孝若对他父亲注重科学观念曾有一段叙述:“他的思想,他的计划,他的行为,没有一件不注重科学的原理,采取科学的方法信用科学的人才。”事实确是如此,就拿张謇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来说,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国的首批官派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其成员多为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或者是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由临时稽勋局以“酬勋”的名义派遣出国留学,这批留学生热心向学,多数成才,其中杨杏佛、宋子文、张竞生、任鸿隽、潭熙鸿、李四光等人更是咸成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70多位留美学生中,有14人被分在康涅狄格州。1914年夏,他们怀抱着科学求国的理想,首先在国外创办了一份于美国组稿、到国内发行的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的科学杂志。杂志的名称定为“科学”,其经费实行集资的办法,每人5元。签名发起人有胡达(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杨杏佛)、任鸿隽。《科学》月刋的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这份杂志也是最早实行横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的。

《科学》杂志发行不久,大家感到只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应成立一个学会组织。到了1915年春,通过征求意见,草拟了章程,并于10月表决通过,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自由集合体。大家推举任鸿隽为社长,赵元任为书记(秘书),胡明复为会计,秉志、同仁为董事,杨杏佛为编辑部长,这几名均为发起人,并确定191510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后来留美学生相继回国,《科学》月刊也于1917年迁往上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社”则于191810月由美国迁回国内,它是民国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科学社团。科学社所倡导的“科学求国”“实业救国”,与张謇、梁启超等人的救国主张互为相通,三人先后成为科学社社员,张謇还是科学社在国内唯一的名誉社员,梁启超则为赞助社员,他们二人共同携手为科学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时苦于没有会所、办公室和实验室。张謇十分重视该社的组织和科学社“科学与实业联姻”的宗旨及功能,热心地向江苏省当局反映做工作,经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申请,由江苏省政府拨给南京市成贤街文德里一所官房作为社所。先为借用,后经张謇致函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将原定的“准予暂行借用,不收租金”改为“永久管业者”,借用遂定为专用。不久,在科学社5万元基金募捐的活动中,张謇又大力捐助3千元,帮助科学社渡过最困难的时期。19228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张謇慷慨解囊,捐赠1万元予以支持。当时正值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召开之际,原定广州因时局战乱,已无法按期举行。张謇力邀科学社同仁前来南通,820日第七次年会遂如期在通召开。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亦曾赞助并参与科学社的活动。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的会场设在桃坞路总商会大楼(现崇川区政府内)。梁启超、杨杏佛、马相伯、陶行知、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38名社员及中国文化、教育、科学各界的知名人士,军、政、工商各界来宾共三百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南通近代史上的一次盛会。当时的《通海新报》对这次年会曾作过报道。

张謇在“开会辞”中,运用了当时的一些新名词,如“皇家学会”“培根”“欧美学者”“唯心唯物”等,表明了他的文化视野开阔,对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境况很是了解。他对“秦汉而降,士尚拘虚,穷年矻矻,比迹书鱼”的陈腐之道深恶痛绝,对科学崇尚。他以经国济世为学问,以能够促进实业发展的科学为学问,这种认识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他在“开会辞”里还主张“格物致知,相励以智,利用厚生,相程以事。假之时日,比集大成,东西一冶,同声同气。”说明了他能统观中西文化的长短,将各方之长熔于一炉,中西文化互相结合,以打造新的文化。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远非同时代的一般士人所能比及。他在“开会辞”中高度评价“科学与地方事业关系之重要”,认为“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欢迎诸位学者和来宾对南通的教育实业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的指导。梁启超则从“科学”的人改变对科学的态度,了解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他对中国学术界因缺乏科学精神而造成的五种不良之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声疾呼中国两千年来由于无科学精神,思想界的内容极度贫乏,求学问的途径被严重阻塞,“长此下去,何以图存?”真诚地指出科学精神虽然来源于近代西方,但科学不分国界,也不分先后,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地追求科学,科学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添入新成分而使之大放异彩。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送别宴会上,张謇语重心长地说:“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显著,人求之不遑。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有不发达者。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此以兴科学。”他认为科学故可用来制造精美昂贵之物,更可应用在大众普及方面,因为这在近代中国经济萎缩的背景环境下更为切实可行。在张謇、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此次年会修改了科学社总章,进行了第二次改组,调整了组织机构、方针策略,将科学研究与普及宣传结合在一起,并把通俗科学演讲作为学术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次年会也给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转机。

中国科学社为表达感激之情,以新建生物研究所作为张謇七十寿辰的贺礼,献给张謇,并致辞张謇:“本社名誉社长张季直先生,耆年硕德,利用厚生,科学昌明,群贤先导。同仁敬献生物研究所,以志纪念。中国科学社同仁敬立。”张謇被选为董事会董事,并被推为中国矿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

1928年,中国科学社定址于上海,并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以后,中国科学社日益成为民间科学院,是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及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刋》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丛书》等,是出版界、尤其是科学出版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科学社的活动直至1959年秋方告结束。

 

    (转载自《南通日报数字报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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