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出生于1916年，我出生于1928年，我们都属龙，差一轮，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她是龙头，我是龙尾。

大姐的出生和命名，祖父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可见祖父对大孙女的诞生十分喜欢和珍爱。祖父请他的秘书管石臣草拟《分送喜蛋谢贺礼启》，他亲自修正后，与红红的喜蛋分送给各位亲友，欣喜之情可见。祖父办事在外，给祖母去信，总是问长孙女可好，即使大哥融武出生后，在外给父亲写信：“新会橙十二枚，半给非孙，半寄融孙，均令留皮供药。”既有情，也有“育”。学者崇敬之称为“名祖亲情爱女孙”。

我最早的记事，五六岁时，大姐带我去务本女中看赛排球，那时排球九人制，大姐站在中间，此后听说是“二传”的位置。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姐留学日本，形势所逼，她回到家乡南通。我年幼，只见她每天与大哥哥们徐惊百、吴质（是我们年轻的表叔）、孙卜菁、邹强、赵琅等进进出出，后来知道他（她）们带头团结了几十位青年自觉地组织了“抗日义勇宣传队”开展宣传，街头演讲、派发宣传资料、街头演出、歌咏唤醒大众投入抗日战斗，五姐聪武在大姐的影响下参加《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的演出。1938年初，祖母带领全家暂避海门常乐镇家中时，深夜我只见大姐在黑夜中守着我家仅有的一台收音机聆听着战事消息，第二天清晨整理好有关战事消息送到部队去。当祖母带领全家抵达上海法租界时，大姐独自回到宣传队坚持艰苦的战斗生活。三十年代末，在形势变化下111师部队决定北迁，师长常恩多在动员会上谈到考虑到北迁的艰苦性，安排女队员留下，担当可以做的工作，但是大姐坚持要求随军北上，常恩多被大姐精神所感动，破例同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大姐从重庆回到南通，她让我陪她看望她的战友徐惊百，两人相谈十分愉快。大姐从大后方回来不久，随姐夫去台湾创建人人企业公司。我和大姐分别了30年，文革结束，国家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大姐最快最早地通过在香港的亲友打来电话，希望尽早地在香港见面，而她最关切的是慎跃的学习和教育的问题，必须将流失的时间追回来。在九龙车站，我和大姐拥抱而泣。

1983年大姐在宁远、文晋、启欣的陪伴下回到家乡。南京金陵饭店开幕典礼上，我以副省长的名义致欢迎词。会后大姐激动地对我说：“我终于看到我的二弟成长了。”眼眶中充满着热泪。第二次回来，她热情捐献给南通市聋哑学校十万元，是她对南通人民一份心意，也是对祖父的一点纪念。回到台湾后，给我写来既是信函也是幅毛笔写的条幅：“二弟、广珍妹，收信及三本照片，慎欣手艺高，弟过奖，非武靠你为官清正，今日在通才能得殊荣，双亲必安心。”大姐最疼爱广珍和我。

张非武晚年写给弟弟张绪武的字

大姐开朗、刚强、正义、热诚，行事仁义，充满着爱。父亲去世时她十九岁，祖母年迈，母亲体弱，大哥二姐和我年幼，她承担起责任，把全部精力献给抗日爱国事业的同时还要尽心促进我们健康的成长。她鼓励大哥克服生活只求安逸的思想，振奋精神，25岁担任了大生股份公司的监事；她竭尽全力劝祖母和母亲同意送二姐去杭州国立艺专学声乐。对我她充满着希望，在家境衰败、经济不富裕、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促进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走向自食其力的路程。她是我们的主心骨，是她把我们接近破碎的家庭撑了起来。

文晋甥女对慎欣说，在大姐的卧室里有两幅字，一幅是我写的“爱”字，一幅是我写的“龙”字，使我们悲痛不已。大姐永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