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全 喜

关于张謇这位历史人物，中国近代史学界谈论众多，几乎毫无争议地把他定位为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中国现代工商经济的开拓者，以及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等等，这些当然是张謇先生的经世事功，在百年前的中国、古今之变的社会大转型中，居功甚伟，无出其右。在此笔者并不准备赘述上述众口一辞的褒扬之语，笔者更愿意换一个视角，从近现代中国立宪史的视角，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发生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古今之变的国家转型的视角，审视张謇一生的行谊及其理念，揭示他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立国者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说到立国者，往往给人以神圣与庄严之感，在传统中国史学似乎只有帝王贵胄才配享有此类称号。其实不然，从现代国家构建的法理学来看，现代之国家属于人民主权的国家，凡是参与制宪建国的人物，都堪称建国者。

建国者（founders）是一个复数，看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者，就是费城制宪时那一批而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同样，英国光荣革命之际的建国者也是一批，有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威廉亲王与玛丽公主。说到我们的近邻日本，其明治维新时期，建国者也是一群伟大的君主立宪者，诸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反观近现代中国晚清民国之际这个轰轰烈烈的立宪时刻，古老的传统帝制中国在向现代性的宪制中国转变，历经康梁变法、晚清新政，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及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亚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东方大地上勃然而起，参与这场伟大历史巨变的改良、革命与制宪的人物，从康梁变法以降，到四波立宪派折冲樽俎的制宪奔波，再到孙中山革命党的武昌首义，直到袁世凯治下的中华民国，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现代中国——中华民国的立国者（复数）。

几年前，笔者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召开的一次有关梁启超的会议中，曾经以“大哉，梁启超！”为发言题目，阐释了对于梁任公作为现代中国之立国者的认知，就像我们不能仅仅把张季直视为杰出的实业家、现代中国工商经济的开拓者以及教育家、慈善家一样，把梁任公也仅仅视为“国学大师”、“饱学宿儒”，彰显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尊重地位，这些确实如此。但是，民国初年的那批读书人，他们不是传统的讲席教授、饱学之士，而是致力于现代中国之开国立宪的建国者，梁启超与张季直，他们承前启后，无疑是这批士绅立宪派的杰出代表。记得那篇拙文有这样一段话，对应今天我们纪念与发扬张季直之精神，或许若合符节：“有人从事功层面上质疑梁氏的政治家地位：瞧！他可惜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他不该从事政治这种肮脏的事业，晚年寄托清华国学院，发黄国学，开出新章，才可谓适得其所。但我对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却另有一种审视。

我不认为梁氏政治事业的失败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恰恰相反，这个失败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立国性政治家的‘悲惨的’成功。失败的不是他，是我们这个国族，是这个古老中国在经历古今之变中步入政制歧途，而梁氏之与时俱进的国家理念以及立宪惠民的政治诉求，穿越百年尘埃，直至今日，依然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根基的先声，这岂不是作为一位开国之政治家的最大之成功耶？回望百年中国历史，我耳畔回响的与其说是‘国学’之‘之乎者也’，不如说是‘国是’之‘天地玄黄’。今天我们过于把‘政’与‘学’两厢分隔了，一说到开国者就想起孙中山、袁世凯、毛润之云云，其实历史的真实远非仅仅如此，我更愿说，梁启超、张謇诸人，他们也是现代中国的开国者，而且其承载的历史天命或许更为光明正大与悠久绵远。”

一、最具有立宪派品质的士绅精英

张謇这批士绅立宪派，他们究竟之于现代中国的政体构建与社会转型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本来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革命话语中，却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数十年来的革命史观一直就回避士绅立宪派的政治与宪法地位，仅承认他们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以及教育救国的辅助作用，把晚清民国之际波澜壮阔的制宪建国史，片面地交付给革命激进主义，认为革命建国是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革命比制宪更为重要和根本。对于这种一味高扬革命激进主义的建国史观，笔者在数年前出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一书中，曾经给出不同的看法，经历辛亥革命和南北和谈所构建的现代中国——中华民国，是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其内在的动力是两种精神对冲与妥协的合力之结果，即激进主义的革命建国活动与改良主义的制宪建国努力，这两种宪制力量在对峙的妥协中达成一种和解，最后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一个从传统帝制中国到现代立宪共和国的转变，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中国的这场古今之革命由于制宪力量的凸显，而较为平和与“光荣”，不啻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为什么会达成如此的结果呢？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革命党和袁世凯两种势力之外，以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士绅立宪派群体，在这场古今改制的历史大变革中，戮力倡导的立宪思想以及发动的社会立宪运动，对这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说起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具有士绅立宪派品质的应该还是首推张謇，作为一个纵跨政、学、商三界的士绅精英，张謇终其一生把自己的事业与中国古今转型的立宪变革结合在一起，他的立宪事业可以说是典范性地代表了革命党和清王室之外的另外一股中国民间社会的立宪建国力量。这个以张謇为代表的，分布于朝野、京畿乃至全国各地、成员广泛的士绅群体，诸如汤化龙、汤寿潜、雷奋等人，他们的立宪与议会主张，具有积极改良和与时俱进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并不像革命党的职业革命家们那样一味鼓吹武装暴动和排满反帝，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像王公大吏的立宪改制那样固守君主体制和满族特权，审慎、理性、稳妥和渐进地推进中国的立宪改良，是他们致力于改造中国政治的基本方略。

这个士绅群体构成了立宪派的中坚，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积极参与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赞同君主立宪制，积极鼓吹民权，大力发展工商贸易，宣传西方法政思想，推动成立谘议局并积极参与谘议局的选举，在预备立宪陷入僵局时，他们又多次发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促使清廷设立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要求清廷速开国会，缩短预备年限等等；在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又纷纷转为支持共和革命，参与各地的地方自治与议会选举，并在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各地的自治政府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推动，仅靠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不可能形成一个辛亥革命之唱彻全国的政治图景。对此，张朋园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曾经予以全面而细致的论述，他指出：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里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当然，士绅立宪派与革命党毕竟不是一路人，他们在革命后所诉求的是稳妥的社会宪制秩序，并非要彻底打破旧世界，因此，“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他们眼中有克里斯玛的领导者袁世凯”。上述特征在张謇身上得到充分展示，“张謇在求变的社会里，是保守中的进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断有所改进。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识，又使他在进步中不忘保守”。不过，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张謇身上这种保守的立宪改良主义，更为恰切地体现了中国政治古今之大变局中的内在本质。所以，他曾经反对暴力革命，积极推动清廷预备立宪，参与谘议局、资政院和责任内阁的建设，一旦革命成为事实，且符合民意，他又能像梁启超那样与时俱进，拥护共和，推动南北和议，但革命党人的激进主义，又使他倍感警惕，致使他鼓动袁世凯折冲革命政权，优待清帝逊位，在“共和立宪国体”之基础上，促进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与各派势力妥协团结，共同构建中华民国。

上述种种，并非是士绅立宪派的政治投机，而是恰恰相反，它们才是体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真精神。正如张謇自己所述:“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直到晚年，张謇仍对立宪政体未能实现深为遗憾：

“自清光绪之季，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迁延而濒于澌尽。前此迁延徘徊之故，虽下愚亦能窥其微，虽上圣不能警之寤。”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清帝逊位诏书》与《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宪法性地位，它们作为姊妹篇，共同支撑着新诞生的中华民国之临时性的宪制根基。由赵凤昌、张謇等南方士绅立宪派发端，据说是由张謇代为草拟的这份清帝逊位诏书，之所以能够得到袁世凯、孙中山以及清王室的接受，这不能不说是士绅立宪派把握住了中华民国赖以构建的天理与公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立宪二十年，张謇是最有资格草拟《清帝逊位诏书》的不二人选，他的立宪思想最为真切地表述了这份诏书的宪法学蕴含，也唯有他的立宪理念，具有容纳乃至熔铸辛亥革命的革命建国理路与清王朝体制内立宪改制传统于一炉的广阔视野。由此可见，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逊位诏书之中，这份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继承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改良立宪主义运动，有效地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张謇等士绅立宪派在这场大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不是补充性的，而是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与孙文、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系势力融汇一起，共同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都可谓现代中国的立国者。

（原载2017-06-09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