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渔业发展历史上，张謇可谓是倡导和推动渔业近代化的“第一人”。

渔业的近代化首先是工业革命成果应用于渔业生产，亦即机轮拖网、灯光围网应用于渔业捕捞，生物科技应用于渔业养殖，工业加工工艺应用于渔产品加工，以及机械化设备应用于渔业港口等，其标志是1882年英国发明轮船拖网技术。中国渔业的近代化则肇端于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清廷批准在籍翰林院修撰张謇通过商部附奏的《条陈渔业公司办法》，以及同年六月（8月）在张謇创设江浙渔业公司之时借用官款购进中国第一艘近代拖网渔轮——“福海号”，可以说与近代列强各国基本同步。

海权问题可谓是近代中国的一场梦魇。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未脱“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不具备近代意义上以海洋军事实力“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并控制“和平贸易与航运”为基本准则的海权思想及制海权实践。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迅速发展海军力量逐步把握制海权，更由海洋向大陆（朝鲜、中国）发动军事侵略并取得节节胜利，这种残酷的现实让包括张謇在内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转变了传统的海洋观。

以张謇、陈季同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精英认识到：“海权界以领海界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而“领海界大约以近海、远洋为分别，近海为本国自有之权，远洋为各国公共之路”，那么，“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渔业盛则渔界益明，渔民附则海权益固。”

张謇出生、成长于江海之滨，明清时期江北通海一带吕泗渔场、长江口渔场及北面海州渔场日渐发达，每至鱼汛之期，渔船、商船云集。因而，张謇对传统的渔业捕捞和渔民生活等情况也比较熟悉，并且在早年他还参与过一些帮助政府组织渔民的事务。比如，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下诏在沿海沿江各处建立渔团，张謇积极响应，在“通海办滨海渔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应张之洞委派在通海办理团练，曾积极组织当地农民、渔户进行武装训练。而基于乡土的体验，他也认识到：“中国滨海之业，鱼盐并称”，但传统渔业又十分落后。一方面，渔民捕捞、加工水产品的生产技术陈旧落后，且即无资本又无组织。另一方面渔民饱受厘捐杂税盘剥，多为“穷海荒岛之民”，生活艰辛困苦。

与创办各项实业、教育事业一样，张謇推进渔业近代化的进程同样是“更历艰阻，殆难数计”。故此，他不得不周旋于朝廷、商部、督抚及盐道、关道之间，不得不游说于乡绅、买办及渔商、渔头之间，更不得不设法解除渔民的误解，设法以利诱导之。直至1926年去世之前的一、二年间，张謇仍为渔业公司偿还政府的垫款及“官商互争渔轮”等事宜反复致函协商。

1903年，张謇作为中国实业界的代表，受日本驻江宁领事之邀，以非官方的身份自费至日本参观其第五次国内劝业会，并考察实业、教育。他也在参观博览会“通运馆”时发现日人在制作台湾模型时“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这种侵占中国制海权的意图引起了张謇的警惕。对日本的实地考察除了让张謇感觉到一国渔业和航政的重要。于是，他一回国，就于七月在吕四创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试验性的渔业公司，其“宗旨是把当地渔人和渔商团结起来，改良他们的用具及方法”。

1904年，振兴渔业的事业得到了最高统治当局的认可和支持，商部批准张謇“在江北一带招集商股”，试办渔业公司，张謇“定咨复南洋鱼业公司办法”，即后报刊所载之《商部头等顾问官张殿撰謇咨呈两江总督魏议创南洋鱼（渔）业公司文》。咨文中，张謇建议以江浙两省集股45万两为先导，成立“南洋渔业总公司”，拨垫官款为公司购买德国渔轮“万格罗”号，并拟请国家特设“专管渔政之官”。[16]六月二十九日（8月10日），新委派的江浙渔业公司总董、浙江镇海富商、捐班知府樊棻在张謇、袁树勋陪同下与上海荣华洋行、捷成洋行代表签订以银45000两购买“万格罗号”的合同，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8月22日至8月25日），江浙渔业公司查收“万格罗号”并改名为“福海号”。同时，张謇就渔业监督、渔业腌切盐税和筹拨官款垫付购船费等问题与南洋大臣、商部往复函商。七月十二日，张謇改定江浙渔业公司集股启事及章程；九月初一日，江浙渔业公司正式开办。

十月，为帮助渔民“捍御寇盗，救护风险”，并挽回以往渔船改挂洋旗造成的国家主权和渔民利益的损失，渔业公司总董樊棻通过苏松太道袁树勋批准，组织“江浙渔业公司鱼（渔）会”附入渔业公司，从而扩大了渔业公司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