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饭常忧国，志远转迂疏。
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张謇
明清两代，新状元照例授从六品的翰林修撰，张謇也不例外，来到翰林院上任。初尝成功喜悦，构思着新的人生旅程。他清楚地知道，因翰林为皇帝近臣，即可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重臣，升迁至尚书、宰相者不乏其人，如同自己的恩师翁同龢。历代状元中就有80多位至宰辅，故翰林又有“储相”之称，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可是，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惨遭败北。张謇在京都谈时局时多次义愤填膺，凄然而哭。他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所以能胜我者，关键是国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于是强国之梦在脑中愈来愈烈。
可是，慈禧太后六十寿庆并未因战争而受影响，她仍挥金如土，京城内歌舞升平。中秋节，慈禧去游颐和园。正要回宫，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太后圣驾到！”一阵尖叫声由远及近，等后在朝房里的朝官霎间如骨牌一样，在御道旁黑压压一大片跪倒在两旁，按身份品级，刚中状元任六品官的张謇跪得较后。慈禧太后好像有意考验大臣们对自己的忠诚，大轿十分缓慢地从夹道中经过，大臣们在大雨中谁也不敢抬头、直腰，只是诚惶诚恐地磕头如捣蒜地高声诵着：“恭迎皇太后圣驾！”雨水如无数条小蛇，直往领口里钻，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张謇心中不由泛起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惆怅，心想自己苦读大半生考中了状元，就做这种官吗？就这样浑浑噩噩做一辈子磕头虫吗？花顶帽子上褪色的红水，顺着一张张脸颊往下滴淌，如一个个海战中的伤亡将士，所跪的四周一下变成了殷红的泽国。个个双腿麻木，身发寒冷，心在战栗。张謇心想这种拜倒在人脚下无所作为的官有何意义？“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战事危急，救国在即，张謇与翰林院同僚分别三次上奏无效，不禁心寒流泪。五月二日，康有为联合18省1300多名举人上书，要求政府“下诏、迁都、练兵、变法”，整个都察院泪海一片，院门阗塞。
九月十八日张謇得父亡讯，更是痛心疾首，“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二十日急南奔治丧，恸哭不已。守孝期间的张謇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部内容后，张謇倍感耻辱，痛心疾首地在日记中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激昂愤慨地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庭能忍，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吾欲大声疾呼，坚决反对。”。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震憾张謇，不得不作痛苦反思。父亡、国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痛楚。张謇痛定思痛，根在政府腐败无能，如此之官当之何用？清水不入混潮，岂能同流合污！源在国家贫弱，“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救治之道唯有实业、教育。
八月九日，张謇与张之洞在南京整整谈了一天，提出“练陆军、治海军、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八项主张。十月间两人再次会面，张之洞开门见山说：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来开设工厂，吾等应先建厂，在苏州、南通招商集资先建一个。
张謇经“踌躇累日”思考，自己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这条路走了整整40余年，按照传统习惯，应该是做官、升官，直至宰相，状元宰相是封建士大夫最美满的理想。然而，面对现实，国势日衰，而当道者不足与有为；“欲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又须“先兴实业”；洋货输入以纱布为大宗，振兴实业当以棉纺织为急务；通州盛产棉花，家习织布，棉花输出，洋纱输入，日盛一日，利权外溢，无异“沥血肥虎”，更应急办纱厂，以资抵制。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张謇感到“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救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于是乎“感激时会而奋志农工”。他刚刚踏上仕途，却又作出了人生新的抉择——责在我辈，弃官从商。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再发展，却又战胜“小我”，决心大写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他可以为做事而舍弃做官，却不愿为做官而耽误做事；宁可放弃翎顶辉煌的前程，却不愿放弃任何可以做实事的机会，走向叛逆和新生，走自己的路。于是，借为父守孝三年之名，抓住机遇为家乡做点实事、善事，以报国、报江东父老养育之恩。
次年，张之洞正式委托因父丧在籍守制的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正合张謇实业救国之心意，又因两江总督的委任，也找到了一个离京辞官的托词。于是，才戴上红顶又自弃花翎，着手首先在通州城筹办纱厂，走上了以家乡为根据地的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謇为父亲丁忧守孝期满，启程往京师翰林院销假。在京得悉有人“误国无状”，新旧两党斗争激烈，翁同龢受守旧派围攻，处境艰难；朝廷发行公债，各省反应冷淡，有的州县“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恭亲王奕祈去世朝局将变；访翁同龢，张謇谈及在孝假期间办厂、垦荒等实业已经开场起步，颇得翁师欣赏；翁为光绪帝所拟“明定国是”诏书，次日颁行天下，“百日维新”开始；翁被开缺回籍，清晨离京还乡；光绪神采凋索，退出宫门；城内“贫民饥噪，伙抢米铺三十余家；朝局将大变，外患将日亟，人心惶惶。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震撼着张謇。他赋《乍雨》诗云：
未测天性情，朝来乍雨晴。
稍当祓尘土，一笑看风霆。
张謇深知京城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唯南归实业救国，便撰函辞谢，并办理请假手续，初三清晨立即离京南返。
次年（1899），已“重被革职，永不叙用”的恩师翁同龢为《张季子荷锄图》题赠诗：
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
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
才高还缜密，志远转迂疏。
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诗末以注：“耦耕之约不能践矣”。 还有牧业图，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张謇弃官还乡，救国为民，报效家乡的宏图之志。恩师也好，家乡民众也好，都对他寄予厚望。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节起，张謇决定蓄须明新志，坚定弃官从实业、教育，决心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待到须成当请人画一像，寄予三兄。初六写下《蓄须》诗有云：
齐齐发覆额，易卯曾几时。
但凭镜中颜，坐惊日月驰。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十六日，张謇集句成联云：
进不登龙门，退不求名位；
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
张謇儿媳陈石云说：“张謇生平痛恶做官，常言中国之大患，在于做官为营业、荣幸，小官不知为民服务，大官不知何谓政治，欲救中国先须提倡不做官。故南通各种专门学校均悉有，而独无法政学校也。”是对张謇弃官还乡从事实业、教育救国之动机的有力佐证。
宣统元年（1909），57岁的张謇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又见官场腐败、勾心斗角、刀光箭影、上台下台的如戏场。自己弃官从业，利国利民，已初见成效，自有一番乐气。三兄买得一试县令，最终也跟随自己从助实业才有了新的天地。虽实业、教育也历尽艰辛，却意义远胜混迹官场的空名游戏，确认自己的路走对了，还是实实在在地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好。于是，五月十三日，在给侄子仁祖的诗中表白、规劝说：“观世已烂熟，岂复热荣官。茫茫人海中，期汝一更练。”
宣统二年（1910）张謇作《逢官便休四首》：
逢官便劝休，言下一刀断。若还须转语，溺鬼不上岸。
说著官已怕，逢官便劝休。但愁休了后，学得老农不。
若逢禹稷契，薰沐进之位。逢官便劝休，正为悠悠辈。
前车复不已，后轸来方遒。安得恒沙舌，逢官便劝休。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在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作了最确切的评述：“张謇在青年时代曾致力于功名，年逾不惑，始中状元。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一条为官之路已经铺在面前。但是，在国家危亡之际，特别是面对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张謇毅然放弃仕宦前途，决心以兴办实业和教育，实现其救国的抱负。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事必躬亲的精神，从事家乡建设，企盼它成为‘新中国的雏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