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海地区沿海原本的旧式制盐法（煎盐）都为两步法：第一步，引水制卤。在海滨开挖引进海水的河道，河边开辟广场，场内按3米长，1米半宽分格成一个个制卤塘，底面光平铺有草木灰以吸取海水中的盐份，将海水引进制卤塘日晒成盐卤。第二步，取卤煎盐。将达到一定浓度的盐卤，倒进盘篮大的大铁锅——“（金+敝）锅”内，以就地取材的尖毛草等为燃料烧煎，用平板铁铲铲盐，制成细盐。将烧成的盐从锅内取出，冷却后即可包装交货。少数农民无钱买盐，或逼于生计，便稍稍取卤回家小锅自制自用，称为“私盐”；或将制得的盐偷偷贩卖换钱，称为“贩私盐”。这种晒灰淋卤，蓄草煎盐，草耗大，成盐慢，产量低，成本高，质量差。淮南（江苏东部沿海）盐场始终采用蓄草煎盐的落后方法，不仅浪费土地资源与垦荒矛盾突出，更严重的是盐的成本比邻近的淮北盐场的晒盐要高达15倍，灶丁制盐每桶成本4元左右，而垣商收购仍按额定桶价每桶2元左右，视灶民为奴役，灶民生活之苦，可以想见，所以灶丁成批逃亡，屡见不鲜，制私贩私日盛一日。
光绪三十年（1904）起，张謇将国内外多种制盐方法在同仁泰公司进行试验、比较。
首先，仿试“东盐法”（日本法）。张謇根据1903年考察日本松永町盐业所学得的制盐法，又邀日本技师崛田信男、德田乙五郎、石井千代吉3人前来查勘盐田试验区、指导监造。初定方百亩，于同仁泰盐业公司租通海垦牧公司北河界北辟地120亩筑堤开港，建造了30亩盐田及相应的日式灶舍，投资近4万两，设釜试制。本年成盐91桶有奇，产数虽微，而收效之速，为日本初创盐田所未见，制出之盐的色白与日本相等，其味甘则日本也无，赞为独绝。张謇咨呈两江总督，称同仁泰盐业公司“此项新法改良之盐，为中国从来所未有”，并附旧法、日本法、欧洲法三项盐质分析比较表。
年份 产盐（桶） 每桶成本（银两）
1904 99．7 26．165
1905 194．3 27．78
1906 797．5 9．257
1907 1305．0 6．164
“东法盐”虽质量较好，成本也逐年下降，技术也取得成功。但生产投资大，费银4万两，需本过重，每斤成本高达27文，销路多阻，不合算，难推广。
第二，仿制浙法盐。即仿浙江东部括土淋卤法工艺，但卤浊盐黯，费银560余两而止。。
第三，仿海州、山东晒盐法。筑土池，因土质疏松池漏，不盛卤，改筑砖池仍漏，设法用泥涂缝，费银760余两，因无良效而止。
第四，仿松江板晒法。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张謇视察盐田，仿制松江的板晒盐法，即把海水盛在带边框的木桶里，置于阳光下曝晒，使海水蒸发成盐，此法可不用草煎，也不需草灰吸卤，节草有利垦殖，成本低，每斤13．8文。刮沙淋卤晒出之盐，卤洁而盐白，乃成功。但对天气依赖性很大，盐粒较粗。此法成功，即设板晒场，就丁荡东筑墩、建垣屋、开河、开港、建闸、辟场、筑塔、置板、建事务所等，开始制板3000块，很快到1万块，计费3．46万两投入生产，计划增至4万板。1919年16300块，1921年17000块，最高达2万块。
松江板晒法，具有成绩，继续晒制，遂成散煎、板晒（集中生产方式）并行之局。于吕四东约15里处建板晒场，逐渐改为板晒，共有晒板1．2万方，包户52家，年产晒盐3-4万担。吕四西北15里处，设聚煎场，仅存煎灶22副，年产1000担左右。后因雇工、用煤成本太重，后废止，仍归灶丁领草散煎，向公司缴盐。
十月，张謇视察同仁泰盐业公司之丁荡新辟盐田墩基，筹于毛家港建港引潮。致函两淮盐运使，称同仁泰盐业公司从事盐业改良，因春雨太多，历时3年，诸法毕试，目前所用颇为支绌，拟援商借官本例，恳请贵司拨借规银4万两。
张謇并不满足于现状，又研制精制盐，以熟卤80斤，滤渣焙炒，实成盐14斤，试验精制盐获得成功，盐色莹洁，色味俱佳，令日本盐工也赞为盐味独特。张謇在1903年日本大阪市天王寺今宫的劝业博览会上，看到中国江、鄂、湘、齐、蜀、闽六省也有陈列品，可是“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也不足以敷施。”便想“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
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皆不与焉。”1906年意大利举办世界博览会，朝庭诏各省工商人等备品赴赛，张謇将吕四真梁盐送展获得“最优等奖牌”，为中国盐发见于世界之代表。张謇为之兴奋，告示周知，鼓励盐民。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 再获优等奖牌。1914年在美国旧金山世界博览会上荣获特等奖。自唐朝至清代淮南的盐产与盐税均冠全国，素有“淮盐甲天下”美名，尤其吕四盐品质最上，推为淮南之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謇多次至盐业公司周视议事，次月检查视察《盐法制》执行情况。经多法反复试验、比较、改进，取得了明显效果，1904-1907年，产量年年提高，由99．7桶上升到1305桶，增长13倍。每桶成本年年下降，由26．165银两降低到6．164银两，为原本的23．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考虑公司开办以来，成本较高，为保障股东利益，谋求提高盐价，拥有销售市场，经清政府派员调查与张謇反映相符才答应盐价每斤涨3．5文，同时在通州、海门、如皋专销。张謇对盐业的一系列改革，大大保护了盐民利益，也提高了产量和效益。同仁泰盐业改革后产量逐年上升，1908年以前年产2万桶左右，以后年产在三、四万桶，最高达5万桶，增产主要原因是发展了板晒法。此年张謇建立了同仁泰盐业公司的销售机构——大咸盐栈，垄断了通州、如皋、海门一带的食盐销售市场。成本较重的东法盐业停制，续制板晒盐。建筑试验场、卤池房屋、辟盐田、置盐釜、挑墩筑堤及板盐场、煎晒场、聚煎场建筑购备等，共用银72134两，正式投产推广。制板从开头的3000块，至1921年发展到17000块，最多达2万块，具备了扭亏的条件。然而张謇任职公司5年，未受公费一文。
宣统元年（1909），正月上旬，张謇与江督端方去吕四视察盐田，看秦潭丁荡板晒场。次年，张謇作读书杂记《古食盐考》，著《说盐》、《推广板盐，请股东筹济资本》，十二月，撰《张季子说盐》，由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出版，上海时中书局和中国图书公司发行，并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受到时人高度评价：“此为当时无以伦比之名著，风靡海内外，或曰五百年难得之佳作。”
由于同仁泰初期用于生产改革试验的投资耗费很多，到1905年原本股金基本用光，张謇又号召股东增资12万两，结果只收到5万两，以后一直保持15万两的股额。由于资金不足，宣统三年（1911），张謇多次亲赴同仁泰盐业公司，调来长期借款很多，如恒贞堂1．5万两，贯永、鑫记5000两，樊时勋5000两，大咸食岸公司1．5万两，通海实业公司近7万两，长江公款1万两，连同其它借款，总数达20万两。以后历届帐上存项，包括股金，总在30-40万两，为同仁泰实际运用的资金概数。
种草煎盐废灶兴垦
虽然推广板晒盐创造了扭亏的条件，但据历年营业状况为看，合计盈亏两抵，仍实亏银158468两，分年为：
1903年，亏14860．331元；
1904年，亏16474．151元；
1905年，亏22653．05元；
1906年亏，25620．284元；
1907年亏，35452．715元；
1908年亏，23390．258元；
1909年亏，28341．6元；
1910年亏，4760．653元；
1911年亏，4756．827元；
1912年盈，7421．789元；
1913年盈，10419．580元。
张謇按清朝户部通知，实现了盐色已精，产量增加的要求。可是，由于清政府极端腐朽，改革难于落实，政策仍束缚盐业发展，户部不管销路，而官定之草价、牌价、岸价，又全为盐运司私意考虑，十九世纪开始，煎盐日衰，已属苟延残喘，是维持垣商和盐民生活的过渡状态。其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一是，煎盐成本高，劳动效率低，不敌晒盐。将煎盐改为板晒盐，节省下大量荡草用于埋青盖草，改良了盐咸地，加速土地成熟，可发展棉花生产。二是，盐商困难多，前途渺茫。民国二年（1913），北洋政府与当时五国银行议借以盐税为担保大借款2500万英镑，规定须聘请外人协助管理盐税事务，盐业被洋人所控制包办，关卡繁多，各路要钱，加上治安腐败，匪警暗通，江湖大盗，杀人越货，流霸勾结，偷窃扒拿，视为畏途等，对盐商积弊太多。三是，经济规律无法抗拒。制盐业与种植业比较效益出现明显差距；海势东迁，卤气日淡，蓄草煎盐之地，产草多年，茂草日盛，土质肥沃，如将草地开垦种粮食可增收3倍，种棉产出率更高，久禁不垦，实是浪费土地资源，有识之士早有察觉。四是，人民大众生活所逼。长江江岸时常坍没，灾民向荒荡地逃荒甚多；商人见草地丰茂，有利可图，报效场主，私占垦种的大有人在；垦种越多，草少价贵，盐与垦矛盾日趋突出。五是，张謇通海垦牧大获成功，成为样板典型，又见垣商手中大片草地，与其坐视受困，不如起而兴垦才是最佳出路，为此，张謇又及时提出了废灶兴垦、奖励植棉的主张，1914年，农林工商部颁布了开垦荒地和奖励植棉条例，张謇先在同仁泰公司进行放垦，公司所收灶户，愿转业为农者，优先给予土地，不愿者适当集中，继续煎盐。“墩”、“灶”制盐之地纷纷转产为粮棉之地。民国七年（1918）二月，张謇东行至吕四，亲自视察规划五、六、七区草地废灶兴垦植棉2万多亩。通海两县成块草地4．2万亩及杂草荒滩49．8万亩推进开垦。
同仁泰的利润分配，规定先付官利，略提公积，其余利则股东得10/13，拨款1/13为通州师范经费，2/13为“执事花红”。由于多年亏损，这一分配方案并未兑现，1932年，同仁泰经股东会决定结束业务，盐业另觅商人承办，至此同仁泰盐业公司遂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