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两善兼,分畦树榆桑。
桑叶供饲蚕,榆根供作香。
——张謇
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五日,23岁的张謇江南恩科乡试名落孙山,自叹:“文字果需福命乎?”然败不馁再苦读,在读《朱子名臣言行录》时,读竟复读,不觉失声称快,以销胸中抑郁。一天,张謇赴邻翁家饮酒,蟹肥鱼美,浊酒满壶。席间,田舍老农讲农圃桑麻,张謇细听着,一字不漏地刻在脑子里。心想自己学业仕途成也为桑,败也为桑,可种桑养蚕兴农,丝绸绢帛兴工。这为日后的路播下了种子。
当年秋天,张謇家门前横河边上一棵棵桑树挂满桑果,红、紫、黑各色皆有,张謇想葡萄制酒红、酸、甜、醇,桑果岂不也是如此?便摘采了一淘箩试着做酒。次年三月初九,徐云锦、刘逢吉、秦驾鳌等来到张謇家中,张謇即以自酿桑茗招待,又谈及栽桑养蚕之事,众人赞许不已。
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九日,张謇随吴长庆赴天津途中,经德州桑园,走访栽桑养蚕取经。
光绪八年(1882)吴长庆奉命督师赴朝平乱,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平乱回国,吴要专摺保荐,张謇力辞不受。第二年,吴病卒,督抚名公都想罗致张謇为幕僚,均遭婉辞。张謇回归故里,继续攻读的同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芦穄(海门特产,一种形似高粱,甜如甘蔗的高杆作物)制糖。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试芦穄糖:芦穄42两,榨汁9两5钱,渣26两,皮去6两5钱,收膏1两5钱,膏如厚饴糖。他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通海地区农民本无养蚕习惯。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张謇礼部会试未中,对“学而优则仕”一时丧失信心,拟另辟溪径。当时浙江南浔富商多多,源于兴蚕桑出丝绸。张謇想到家乡通海平原,土质肥沃,若种桑养蚕,也可开辟一条新的脱贫生计,惠及乡邻。回家后吐露心迹,老父一面激励他不要灰心科试,一面赞同他兴桑为民,两手准备两路走。随后,张謇协助父亲集资去湖州购买桑秧,到处劝乡人赊购先种,待有了收获时再归还,并分送《蚕桑辑要》技术小册子,宣传普及蚕桑知识,以推广栽桑养蚕。张謇认为“中国兴实业”,责任在“士大夫”,打算“致力于实业”,只是苦于自己无职、无权、无钱、无凭借之力,只得从自己做起。因通海古无育蚕习惯,经验缺乏,张謇先与家人亲自实践,摸索经验,为乡里示范。虽得一张蚕种计一方半,却仅得蚁蚕十五分之一,其余都未出蚁。家人将这仅有的部分蚁蚕精心喂养,闰四月初旬春蚕吐丝成茧,夫人徐氏帮助自行缫丝得银36两。张謇与家人虽尽心尽力,结果却不尽人意。人家既成,我何不成!张謇并不灰心,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农桑世所业,荼荠吾可采。”,“分畦树榆桑,桑叶供饲蚕”。在亲自试验、改进、示范、劝民栽桑的同时,1889年,又禀请海门厅同知(县令)王宾通过行政手段广为劝谕兴办蚕桑事业,未料民间反应竟是非常冷谈。求助于官府既然无效,于是又转向“议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听民诣领。记其数若居处,不取值,三年后叶可供蚕,计树本加息二分责偿”。这个办法本可行,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未能实现,结果仅仅是买回几千棵桑苗散卖给乡人种植而已。
经过四五年苦心提倡,仍毫无起色。症结何在?原来此地缫丝业极不发达,新茧上市时只有少数丝棉店用重秤压价收购很少一部分,形成丝不成市的冷落局面。如果运到上海、苏州贩卖,沿途又要受到厘卡重重盘剥,十有八九都以蚀本结果。由此自然有碍种桑养蚕。
张謇认为“欲固国必去厘捐”,力主裁减厘捐税,从税制减负来鼓励种桑、养蚕、缫丝。光绪十八年(1892),张謇邀集一批人,向海门厅报告请予援助关照,由王宾禀请两江督抚院批准宽免丝捐十年。几经周折,总算勉强同意,由此海门农民纷纷栽桑养蚕售茧。可是,江南缫丝业收茧有限,销路不畅。他又劝县官像无锡那样,就地招商开行收茧,在茅家镇创办了首家茧行,自行经销。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止,通海地区先后设立了3个茧行。
雪白的蚕茧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只将原茧出售,大利都给了缫丝厂和丝绸商,必须自行加工以增值增收。光绪十九年(1893),商定由王宾招商,张謇扶助陈象珩(此人先提倡机器轧棉,后积极劝人种桑养蚕,在海门搭连镇开设茧行)、刘桂馨(通州纱布商,后任通崇海商会总理)等建立“茧灶”三所,称三公司。其中常乐镇、搭连镇2所在海门县境内。可是,缫丝不得法,茧又无销处,厘捐仍颇重,阻碍着蚕桑业的发展。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坐镇常乐组织缫丝技术攻关,推广了常乐镇茧灶技术。次年,筹建大生纱厂之初,张謇曾有过在纱厂兼设缫丝机盆的打算,先办纱厂,同时发展栽桑。通州知州汪树堂援请免捐,刘桂馨、陈维镛即在通境劝民兴农桑,购办桑苗发给农民种植,并援照海门成案,禀请地方官详准宽免丝茧捐10年,在川港、三十里两处设灶收茧,两行并兴。因蚕桑初兴,不得不宽放价格鼓励蚕户,以致亏折巨本。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张謇为发动蚕桑事业,带头在祖坟地都种上桑树,并宣传讲授种桑养蚕的优越性。海门素有墓地种柏以示松柏常青之俗,又有“崇明人(海门人)盘篮风”一哄而起之习惯,听说张状元都在古墓地栽桑养蚕,便效仿成风。海门又增一行,放价争收,乡民获利而加速发展。计凡两年,海门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兴桑养蚕热潮。
正在蚕业大兴之际,新任江苏厘捐总局总办穆克登布却见利眼红,立即背信推翻丝捐成案,金陵厘捐总局亦翻案,严督厅州勒商补缴历年已经免除的丝捐,令每灶捐洋200元。丝商不能承受,怨愤交加,不得不以闭行抗议。知州汪树堂即将川港、三十里两处茧灶封闭七年。王宾以示谕在先失信不义,与张謇力争之。十二月上旬,张謇拟定《遵办通海纱丝厂禀稿》呈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1897),海门同知惟恐蚕农由于失去生计而愤起反抗,恳劝丝商按去年价格的十分之三收购上市蚕茧,姑塞民望,才算勉强度过难关。可是,丝商的损失又转嫁到蚕农身上,严重损害了农家养蚕的积极性。这年,湖州人到通海一带贩卖桑秧,竟很少有人问津,结果连老本都赔光了。
提倡蚕桑的失败使张謇受到很深刺激。张謇无限感叹:“通海蚕桑之风方开而闭,则厘局为之也。”张謇给友人函中,透露近年于办蚕桑中与官吏交涉之甘苦:“精神智虑费于事外者十七(十分之七),尽于事中者十三(十分之三),益知腐之木,般尔不能雕,必死之人……对刘坤一亦颇失望”,“然而,(顾)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黄)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因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祓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意、奋然为之,以为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张謇拟《请兴农会奏》,强调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要仿西方讲求学农,行西国农学之法,为保护许以自由之权。张謇致函《时务报》的汪康年,呼吁申民权,以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之害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除,难保民权,失去百姓,最终君权也不保。
张謇悻悻然向朋友大发牢骚:“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对政府的不满溢于言表,但根本立场仍是忠君爱国。所以,他在骂官之余又转而责备商民:“民之疾官,不足奇也。所奇者,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而弃塞生计,宁为荼毒以同尽”。他劝商民不要把官吏的贪暴记在皇帝的账上,千万不要反对朝廷,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好官日增“布满天下。又撰《论商会议》大呼:“天下之大本在农,各府宜分会”,“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农户、商务者,民生得丧之林,即吏治修坠之境。日言变法,而不于吏治民生是务,未见其有益矣”。由此也可见张謇早已提出了“民生”的理念,后又逐步强化着“民权”、“民族”,形成了强烈的“三民”思想观念,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孕育、奠定着思想理论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通海垦牧公司围海造田展开之时,张謇在制定《通海垦牧公司招田章程》中,就将垦区种桑列为佃户种植的9种经济苗木之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考察日本回国后,见通海植桑养蚕之副业由于捐税太重,商人无利可图,一些茧行、烘灶被迫停业。知州王仁东莅临通,适奉派办处饬发桑苗劝民种植,并饬援照清江成案,请求清政府免捐三年。如每年能栽桑10万株者,再请展限3年,并请张謇出面集股筹建蚕桑公司,筹集股金2万元(实收8800元),于唐家闸建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高清任经理。公司之建,缘于王仁东“念农业之不昌,而弃货于地之可惜,慨然为复请免捐,谕董集公司兴办”之请。张謇遂与高清、魏诚经、龚璋、顾昌鼎等人制订“始、中、终三年”发展业务规划,并撰《通州蚕桑公司集股办启》,《为创设蚕桑公司禀请立案呈文》。计划分三步开展业务:第一步,树桑、课蚕为始事,设蚕桑学校和染织传习所,招生学习选种、育秧、栽桑、养蚕知识,以培育技术人才;第二步,设庄收茧为中事,造茧灶,设茧行;第三步,织染为终事,购置缫丝盆和织机。旋经张謇与两公司商议,改按每灶烘干茧120担,认捐洋200元,8折厘捐。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三十日,李审之来电转述商部左丞相唐文治嘱张謇办商会及丝茶大公司。张謇复函中云:“走以通州人经营通州一方之实业,八年之中,立大小公司者十,实已心瘁力殚,所同心共事者,一兄(张詧)与三数友而已。若更承上二事,则须常驻沪,而通州一方之实业必荒”,因而辞之。后由张詧、张謇、高清创办阜生蚕桑染织公司,以开农智、兴工业、通商利为宗旨。张詧、张謇、高清议乃招入实业之款,作为实业股本,先后共招入银53000元,禀部立案定名。其建筑设备所费:包括厂屋机件、生财器具、丝篮茧格合银3463元。定兴桥分灶房屋40间,银6273元。四杨坝分灶房屋6间,银1879元。厂屋茧灶204间,银17450元。织绉机41张,银3120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蚕桑学校学员们初步掌握了种桑、育蚕、烘茧等技术,阜生蚕桑染织公司以自缫之丝,先行试织花色绸绉,名曰:通绸、通绉。设备用江阴式铁木丝织机,当时年产绸绉4300多匹,棉织品1万多匹。不久,公司又在附近增设染织考工所,聘用曾被派往日本学习染色工艺的学生和日本技师,仿造各种绒线毯、丝缎带和丝棉绸,产品精美价廉。然而,因利润不高,公司开办3年,帐面亏损达2.1万多元。
为发展蚕桑业,张謇命南通农校开办了蚕桑科,以培养技术人才,设有养蚕法、蚕体生理、蚕体病理、蚕体解剖、显微镜使用法、制丝法、桑树栽培法、土壤学、肥料学、害虫论、蚕种检验法等11门专业课程,并注重养蚕、制种、栽桑、缫丝等实习。蚕桑讲习所设本科、简易科二种。并致函万国蚕桑改良会,代购销良种纸蚕种,以改江北土制纸蚕种。
宣统元年(1909),通海垦牧区桑树成园,农民收入达5300规元。又在蚕茧产地海门定心桥设立烘灶,就地收茧、缫丝,使成本有所降低。当年盈利25351元。公司主要经营缫丝、染织两项业务,其所以有盈余,都靠出售生丝,有时甚至将收购的蚕茧转售牟利,成为商业经营。
宣统二年(1910)间,上海市场萧条,海门产品销路呆滞,而栈租、亏磅、利息等支出甚多,通海茧商普遭亏损。张謇仍念念不忘蚕桑,因为农妇“不能及于穷檐部屋……诚欲使妇女习勤于农之外,兼事工以广生计也。”
民国二年(1913),张謇回顾通海地区十年蚕桑业探索发展史,经历了多少曲折风雨起伏,有亏有盈。
1904年,亏2734.773元,职员30人。
1905年,亏13502.867元,学生50人。
1906年,亏4848.688元,织工280人。
1907年,盈2979.731元,公益208元。
1908年,盈2329.161元,公益70元。
1909年,盈20042.801元,公益91元。
1910年,亏5283.249元,公益284元。
1911年,亏18116.643元,公益750元。
1912年,盈4707.246元,公益300元。
1913年,盈3923.905元,公益504元。
十年中,半亏半盈,统算虽亏10503.376元,但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栽桑养蚕技术得到了普及和提高。
民国三年(1914),平安村(今启东民主乡)刘绍友等一批农民又从浙江湖州一带大力引进湖桑扩种、发展养蚕业。可是,奉巡按使通饬照苏属章程,每担完税洋达8元之多。各茧商以税愈重则弊愈密,禀请设立通海茧业公所以维持,并奉通饬通海地方官严禁私灶烘箱、路贩以免纷扰。然以税重之故,固未充分推广。
阻碍蚕桑业迅猛发展的阻力种种,税赋过重为主要因素。张謇在继续争取减税的同时,注重培养技术人才提高单产增效。民国八年(1919)十月二十日张謇视察蚕桑讲习所建筑基地,以便蓄势待发。
据史料记载,张謇在世最后几年的海门产茧数如下:
1919年6500担。
1920年6550担
1921年6750担
1922年8150担
1923年7600担
1924年5400担
1925年5700担
年平均数6664担,换算为333吨。
张謇为海门蚕桑事业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海门的蚕桑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浪潮。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栽桑、养蚕、加工、经营的经验,培育了一批技术骨干,为以后的蚕桑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只因腐败政府的苛税重重而未能实现他的理想目标。
惜哉,张謇倾心提倡的蚕桑事业,未能如愿。
伟哉,张謇造福乡里的毅力,苍天可表。
张謇50年开拓了海门蚕桑业道路,为以后的发展扎下了根基。据史料记载,张謇逝世后的海门茧量:1926年2500担,1927年8400担,1928年7550担。随之出现了收购、烘茧、缫丝、织造等工商业。仅茅家镇就有业主陶元昌开设的茧行,店号“陶万源”,大儿子陶永茂开设“东陶万源”,以及“新陶万源”、“西陶万源”等丝线店,雇工缫丝、印染、制线。1929年,仅在海门地区开设茧行就有25家,茧灶150多座,收购鲜茧加工成干茧3320担。他们分别如下:
名称 组织性质 地址 茧灶(双灶、座) 烘干茧量(担)
王正大 合股 茅家镇 8 160
祥泰勤 合股 茅家镇 8 160
王正源 合股 茅家镇 8 160
陶元昌 茅家镇 6 120
阜康顺 合股 茅家镇北 8 160
达生 合股 茅家镇 8 160
徐双成 独资 茅家镇 4 80
裕生 合股 三和镇 4 80
正大仁记 独资 三和镇 8 160
李天宝 独资 三和镇 2 80
正生 独资 坝头镇 7 140
吴张泰 合股 吴家镇 8 160
洽昌 合股 大洪镇 8 160
阜生 合股 定心桥 10 200
日丰 合股 江家镇 4 80
阜源 合股 天星镇 6 120
福源祥 合股 汇通镇 8 160
永兴 合股 二匡镇 8 160
倪万春 合股 长兴镇 8 160
和丰泰 独资 凤凰桥 6 120
同裕公 合股 六匡镇 6 120
公泰 合股 狮子镇 4 80
义兴 合股 木行头 5 100
董和济 独资 连元镇 8 160
孙同济 合股 常乐镇东北 2 80
上述烘干茧以1:2.4折成鲜茧10928担。这是海门蚕茧史上的盛世期,产茧超万担,即换制算为546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丝市开始衰败疲软,茧价下滑,县内养蚕锐减,“茧灶”逐渐毁掉,至1949年解放时全县产茧仅4.2吨。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海门通东地区棉花黄萎病加速蔓延造成棉花减产棉农减收,便掀起了一场缩棉扩桑的大动作,让土地增效农民增收,出现了又一次蚕桑业大发展,2004年产鲜茧2819吨。